第一章　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的各种理由

　　作者：左大培

　　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措施有多种对本国经济有益的作用。这其中的每一个对本国经济有益的作用就是一个对本国经济有益的“效应”。这些有益效应就是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的理由。它们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主张保护的“论据”(argument)(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4，p.348)。

　　熊彼特在其未完成的著作《经济分析史》中列举了主张保护的各种“论据”。他指出：主张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作家们已经提出了保护主义的所有论据。这些论据中包括：幼稚产业论据，军事论据，关键产业论据、一般地自给自足论据和就业论据(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4，518-519页)。如果全面完整地说明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措施对本国经济的各种有益的效应，就应当在上述“论据”之外再加上限制进口的改善贸易条件效应和国民总收入效应。本章将吸收并进一步发展熊彼特的论述，逐一说明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措施对本国经济的各种有益的效应。

　　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是西欧近代早期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部分。重商主义者们设计了一整套的保护制度，这种保护制度包括保护关税、出口补贴等。16世纪以后，特别是在17—18世纪，西欧各国都在重商主义政策下对国内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实行保护制度。这种制度人为地助长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在法国，手工工场的原始资本甚至一部分是直接由国库供给的(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第24—25页)。熊彼特指出：关于外汇管制和贸易差额这两个题目的学说，特别是关于贸易差额这个题目的学说，通常被认为是传统教义说的“重商主义体系”的核心(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501页)。而重商主义体系主张贸易差额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主张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重商主义体系主张的外汇管制，直接的作用就是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由于这个原因，本章在说明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措施对本国经济的有益作用时，将经常援引英国重商主义的著名代表托马斯·孟的论断。

　　本章以下将逐一说明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措施对本国经济的各种有益效应。

第一节       培育幼稚产业的效应

　　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市场的培育幼稚产业效应指的是，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在外国产品价格较低的情况下为国内产业保留了足够的产品市场销售空间，从而使国内生产历史较短的幼稚产业能够持续生产和发展，由此利用“干中学”的学习效应而逐渐降低其生产成本，将本国的幼稚产业发展成为有足够国际竞争力的强大成熟产业。

　　反对保护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们通常援引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原理来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根据李嘉图的这个比较成本原理，如果各国政府都实行不干预对外贸易的自由贸易政策，每个国家都生产并出口自己的相对成本比较低从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国际贸易就会增加每个国家的享受品总量，对每个国家都有利(Ricardo，第7章，113-115页，108页)。

　　但是这样的自由贸易仍然会使现代制造业落后的国家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制造业发达的国家。现代的制造业落后的国家现代制造业产品的相对成本高于发达国家，在自由贸易下只能进口现代制造业产品。而如果这种国家不能改变其现代制造业生产落后的局面，它就会一直是一个相对较穷的不发达国家。

　　而现代制造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生产效率高、产品成本低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者掌握了高效率的生产技术，而这种技术是在长期的生产中积累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干中学”的结果。

　　“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指的是在从事产品生产活动的同时就自动地积累知识、增加经验和工作技能。技能的提高又会反过来提高在给定每人平均实物资源下平均每人生产相应产品的生产率。这样，“干中学”使得从事某种产品的生产本身就自动提高了给定实物资源下每人平均的该种产品产量，这也被称为生产的“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

　　现代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制成品的相对成本之所以低，正是由于它们进行现代制造业生产的时间长、历史上累积的产量高，从而通过“干中学”积累了较多的技术。约翰·穆勒也承认：“就某一生产部门来说，某一国家优于另一国家，常常只是因为这个生产部门在前一个国家建立得较早。固有的优势或者劣势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已经获得的技术和经验这种当前的优势。尚未获得这种技术和经验的国家，也许在其他方面比先走一步的国家更适合于这种生产”(Mill，John Stuart，第五编第十章，下卷508-509页)。

　　但是在自由贸易下，先发展了现代制造业的国家的这种低相对成本，却成了妨碍落后国家发展的障碍。发达国家现代制造业产品相对成本低，使它们的现代制造业产品相对价格低，而落后国家现代制造业产品生产成本高，使它的现代制造业产品根本不能在市场上与发达国家产品竞争。而落后国家现代制造业产品生产成本高，又是因为它进行现代制造业生产的时间短、历史上累积的产量低，从而通过“干中学”积累的技术知识少。

　　这样，自由贸易就使现代制造业尚未发展起来的落后国家陷入了两难困境：进行现代制造业的生产才能提高其生产率降低比较成本而变为富国，但是开始这种生产时企业会亏本;想避免开始时的亏本不进行现代制造业的生产，生产率就永远不会提高，落后国家就永远不会变为现代制造业发达的先进富国。约翰·穆勒因此承认：“我们不能指望生产者尚未受到充分训练，没有熟练掌握生产技术时，私人会甘冒风险或在明知会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引入一种新的制造业并承受经营这种制造业的负担。在适当时间内课征保护性关税，有时是国家支持这种试验的最为便利的方法”。“只有在以下情形下课征保护性关税才是正当的，即：为了把完全适合于外国情况的产业移植到本国而暂时课征保护性关税(特别是在正在兴起的年轻国家)。”(Mill，John Stuart，第五编第十章，下卷508-509页)

　　落后国家对进口的现代制造业产品实行保护关税，可以使落后国家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两难困境：落后国家的政府对进口的现代制造业产品征收足够高的关税，使缴关税后的进口现代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不低于国内生产该产品的相对成本;这样的高关税保护使落后国家国内生产现代制造业产品的企业用销售该产品的收入就足以补偿“国内首创的学习费用”和没有“干中学”效应时的高成本，使国内企业愿意主动地生产该产品。随着落后国家国内该产品生产的发展，技能学习的正常化和“干中学”效应的发挥都会降低落后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成本，这又使为保护本国生产而设置的该产品进口关税可以随之降低。这样，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就有了培育本国幼稚产业的作用。

　　当然，落后国家的政府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这大大减少了落后国家进口产品的数量，使落后国家不能充分享受外国现代制造业的产品相对便宜的好处，妨碍了充分发挥当下的比较优势来增加本国可以享有的物品数量。本质上，这是以牺牲现在的物质享受来换取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未来更高的物质福利。现代工业国相对于落后国家的高富裕程度表明，保护关税造成的这种当前的福利损失对落后国家是值得的。这正如李斯特所指出的，“保护关税在初行时会使工业品价格提高;但是”“经过相当时期，国家建成了自己的充分发展的工业以后，这些商品由于在国内生产成本较低，价格是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品价格以下的。因此，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 (List，第26章，261页;第12章，128页)。

　　早在英国的重商主义时代，英国的重商主义者们就清楚地意识到了保护国内市场的培育幼稚产业效应。熊彼特总结了他们的论述，指出(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4，519页)：可以肯定，也许除了英国的毛纺织业外，在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环境下，幼稚产业论据是所有保护国内产业的建议的基础，因为任何其它论据都不象这个论据那么明白易懂。在英国，幼稚产业论点出现于伊丽莎白时代，当时英国正在经历第一次工业繁荣。这个论点在重商主义文献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直到伊丽莎白时代结束，即直到产业革命初期，当时，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很强调这个论点。

　　熊彼特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主要说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建议只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提供保护，或者特别强调“幼年期”这一点，以致于人们不可能怀疑这个论据的性质。例如，阿瑟·多布斯在《论爱尔兰的贸易和进步》(1727-1731年)一书的第二编里明确指出：“奖励只限于鼓励处于幼年期的制造业或其它有改进的行业”，“如果改进以后，这些工业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获得发展”，那么进一步扶植将是徒劳无益的。亚伦顿在1681年出了第二编的1677年的《英国通过海上和陆上的改进，不用战斗就战胜荷兰，不用货币就偿还债务，使英国的所有穷人都有工作……》中，建议保护亚麻布制造业，但只限于七年(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4，519页)。

　　熊彼特指出(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4，523页)：重商主义者们提出保护的论据后，便急忙提出具体建议，例如，哪些产业部门最有发展前途而应该予以扶植--就英国来说，他们认为应该扶植渔业、冶铁业、亚麻布业、水道的改进或皇家土地的开发。

　　本书的第二章将以数量化的理论模型来论证显著进口的这种培育国内幼稚产业的作用。

第二节   改善贸易条件的效应

　　贸易条件为一国出口产品价格与进口产品价格之间的交换比率。一国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可能降低本国进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而不提高本国出口产品在外国市场上的价格，从而改善该国的贸易条件。根据进口关税的这种改善本国贸易条件的作用，还发展起了有关改善贸易条件的最优进口关税的学说。

　　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在其所著《国际经济学》的第9章中，以简单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进口关税改善大国贸易条件的效应。他们指出，进口关税总能改善一个大国的贸易条件，但同时也扭曲了生产和消费行为。他们在其所著《国际经济学》第9章的附录中证明了，在一个足够小的关税下，贸易条件改善的所得总会比扭曲的损失要大，因此，总是存在一个大于零的最优关税(Krugman and Obstfeld，第9章附录，p.250)。

　　本节以下引用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所著《国际经济学》第9章附录(Krugman and Obstfeld，第9章附录，p.250—252)中所作的这一论证，以说明征收进口关税改善大国贸易条件的作用。这一论证中假定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都是线性的直线。

需求与供给

　　假定本国为进口国，其需求函数为

                 (9.1)

　　上式中的是该产品的国内价格。本国的供给函数为

               (9.2)

　　本国的进口需求正好等于国内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

         (9.3)

　　外国的出口供给曲线也是一条直线：

              (9.4)

　　上式中的是国际价格。本国的国内价格比国际价格高出关税t：

     (9.5)

关税与价格

　　关税在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之间嵌入了一块楔子，它使国内价格上升而同时压低国际价格。

　　定义为没有进口关税时的国际价格，这种情况下，。没有关税时的世界市场均衡会使时本国的进口需求正好等于外国的出口供给：

　　这意味着

时，世界市场均衡下本国的进口需求也正好等于外国的出口供给，但国际价格要满足的条件变为

        (9.6)

　　由此可得这种情况下的国际价格

因为，故这种情况下　　

　　因为没有进口关税时的国际价格

　　所以关税t会把国内价格抬高到

      (9.7)

　　而国际价格则降至

         (9.8)

　　对一个小国而言，外国的供给具有高度的弹性。也就是说，h的值非常大。因此对一个小国来说，关税对国际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提高国内价格的幅度则几乎是一比一。

关税和国内社会福利

　　本模型在推导关税对本国社会福利的影响时，以马歇尔的总剩余来代表国内的社会福利。

　　征收进口关税对社会福利的好处B就是征收关税使国际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收益，其值为国际价格的下降值与征收关税后的进口量的乘积：

　　征收进口关税给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S则为两部分之和;一部分为它扭曲生产造成的损失，另一部分则为它扭曲消费造成的损失。它扭曲生产所造成的损失为国内产量由上升到所增加的生产成本大于以自由贸易下的国际价格买入这些产品所付金额之差，在线性的供给曲线函数下，它等于供给曲线由到那一段下边的一个三角形的面积：

　　征收进口关税扭曲消费所造成的损失为消费由减少到所减少的消费者剩余，它等于需求曲线由到那一段下边的那个三角形的面积：

　　这样，征收进口关税给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就为生产和消费扭曲这两部分损失之和：

　　因此，关税对社会福利的净影响为

　　当关税足够小时，上述净影响必定为正值。其原因就在于，当我们减小一个小于一的正数时，其平方值向零收敛的速度要比该数本身向零收敛的速度快得多。当关税率小于一且不断减小时，最终会在一个足够小的关税水平上，关税给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会被关税给社会福利带来的益处所超越，关税对社会福利的净影响会变为正值。

改善贸易条件的最优进口关税率

　　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把进口关税的上述效应称作“赞成关税的贸易条件改善论”。他们指出：

　　对一个能够影响出口国价格的大国而言，进口关税可以降低进口产品的国外价格从而使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不过进口关税也会扭曲生产与消费的动因，这是进口关税的成本。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贸易条件改善的收益可能会超过其成本。这就是赞成进口关税的贸易条件改善论(Krugman and Obstfeld，第9章2.1，p.225)。

　　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的数学模型证明了，在一个足够低的关税率下，贸易条件改善的收益就会超过其成本。因此，大国实行低关税率政策比实行自由贸易时社会福利要大。不过，随着关税率的上升，其成本的增长速度开始比益处的增长速度更快，以致再提高进口关税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而当进口关税率达到一定水平时会完全排除进口，从而使社会福利恶化到不如自由贸易下的状况。而那个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的进口关税率就是所谓的最优关税率。根据传统意义，最优关税率通常都是指贸易条件改善论中认为的最优关税率，而非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的最优关税率。最优进口关税率总是正值但小于使人们不再进口的禁止性关税率(Krugman and Obstfeld，第9章2.1，p.225)。

　　贸易条件改善论还主张对出口征税。由于出口补贴使贸易条件恶化而明显减少社会福利，因此对出口部门的最优政策必然是实行负补贴，即通过对出口产品征税来提高其出口价格。与最优进口关税率一样，最优出口税率也总是正值但小于使人们不愿出口的禁止性出口税率。这可以解释某些石油出口国对其石油出口征税的做法(Krugman and Obstfeld，第9章2.1，p.225—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