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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21 世纪以来西方左翼对共产主义观念的时代阐释

2020-12-7 23:5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660| 评论: 0|原作者: 刘清云 |来自: 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

摘要: 共产主义设想是西方左翼学者探讨的重要议题,它经历了一个从被肯定到否定再到复归的发展过程。苏联解体使左翼丧失了生机与活力或淹没在消费、娱乐文化的批评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陷入低迷。然而,



共产主义设想是西方左翼学者探讨的重要议题,它经历了一个从被肯定到否定再到复归的发展过程。苏联解体使左翼丧失了生机与活力或淹没在消费、娱乐文化的批评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陷入低迷。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左翼学者重燃对共产主义观念的研究热情,试图以全新的视域阐释当代共产主义的时代价值与实现路径。深入研究国外学者关于共产主义观念产生发展的现实条件、理论基础以及现

  

论 21 世纪以来西方左翼对共产主义观念的时代阐释

  刘清云 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 

  

  【摘要】自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后,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面对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和福山历史终结论对西方左翼所带来的杀伤力,以阿兰·巴迪欧、斯拉沃热·齐泽克、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等为代表的左翼学者提出重释共产主义观念,恢复共产主义时代价值的历史任务,并对此做出了诸多有价值的理论思考。深入分析左翼学者构建当代共产主义的逻辑思路,探寻其未来的发展趋向,不仅可以扩展我们研究共产主义理论的全球视野,而且有利于指导我们认清共产主义的时代价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决心和信心。

  【关键词】西方左翼;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非物质劳动

  【作者简介】刘清云(1992—),女,山东安丘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共产主义设想是西方左翼学者探讨的重要议题,它经历了一个从被肯定到否定再到复归的发展过程。苏联解体使左翼丧失了生机与活力或淹没在消费、娱乐文化的批评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陷入低迷。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左翼学者重燃对共产主义观念的研究热情,试图以全新的视域阐释当代共产主义的时代价值与实现路径。深入研究国外学者关于共产主义观念产生发展的现实条件、理论基础以及现实路径等内容,对全面理解共产主义观念,以及推动我国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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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复归共产主义观念的现实紧迫性与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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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之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仍然不可调和,对抗与冲突不断,并带有明显的加剧趋势。著名左翼学者阿兰·巴迪欧,受到当前所处时代环境变化的影响,他已经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中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辩护者,转而成为寄希望于共产主义观念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理论家。他指出操控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四个原则是集体主义对抗私有化、多形态的劳动者对抗专业化、具体的普世性对抗封闭的身份、自由联合对抗国家,而这些对抗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则时刻冲击着资本主义编织的世界体系。在此基础上,左翼政治家齐泽克不仅肯定了巴迪欧关于共产主义假设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且还特别强调“人们应当在历史现实中对对抗进行定位,使其成为实践的迫切性”,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较为突出的四种对抗形式,即生态危机、财产私有与知识共享的不一致、生物工程的反伦理现象以及被包容者和被排斥者之间的矛盾。在对资本主义种种对抗进行客观分析之后,齐泽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并将这些弊端视为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终结的现象表征。在齐泽克看来,虽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全球市场条件被开发、被利用不断增强的新阶段,但是金融体系的崩溃风险却时刻体现出资本主义系统的功能紧迫性,他们无法通过自身解决问题。因此,齐泽克明确指出:“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而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全面重新肯定”。相较于巴迪欧反对历史决定论的立场,齐泽克则更加突出对历史现实本身的关注。

  谈及对共产主义产生、发展的现实条件的研究,作为当代国外共产主义研究的代表作之一的《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一书不可回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布鲁诺·波斯蒂尔斯在这部著作中以本体论视域为出发点,深入分析了投机左派的局限性,指出“投机的左倾主义代表了对共产主义概念的一种毫不妥协的净化,与其说是废除共产主义,不如说是对包括国家的所有阶级、政党和意识形态机构在内的当前状态的完全空白”,这一股旨在净化共产主义,消除过去和现在与阶级、政党和国家的一切联系的潮流,它的典型表征包括寻求左派本体论(强调社会的建立而淡化甚至消弭社会与政治的融合关系)、接受政治的非政治性、对权力与非权力、政治不变性与审美多元性的宽泛区分等内容。波斯蒂尔斯认为这种忽略共产主义悠久历史的行为会导致真正的解放政治的消亡,因此强调多元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主张对共产主义概念进行重新认识,即在吸收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内涵进行重新界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约迪·迪安则另辟蹊径从当前的新共产主义运动视角出发,论述了共产主义在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的现实紧迫性,提出“随着我们渴望的目光投向共产主义的地平线,我们现在可以着手共同塑造一个我们已经拥有共同点的世界”。在迪安看来,左派已经被共产主义不可避免走向斯大林主义、走向衰退、崩溃的消极论调麻痹已久,因此需要学者对此做出新的理论阐释。迪安明确指出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的极端资本主义和绝望的金融主义所带来的严重不平等是显而易见、不可否认的,而且是全球性的”,所以需要重新发挥共产主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作用。而迪安在2020年最新的文章《共产主义或新封建主义》中,更是直指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封建主义倾向,犀利地向人们提出了选择共产主义或者新封建主义的单选题,主张推翻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她认为,资本主义垄断的集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国家对市场的屈从等都体现着封建主义表征,随着租金、债务、权力等的积累变得与通过商品生产的积累一样多,这表明越来越多的资本家没有将资本用于再生产,而是进行储存或者租金的重新分配,因此迪安表示“今天的交往资本主义是一个因为它自己过程的加强和转向正在成为新封建主义的系统”。她指出这种封建主义具有四个连锁特征:主权的划分、等级制度和新的领主与农民的征用、荒凉的腹地和享有特权的城市以及不安全感和灾难,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更加糟糕的新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征用、统治、武力等多个维度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不再有理由假设平等的行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相遇,即使这是一种支配性的虚构”,这将会导致新的领主和农奴、极端的不平等、强权政治等诸多现象,共产主义斗争的时代紧迫性毋庸置疑。

  然而,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危机在带来经济崩溃的同时,也产生了新一轮的资本利用空间,这不仅刺激资产阶级以更加严格的市场规则复苏经济,而且也带来资本主义对其自身做出的改革与调整。它们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依然存在并发展的现实因素,使资本主义产生了危机与革命的联结断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貌似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自身矛盾,都已经成为资本重新开拓资本空间的重要形式,它们共同维持着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齐泽克揭示了这种解释的资本主义本质,并呼吁人们应该更加重视危机背后逐渐增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组织上、智力上、政治上的进步)、人类摆脱压迫追求解放的观念、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承载压力以及共产主义力量探索新路径的努力和尝试等因素。

  在社会对抗与左派忧郁的整体气氛下,反抗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因素也在当代社会环境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四种对抗时,齐泽克已经认识到文化、自然资源、人类生物基因等所存在的“共有物”形式与内容,指出被包容者对它们进行占有和剥削的过程和程度,是构成当前复兴共产主义概念的参照标准。迪安不仅对共产主义之势下的新共产主义运动保持积极乐观,而且指出了网络信息技术下新资本主义时代的事态变化。她认为随着信息技术在不同领域的扩展和提升,人们的沟通能力已然突破时空、地域的传统限制,全球“交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在此条件下以共同的集体愿望为基础,实现对革命的组织、实施则是有可能的。左翼理论家哈特从“非物质生产”角度论述了这种生产方式所生产的产品的“公共性”。生产知识、传播信息、交流情感等具体行为生产的非物质产品可以被他人使用、占有和消费,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既创造价值,也提高自身,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对工人的纯粹剥削实质。他认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不同的是它主要基于对非物质生产的生产和分配。一方面,通过非物质生产生产出的产品具有其自身的社会共享性,可以实现分配的平等;另一方面,非物质生产过程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完成其自身的成长、生成与完善。这一界定被哈特视为现代社会中具有共产主义特征的重要表现,它标志着个人劳动产品实现了公共化。因此,非物质生产是可以直接实现社会化的领域,实现此类共有物的共享成为到达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内容。奈格里则更进一步地指出共有性已经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机体之中,并将现在的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是实现“共有”,即多元主体通过革命推翻私有制,实现财产共有,并在基础上建立全新的共同体的过程。他将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归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生动地描述为“种子已经播种,如果我们把土壤耕得好,收获就会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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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西方左翼学者复归共产主义观念的逻辑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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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机遇与挑战,作为激进政治的重要力量,西方左翼学者开启了一段探索复归共产主义观念的新征程。他们不断积累经验,推陈出新,试图通过得出的理论成果指导实践,从而寻找出替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方案。

  (一)理论层面

  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对解决全球化浪潮下的“共有物”问题提出了新要求,如何从现有理论基础重新阐释共产主义,从而确立共产主义的普世解放原则,成为西方左翼聚焦的核心内容。西方左翼学者主要从主体理论、非物质生产理论、平等主义理论三个层面对复归共产主义做出逻辑论证。

  首先,西方左翼偏向于从主体理论视域设想共产主义的政治形式。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观念普及、依靠新的主体开展相关革命性运动、实现新的政权组织形式的社会发展构想。他认为观念是“真理的过程和历史的再现二者之间的彼此作用的主观化”,共产主义观念则同样包含着将共产主义主观化的过程,它使个体在事件中成长为政治的主体,并一起融入整个历史当中。巴迪欧设想共产主义时,主要基于自己对“主体”的把握,几乎没有将经济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他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应该是在劳动资料集体所有,劳动成果集体共享的基础上,具有主体意识的人们追求幸福理想生活的未来社会,这是一种与资本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为主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无差别的共同体社会,是实现主体最大程度自由的平等社会。有必要指出的是,巴迪欧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是事件哲学。事件打破或者摧毁了现存秩序,事件爆发后遗留下的印记则标志着真理的存在,而主体又是激活印记、再现真理的力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主体的生成与真理的再现。例如:他提出事件具有偶然性和断裂性,而巴黎公社作为事件所体现出的从无到有的事态变化,以及在此事件中无产阶级作为主体而生成自身的过程,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偶然出现历史断裂的共产主义事件。巴迪欧借此论证了主体作为中介对偶然性事件的重要作用,共产主义观念则成为个体成为政治主体的条件。齐泽克在实践理性范围内对共产主义做出现实假设,强调改变现存社会对抗的重要性,将主体对共有物的占有作为人类不断实现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里的共有物既包括自然资源、土地等物质资源,还包括语言、文化等精神资源。他指出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就是被排斥者与被包容者激烈对抗的过程,被包容者在社会秩序中占据着“私有”的位置,而被排斥者虽在社会中代表着普遍性,却没有“私有”的资格,他们不仅在物质基础上被剥夺,而且在民主的政治空间里也难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因此,齐泽克表示,随着被排斥者主体的扩大,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性,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则使更多人成为“被排斥者”。他呼吁新的“无产者”应该团结起来,采取切实的行动争取对共有物的占有。

  其次,西方左翼热衷于从“非物质劳动”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经济形式。哈特与奈格里深入分析了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非物质劳动为逻辑核心的“非物质生产”或“生命政治生产”理论,试图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当代现实路径。哈特认为“生命政治生产”是包含思想、信息、语言、遗传密码等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在内的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这一过程既生产商品客体,也生产出相应的社会关系,它是伴有逐渐脱离资本的发展倾向的主体自身的非物质生产,带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和生命表征,这种生产形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非物质生产的产品它们可以采取虚拟状态,亦存在情感性表征,可以具体区分为融入通讯技术、实现信息化的大工业生产劳动;融入智能成分、实现生产自动化的生产劳动;融入感情因素、实现虚拟或实际交往的劳动。哈特与奈格里表示,包括劳动内容、劳动形式在内的向信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变化,“这是经济范式进程的最直接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内涵”。哈特分析了当代社会的两种新的财产斗争形式,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由于前者的私有性,后者的共有性,他进一步将斗争放置于独享财产与共享财产之间,提出正是因为它们很容易被共享或复制,因而难以管理所有权。共享财产的可再生性打破了稀缺性的逻辑,所以“今天非物质战胜了物质,可再生战胜了不可再生,共享战胜了排他”。限制“共有物”被共享的做法会使其生产率降低,而共享财产的共享属性则决定了它必须采取扩大传播范围及影响、增加使用受众等方式来保证并发展其生产力的必然行为。在哈特眼中,共享财产的发展趋势势不可挡,这其中既包括土地、森林、水等自然的共有物,也包括思想、信息、语言等人为的共有物,它与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相违背。在经过一系列分析论证后,哈特得出结论,认为“虽然共享财产生产者的生产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但资本不能干预生产过程,而必须保持在外部以租金(通过金融和其他机制)的形式剥夺价值”,从而尽可能地为这些生产者们创造自主的领域,提高生产率。公共财产的性质,如共享性、使用的开放性等,都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带来妨害,有悖于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而它逐步发展并取代私有财产的经济主导地位的过程,亦是资本超越自身获得解放的过程。

  最后,西方左翼倾向于将平等主义理论作为阐释共产主义观念的逻辑基础。巴迪欧提出,共产主义建立在三大公理之上,其一是平等主义思想,即人本性平等,意在建立一个不再由诸如财富、劳动分工、隔离、国家迫害、性别差异等社会关系结构不平等的世界;其二是强制的、超然的国家消失,强调人们的政治行动可以组织起来,而不受权力、国家代表权、选举等观念的制约;其三是“劳动的组织不涉及分工、任务的专门化,特别是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令人压抑的区别”。巴迪欧在谈到共产主义时,他将今天的共产主义作为“常用名称”,认为“它指明了一个社会和一个以平等原则为主导的世界的总体构想,一个不再由传统社会关系构成的世界——财富、劳动分工、种族隔离、国家迫害、性别差异等等”。他将平等理念贯穿于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之中,强调职业平等,追求收入公平,主张平等原则能够消除权力、财富等关系对人的重压。此外,巴迪欧还进一步指出共有政治是实现每个人真正意义上平等的必然要求,它具体表现为每个主体积极参与政治的态度,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以及主动参与政治的美德。身份政治会随着国际主义的革命传统而消失,因为共产主义所追求的平等主义解放,意味着客观机构转换为主体权利,主体之间的身份差别消失,这必然带来政治的解放。齐泽克同样坚持共产主义中的平等主义理念,认为社会中的被排斥者,即被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排斥的人,他们是被解放者,他们应该获得社会主体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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