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英国：催生了产业革命的贸易保护主义
作者：左大培
19世纪初完成产业革命之后，英国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并极力在全世界推行自由贸易。19世纪末英国虽然失去了第一工业强国的地位，此后却仍然一直是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2018年全世界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1297美元，而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为42491美元。但是英国只是在19世纪上半期才转向自由贸易政策，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制造业还落后于其它国家时，英国政府一直采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扶植本国的制造业。在18世纪及其以前的几个世纪，英国正是在这样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下发展起了发达的制造业，甚至首先进行并完成了产业革命。
第一节 产业落后时的贸易保护主义
直到18世纪下半期，英国还以严厉的手段限制外国产品和服务的进口。当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以高关税或绝对禁止的办法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够生产的货物”时，说道：“英国所绝对禁止输入或在某些条件下禁止输入的货物，其种类之繁多，不很熟悉关税法的人是简直极不容易猜想出来的。”（Smith，Adam，第四篇第二章，24页）这是18世纪及其之前几个世纪中英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常态。英国这种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保护国内的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以贸易保护主义扶植落后的制造业
英国在西欧近代早期仍然是个相对落后的国家。14—15世纪时，英国在经济上还落后于海峡对岸的尼德兰。当时英国生产并出口羊毛，主要供应佛兰德尔的毛织业。但这时英国也开始发展了自己的毛织业。15世纪时在毛织业中还出现了大批在包买商控制下的家庭手工业。在农村中，农奴制已经消灭，固定的货币地租占着优势地位。进入16世纪以后，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英国的专制王权从16世纪起采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工商业发展，为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英国，16世纪中叶以后，毛织业已成为遍及城乡的“全民性”工业，集中的手工工场也逐渐增多，呢绒输出量不断增加（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第29—30页）。
英国毛织业的这种发展，是在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保护下实现的。这个时期的英国政府一直限制呢绒进口，特别是限制原材料羊毛的出口以迫使其用于国内的毛纺织业生产。英国本为羊毛输出国，而16世纪中叶呢绒出口已经占英国全部出口额的80％。为了促进英国毛织业的发展，1614年英国政府完全禁止末加工的羊毛的出口。这促使17世纪初羊毛加工业在全英国普遍盛行，导致英国变为向国外供应毛织品（苏联科学院，第五卷上册，第6页）。
这仅仅是当时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之一例。16世纪下半期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英国禁止进口金属制品、皮革制品以及其它许许多多工业品。1650年到1663年英国一连制定了几个航海条例，严禁外国船只参与对英国及其殖民地贸易中的许多种运输。为了迫使荷兰承认这些航海条例，英国甚至不惜在17世纪下半期与荷兰进行了3次战争（左大培，第七章第二节，334页）。英国政府还于1696年批准了航海条例，严禁用外国船只转运英国和殖民地的货物（苏联科学院，第五卷下册，657页）。
在限制制成品进口和原材料出口、鼓励制成品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保护下，16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采矿、制盐、冶金、玻璃、造纸、啤酒等许多部门中也发展起来。在农村中出现了富裕的大租佃农场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17世纪上半期爆发了英国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有更大发展（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第29—30页）。
17世纪上半叶革命前英国已经有了不少拥有几百名雇佣工人并集中在一个厂房里为资本家工作的各种企业。但17世纪上半叶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最流行的形式是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富裕的呢绒商人在行会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古老城市中的企业活动碰到反抗，便到邻近的乡村地区去，那里赤贫的农民提供大量雇佣家庭工人－－圈地运动和地主夺取农民土地后，各工业郡丧失土地农民多半变为分散的手工工场的工人（苏联科学院，第五卷上册，8－9页）。这样的手工业发展为使用机器的产业革命准备了前提条件。
在中世纪行会组织仍旧存在的英国各城市，发生了行会内部和各行会之间的社会分化。从手工业行会会员中间分化出富裕的所谓中介师傅，他们自己不从事生产，而担负起行会与市场中间的资本主义中介人的角色，把普通会员压低到家庭工人的地位。伦敦的呢绒与制革行会中都有这种中介人。另外，通常从事于最后一道工序的各个行会，使许多在联带的手工业部门中工作的其它行会都隶属于自己，而本身却由手工业行会变成商人基尔特。同时，师傅和那些彻底变成“永久帮工”的帮工之间的鸿沟愈来愈大（苏联科学院，第五卷上册，8－9页）。
在这样的基础上英国在17世纪下半期从荷兰手中夺取了海上霸权，接着在18世纪中又挤掉法国，确立了在印度、北美的殖民霸权，成为18世纪首屈一指的工业、商业强国和最大的殖民帝国。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起首先开始了工业革命（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一章，第29—30页）。
英国的产业革命首先发生在纺织业部门。那时的纺织业可以说是技术最密集、最“先进”的产业，而英国在这方面明显地不具有比较优势。直到18世纪初，印度、伊朗和中国产的棉织品在价廉、美观和牢固上都还超过英国产品（苏联科学院，第五卷下册，657页）。但是英国绝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制造纺织品的努力，而是变本加厉地以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来加快本国纺织业的发展。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的毛织品。1700年，英国议会禁止从印度、伊朗和中国进口棉织品（苏联科学院，第五卷下册，657页）。这个禁令是绝对的，毫无伸缩的余地，哪怕是印度制造的一根棉线，英国人也不准动用。一直到1812年，英国还对从印度进口的花标布征收高达71.7%的进口税。英国的产业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下发生的（左大培，第七章第二节，334页）。
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了英国的产业革命
英国的产业革命正是在棉纺织业中发生的。1733年开伊发明了飞梭之后，18世纪下半期英国人发明了各种纺纱机、织布机、蒸汽机，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了使用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代。靠着首先完成使用机器生产的“产业革命”，英国才成为世界的制造业第一大国、第一经济强国。到1820年，英国已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到1850年仍占39％（左大培，第七章第二节，334页）。
按照通常的说法，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下半期在英国发生的“产业革命”，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第二次科技革命则开始于19世纪末，以电气化和汽车化为标志，美国靠了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领先地位而成了以后一个世纪中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可惜的是，与自由贸易的辩护士们所断言的恰恰相反，这两次科技革命都并非发生于自由贸易之下，而是出现于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之下（左大培，第七章第三节，344页）。
根据经济史上公认的记载，“产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下半期的英国棉纺织业，其特点是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1733年英国的钟表匠开伊发明了飞梭，提高了织布效率；1764年织工兼木匠哈格利夫斯发明了纺纱用的珍妮机；1769年发明了以理发师阿克莱特命名的水力纺纱机；1774－1779年间克伦普顿兼采珍妮机和水力机的优点，制成了“骡子”纺纱机；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了用水力推动的自动织布机；而1776年瓦特改进了前人发明的蒸汽抽水机，制成了单动式蒸汽机，10年之后蒸汽机开始应用于棉纺织业。这一系列机器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英国的棉纺织业首先完成了从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过渡。它的榜样带动其它各个生产部门也采用机器生产，由此而形成了“产业革命”的浪潮。按照经济史家的看法，英国的产业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初基本完成（左大培，第七章第三节，345页）。
正如上一节所指出的，在这个轰轰烈烈地进行产业革命的年代中，英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对最先开始产业革命的棉纺织业，英国的贸易保护尤其严厉。在18世纪初，英国完全禁止进口印度等地的价廉物美的棉布；以后直到19世纪初，英国还对进口棉布征收极高的关税。虽然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出版了那本被视为自由贸易的福音书的《国富论》，虽然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但是英国真正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20年代，那时产业革命已经接近完成了。从时间上说，英国的产业革命基本上是在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下进行的（左大培，第七章第三节，345页）。
产业革命中发明的纺纱与织布的新机器最初只用于棉布制造，其原因在于：18世纪前，棉布在英国是奢侈品，主要从印度进口。而在18世纪初，呢料制造者劝说议会禁止使用“洋布”（印度棉布）以保护英国的毛纺工业。但由于人民仍大量需要棉织品，英国棉布制造商就想利用机器以增加产量，而且他们也可以自由地如此作而不受重商法规阻碍（Hayes，Moon，Wayland，862－863页）。
一般的经济史论著在说明产业革命首先发生于棉纺织业中的原因时，都强调毛纺织业中重商主义法规的妨碍作用。它们都没有说清问题的另一方面——棉纺织品的进口壁垒与产业革命的关系。其实，对任何有经济分析头脑的人来说，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是很容易发现的（左大培，第七章第三节，346页）：
英国人民喜欢漂亮的棉布；由于政府禁止了价廉物美的亚洲棉布进口，他们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购买本国产的棉布。由于本国棉纺织业不发达，技术水平也低，棉布产量与居民的需求相比太少，就使国内市场上的棉布价格相当高昂，以致尽管本国的生产成本比较高，棉纺织生产还是极为有利可图。这就刺激了棉纺织业者尽力增加棉布的产量。但是，恰恰是由于英国的棉纺织业落后，它没有足够多的纺织技术工人来生产以满足市场的需求。纺织工人的数目太少成了妨碍增加棉布生产的最主要“瓶颈”。于是棉纺织业者们就有了强烈的欲望去发明机器，以便用现有的少数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产业革命就是这种发明冲动的产物（左大培，第七章第三节，346—347页）。
《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弗兰克还指出了英国首先进行产业革命的另一个原因：英国工人的工资比较高，使得英国的企业主有更强的愿望去以多使用资本的机器代替昂贵的劳动。我们还可以补充他的论点说，英国的社会体制也使英国有较高的积累率，从而资本的利息率较低，有助于推动人们使用机器（左大培，第七章第三节，347页）。
在产业革命之前，英国生产棉布的相对成本显著地高于印度等亚洲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英国应当放弃棉纺织品的生产，从印度进口棉布。而如果英国真的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免去棉布的进口关税的话，英国的棉纺织业会被彻底冲垮。那样英国将不会生产棉纱和棉布，也不会在棉纺织业中开始产业革命。没有英国18世纪保护幼稚产业的对外贸易政策，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有那场伟大的产业革命！（左大培，第七章第三节，347页）
尽管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就极力鼓吹实行自由贸易，但是英国只是在完成了产业革命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之后才真正转向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20年代，英国与各主要国家订立了互惠关税协定，把工业品的进口税率降低到平均30％的水平，废止了所有对输出品的限制。1841－1846年间，英国又取消了605种商品的进口税，降低了1,035种商品的进口税，1849年废止了实行近200年的航海条例。到1853－1860年，英国才最后消除了保护关税的残余，成了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左大培，第七章第二节，335页）。
英国的贸易中心城镇制度和外汇管制
熊彼特指出，贸易中心城镇制度和外汇管制是英国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政策体系的两个重要方面。
熊彼特认为，重商主义时代的贸易中心城镇制度逐渐演变成了近代意义上的保护主义（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2，507－508页）。重商主义时代搞贸易中心城镇有多种做法。一种做法是：凡是能够成为商业中心或者能够劝说其政府帮助取得这种地位的城镇，都试图运用贸易中心的权力，既强迫商人经过这些城镇，强迫他们出售货物，并强迫他们服从对这些城镇有利或被认为有利的其它限制。这种做法在13世纪及以后的年代传开来，先是遍及意大利，那里的热那亚和威尼斯是最强大的贸易中心城镇，然后遍及欧洲其它地区，包括俄国在内。这种做法也传到了英国，正如爱德华三世（1327－1377在位）的贸易中心城镇敕令所表明的那样。1558年失掉加来后，英国实际上就不再实行这种贸易中心城镇政策，而在其它地方例如威尼斯，这种政策却一直延续到拿破仑征服那个城市为止（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2，507页）。
1558年英国开始实行重商主义时代搞贸易中心城镇的另一种做法：为了整个国家实际的或假想的利益，为了伤害外国人，迫使国际贸易纳入规定的渠道。英国的文献讨论的主要就是这种做法。英国仿效西班牙而有所改进，实际上将这种做法发展到了超过所有先例的程度。又过了整整一个世纪，1660年颁布航海条例和1663年颁布贸易中心城镇法案后，才奠定了这种政策的立法基础（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2，507页）。
也如熊彼特指出的，完全管制外汇使政府部门能够阻止某些进口或出口，同时能够鼓励另一些进口或出口，从而能够强有力地影响国民生产；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改善国家出口对进口的贸易条件（Schumpeter，第2编第7章3，509页）。
熊彼特认为，管制外汇的做法以及人们就此展开的讨论，两者都在英国达到了最高水平。但是，前者达到顶点比后者早得多。英国的外汇管制是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达到顶点的，在此期间，由于各方面的情况不断好转，也开始放松外汇管制。那时，由一名特别指派的官员即“皇帝汇兑官”管理外汇交易，辅之以禁运金银（在多次反复之后，除了禁运英国硬币外，于1663年正式取消了此项禁令）以及1390年的“使用法令”，这一法令企图强迫进口商使用他们出售货物的所得购买英国货。许多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类似这个法令的措施（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3，508页）。
建立贸易中心城镇与外汇管制主要是相互补充，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相互替代：大约直到1660年，自由贸易作为一项纲领意味着发展贸易中心城镇制度，约束甚或解散商业公司。1600年以后，自由贸易意味着迫使商业公司开放门户，使每个商人都能进入商业公司。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由贸易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解散托拉斯” （Schumpeter, 第一卷第二编第七章3，510页）。
贸易保护主义的标志：航海条例和谷物法
到19世纪初英国开始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时，关于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英国的谷物法和航海条例上，以致谷物法和航海条例成了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标志。不过，谷物法和航海条例并不是英国限制进口的保护政策的全部，甚至不是英国限制进口的保护政策的主要部分。从本章的后边几节中可以看到，其实在英国的制造业还缺乏竞争力时，英国限制各种制成品进口的严厉程度和政策作用强度，并不小于谷物法对谷物进口的限制。在这里专门谈到英国的谷物法和航海条例，不过是因为它们在英国有关自由贸易的论战中受到了特别多的关注，甚至被错误地当成了英国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代表。
英国的谷物法是在谷物（主要包括小麦、大麦、黑麦和燕麦）充足和低价时期，为生产者的利益而企图控制谷物贸易的议会法规。禁止或不鼓励进口的法规可以追溯到15世纪。但是，只是在1663年的一个法令中它才生效。而出口补贴开始于14世纪，并且依照1689年制定的一个法令而变得更有系统。只是在19世纪，这样的法规才引起人们争论。特别是1815年的谷物法，其目的在于，在国内价格没达到一定水平（对小麦是达到每夸脱80先令）时禁止进口，以此来鼓励国内生产。但该谷物法却成为代表消费者利益的激进分子和中产阶级制造商及出口商猛烈攻击的目标。实际上，没人对1815年的谷物法满意，因为它使进口不稳定。为了对付这些问题，在1828年采用了一种可调节的税率，在1842年降低了税率，并在7年后最终放弃了这种关税。虽然随着欧洲小麦供应的枯竭，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谷物法已经不再对谷物贸易造成很大的实际困难，但谷物法的废除被认为是标志着自由贸易理论在英国的最终胜利，并且迅速获得象征性的价值。而在实际上，谷物法对当时正规的政治经济学只有较小的重要性（Hilton，B.）。
航海条例对英国经济的重要程度则远远超过谷物法。英国根据重商主义原则于1651年制定并随后不断修订和严加落实了它的航海法（梅俊杰，第三章，126页）。大不列颠的航海法力图通过绝对禁止或对外国航船课重税来使本国海员和船舶独占本国航运业（Smith，Adam，第四篇第二章，34页）。这是一种严格限制海运服务进口的政策。
英国航海法的规定大体为（Smith，Adam，第四篇第二章，34－35页）：
1.凡与大不列颠居留地和殖民地通商或在大不列颠沿岸经商的船舶，其船主、船长及四分之三船员，必须为英国籍臣民，违者没收船舶及其所载的货物；
2.有许多体积极大的输入品，只能由上述那种船舶或商品出产国的船舶（其船主、船长及四分之三船员为该国人民）输入大不列颠，但由后一类船舶输入，必须课加倍的外人税。若由其它船舶输入，则处以没收船舶及其所载货物的惩罚；
3.有许多体积极大的输入品，只许由出产国船舶输入，连使用英国船舶运送也在禁止之列，违者没收船舶与其所载货物。
4. 各种腌鱼、鲸须、鲸鳍、鲸油、鲸脂，非由英国船捕获及调制，在输入不列颠时，即须课以加倍的外人税。
此外航海法还规定（樊亢、宋则行，第一册第二章第二节67-68页）：非经英国政府许可，外国商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通商；欧洲货物必须用英国船只或原商品出产国的船只方准运入英国港口和殖民地；外国向英国殖民地输出条例中所列举的商品，必须先运到英国纳税后，方可转销到各殖民地去；殖民地输出“列举品”，也必须经过英国再转销到欧洲市场。航海法还规定了（梅俊杰，第三章，126页）：所有输入英国的货物只能由英国的或者货源地的船只运输；船只也应在英国建造。
英国制定航海条例时，荷兰掌握着海运上的霸权。英国实行航海法，就是为了从荷兰手中夺取海洋上的霸权。1650年前，英荷贸易几乎完全是荷兰保持顺差。克伦威尔于1651年从国会获得了《航海法》，这一经济交战行为引发了英国与荷兰间的首次武装战争（1652－1654年）。从1665年开始，英国开打与荷兰人的第二次战争，该战争的动因完全在于经济问题（Murat，第11章，148－149页）。
本书第一章中指出，英国人制定航海法保护自己的海运事业，更重要的目标是加强自己的海军实力。航海法表明了英国决心夺取海运和海军霸权。这样的航海法当然会全力保护和发展英国的造船产业。即使是在废除了航海法之后，英国也仍然保持着航海法的基本精神，为加强海军力量保持海上霸权而以政府采购支持本国造船业的发展。这使英国的造船业在3百年中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的水平。
一战前，作为技术和经济上的领先者，英国的造船厂无人可以匹敌。即使那些决心自己发展造船业来加强本国国防力量的国家，如意大利和日本，最终也放弃了这种努力，从英国购买了战船和商船。到1913年，世界上60％的轮船还是由英国生产的（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41）。
1900年前后，美国造船厂的劳动生产率只有英国的55％－70%。19世纪末英国在造船业上相对美国发达得益于三个因素，其中包括：英国船只的制造者和他们的分包商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19世纪后半期这种经验的积累一直在进行；英国的造船厂满足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的需求，而美国的造船业只满足较小规模的海军建设的需求；美国在铁金属方面的贸易保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造船业的高成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和德国受保护的钢铁制造者生产的产品在国外的销售价格要低于国内的销售价格。在这种情况下，1890年到1894年英国的关税政策规定对国内造船商进口的钢铁可以抵扣相关的进口税费，使英国的造船厂比美国更有优势（Engerman and Gallman，第三卷第七章，p.442－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