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镜像与突围路径研究

2020-12-10 02:07|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3662| 评论: 1|原作者: 张兴祥、庄雅娟、黄明亮|来自: 人文杂志

摘要: 以加工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虽然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中国从边缘区逐渐向半边缘区迈进，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长期依赖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已被削弱，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导致中国逐渐丧失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力。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逐渐成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融入世界市场的重要平台。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更是许多后发国家学习先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进而促进国家发展的有效途径，甚至成为了一些贫困地区实现脱贫的关键。但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联结的纵深发展也使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国家间对价值链高端主导权的竞争成为当前世界市场的主要竞争形式。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全球价值链的强大控制力和国际分工的不平等局面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全球价值链遭“虏获”现象，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只能在生产贸易中获取较低的附加值，最终阻碍了这些国家的产业升级。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利用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展加工贸易，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这种“低端嵌入”方式也埋下一定的隐患，使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全球价值链低端封锁的威胁。同时，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低端嵌入”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加之目前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英、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正在推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因此，加快技术创新，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引领世界发展的制造业迫在眉睫。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瞄准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以创新驱动加快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要积极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全球价值链也是连接中国与沿线国家、促进国际间产能合作的有效平台，把握好全球价值链的定位成为新时代促进国家发展、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手段，相应地，加深对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的相关认识是实践的第一步。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均面临重构。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随后又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讨论时再次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应立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要以国内需求为导向开辟新价值链，又要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

二、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模式下的中国镜像

国际分工指世界上各国（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超越国界、向国际化发展的结果。迄今为止，国际分工已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第二阶段（19世纪末至二战前），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阶段；第三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发达国家多极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不管哪个阶段，国际分工体系都由世界上实力最雄厚的国家主导。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日益细化，不论是在广度上抑或是在深度上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而新时代国际分工的突出特点可以说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对此，本文将从区域、产业和产品三个维度出发，具体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模式，并考察上述三个维度中的中国镜像。

1.现代世界体系、区域角色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按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由“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部分联结而成。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这三个部分充当不同的经济角色：中心区往往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它们具有强大的控制力，不仅通过不平等的分工关系控制了有利的贸易通道，而且可以利用边缘地带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始终在世界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拥有高端产业；边缘区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只能为世界体系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主要是农产品、矿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最低端；半边缘区介于前二者之间，这些国家既受中心区国家控制，又可部分地控制边缘区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地位比较独特，既可上升为中心区国家，也可能下降为边缘区国家。三种不同的角色由国际劳动分工决定，并因此发展出不同的阶级，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它们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剩余价值在中心的积累增强了中心区的竞争优势，使他们进一步生产更稀缺的产品，促进剩余价值由边缘向中心转移；二是剩余价值的转移保证中心区的国家机器相对强大和边缘区的国家机器相对弱小，这既能迫使边缘区接受不平等的专业化分工，又能使中心区应对来自边缘区的可能性不满和挑战。简言之，中心区与半边缘区、边缘区的国际分工是建立在不平等交换基础上的，并因此塑造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两极化和等级化，这些分化也充分体现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上，区域的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自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得益于“人口红利”，中国获得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逐渐由边缘区国家上升为半边缘区国家。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球价值链网络发生急剧变化，各国之间的联系度不断加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2017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显示，2000年美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中心区，与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澳大利亚联系紧密，同时还存在通过韩国与日本相联的价值链以及通过韩国和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相联的价值链。韩国和中国台湾成为亚太地区的半边缘区，与东南亚各国相联，如图1所示。

2001年，中国加入WTO，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如鱼得水。到2005年，利用劳动密集型产业敲开世界市场大门的中国已成为东亚和东南亚的核心，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紧密相联。这一趋势在2015年得到进一步增强，中国与美国、德国呈三足鼎立之势，如图2。

不过，以加工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虽然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中国从边缘区逐渐向半边缘区迈进，但这样的产业嵌入方式也容易导致“路径依赖”，成为中国进一步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阻碍。较长时期以来，中国制造业一直集中于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贸易，直接影响中国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长期依赖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已被削弱，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导致中国逐渐丧失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力。国家经济乃至综合国力的提升，亟需持续有效的推动力，为此，我们必须致力于构建新的动能，才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次，确保中国经济在平稳健康的轨道上运行。而技术创新无疑是先导性的，它将决定21世纪中叶中国能否由半边缘区国家升级为中心区国家。当然，围绕技术创新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如知识产权制度）、人才培养机制、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政策支持体系等，也是至关重要的。

2.产业类型、产业转移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上文从区域空间分化的角度揭示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国际分工，接下来我们将从产业分类角度进行考察。一般说来，产业类型取决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密集程度，OECD的技术密集度分类主要以直接研发强度（包括R&D经费与产值比、R&D经费与增加值比两个指标）为依据，这一分类结果与附加值直接对应：劳动密集型属于低技术，附加值最低；资本密集型属于中技术，附加值居于中游水平；资源密集型介于前二者之间，属于中低技术，附加值居于中下游水平；技术密集型属于中高技术或高技术，附加值居于中高水平；知识密集型属高技术，附加值最高。因此，一个国家要摆脱“低技术—低附加值”陷阱，必须从技术上寻求突破，重视专利技术的应用及普及推广，加大对技术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力度，加强专利保护等等，必须多头并举，才能有效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从宏观层面来说，产业优化升级就是当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禀赋更加充裕时，国家逐次在资本、技术及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朱利亚尼（Elisa Giuliani）等将产业升级定义为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产业区依靠创新而获得价值增值水平的提高。中心区国家一般通过“金蝉脱壳”或“腾笼换鸟”的办法，不断将相对低端的产业转移出去，保留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端产业，以掌控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转移是按由低到高的次序进行的，即所谓的产业梯度转移：从转移类型看，先是劳动密集型，其次为资本密集型，最后为技术密集型；从转移主体看，先由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转移，再由次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转移阶段看，则是由加工贸易到零部件再到本土化生产。

二战后迄今，共出现4次世界性产业转移浪潮，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形成产业间或产业内的垂直分工。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抓住了机遇，通过承接发达地区或国家的产业转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迄今，中国先后承接了3次产业转移：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主要承接来自香港的大部分轻纺、玩具、钟表、消费电子、小家电等轻工业和传统加工业的转移；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主要承接来自台湾、日本及韩国的电子、通讯、计算机产业的低端加工和装配的大规模转移，极大地促进了机电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第三次是21世纪后，主要承接来自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以制造中心、产品设计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为代表的高端产业转移。从承接的产业类型看，中国的产业正不断地由低端向高端延伸，不过传统产业仍占较大比重，即使是高端产业，也因缺乏关键技术或核心技术，无法掌控高附加值环节，实现价值链的攀升。金碚认为，受制于改革开放时国际竞争力低下的历史条件，中国采取“低端嵌入”的弱者竞争方式，走出一条“血拼”式的竞争道路。这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也为中国经济做出巨大贡献，但毕竟是高代价和不可持续的。如今，中国已进入土地、能源、资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集中上升的时期，“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粗放式增长，其弊端日益凸显。

国家竞争力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比较优势丧失，竞争力便不复存在。波特（Michael Porter）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几乎毫无例外地依赖于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地方特色和其他破碎不全、容易失去出口能力的产业，发展中国家要促进产业升级，必须摆脱生产要素导向的国家竞争，其首要任务应该是创造高级的生产要素，教育、地方上的技术能力、信息化环境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等都是先决条件。从理论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产业最终都会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业，不过，谁抢占先机，谁就掌握了主动权而获取竞争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有利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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