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农村广播网的建立及其对农村文艺生态的重塑

正是因为广播的政治动员潜能在当时几乎被发挥到了极致，才使得广大农民群众在短时间内就对“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等概念形成了认知，而长久以来积蓄在他们内心的“私”的观念则慢慢开始松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在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有一个通俗的标语：“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听戏坐炕头”。其中，“耕地不用牛”说的是农业现代化，“点灯不用油”说的是能源现代化，而“听戏坐炕头”说的则是文化的现代化。这个标语很好地标示了广播在农民文化生活中的位置，因为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要实现“听戏坐炕头”的愿望，只能借助广播这一现代媒介。按照今天的标准，广播已经属于“传统媒介”，但在当时它却是成色十足的“新媒介”。其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节目形式之灵活，是其他媒介所无法企及的。正是因为广播具有这些优点，新政权特别注重利用广播来传播社会主义新文艺，这也就促成了广播文艺的异军突起。新兴的广播文艺，不但重塑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给农村的文艺生态带来了重大改变。

　　1、农村广播网的建立

　　新政权一直将广播描述为一项重要的事业。早在1949年9月29日，“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就出现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按照这一法规，各省、区、直辖市相继建立了人民广播电台1。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工业生产能力有限，收音机尚属稀有之物，价格昂贵，普通群众并没有能力购买。为了创造条件，让广播节目能够到达普通群众那里，1950年4月，政务院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我国目前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作用更为重大。”2该决定要求全国各县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均应设置或酌情设置专职或兼职收音员。

　　各地方电台根据通知精神，相继出台条例，制定方案，组织培训收音员，积极推进收音站建设工作。据统计，截至1955年底，全国已建成28800多个收音站。3收音站一般归当地的党委宣传部领导，主要工作内容是：抄收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新闻、政令或其他重要内容，抄收以后及时送给当地县委领导阅知，并出版油印小报或黑板报，扩大宣传面。收音员除抄收政令、新闻外，有时还要背着收音机下乡组织农民收听广播。1953年1月，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春节期间组织对农民广播发动收音员下乡宣传的通知》，要求各地电台“应充分利用春节农闲时间，组织对农民的特别节目，发动收音员下乡，向广大农民群众广泛而深入地进行新形势、新任务的宣传”4。全国各地电台根据通知要求，分别组织了送收音机下乡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听广播对于农民而言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因此收音员每到一地，都被当地的农民围观。有收音员曾这样回忆当时的场面：“每到一处，农民兄弟都高兴地积极帮助架起天线，有的火急地叫开收音机。黄昏后，收音机一打开，老的、少的、年青的听众团团围住，有的小孩家长叫回去吃饭、洗澡也不愿离开;有的在家吃饭的听说开了收音机，连忙端着饭碗出来听;有的听得发呆。第二天，要起程到别的山村去，许多农民依依不舍，要求多放一天。”5由此可见，收音机这一新媒体对农民是有吸引力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收音站是根据当时农村的具体条件和现实需要建设起来的，在传达政令、重构农民的文化生活，调动农民的生产热情以及天气预报、救灾抢险等方面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成为新政权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收音站还存在着很多缺点：“第一，它需要的费用太大，购买一架普通的能够使用的收音机，差不多要一百五六十元，另外每月电池费还需要二三十元;第二，每一个收音机，还要一个专人来保管，这是十分不经济的;第三，收音机零件太多，构造复杂，一旦发生毛病，在农村不容易找到人修理。”6由于这些原因，收音站在农村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要想克服这些缺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站。有线广播站和收音站比起来，具有明显的优点：首先，它的建设费用比收音站低，广播站建成以后，农业合作社和农户安一个广播喇叭，仅需二三十元，而且每月不需要花电池费，也不需要专人管理，收听非常方便;其次，通过它，不仅各乡各社都能收听到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而且县里的党、政领导机关也可以直接向群众讲话。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方言较重的地区，必要时还可以用民族语言或地方语言进行广播;再次，它的传播速度更快，有什么紧急任务，只要通过广播站播出，农民就可以马上听到，有利于实现快速动员。

　　全国第一座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站诞生在吉林省九台县，它的创建来自电话串音的启示。7九台县广播站甫一诞生，就受到各级领导部门的重视，“中共吉林省委、国家广播事业局、东北人民广播电台、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对九台县有线广播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经验，并率先在省内推广。1952年12月，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肯定了吉林省办有线广播的方向，向全国推广了九台县的经验”8。国家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称这种面向农村的广播为“九台式”广播。九台经验很快在东北推广开来，辽宁省的台安县、庄河县、北镇县和吉林省的农安县、黑龙江省的尚志县等较早进行了试点。此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建站高潮，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山西、四川、陕西等省都纷纷派人学习九台经验，建起了各自的有线广播站。“到1954年年底，全国共有县广播站547个，中小城镇广播站705个，有线广播喇叭49854只。”9

　　当时的农村有线广播站，设备虽然简陋，但在重构农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得到了高层的特别关注。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把“发展农村广播网”作为农村文化教育规划的组成部分提出。10同年12月21日，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又提出：“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11毛泽东的指示，对农村广播网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55年12月15—22日，中央广播局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局长梅益在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农村广播网的方针、规划的初步报告》。会议制定了农村广播网事业的建设方针：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因陋就简，分期发展，逐步正规，先到村社，后到院户。12会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展农村广播网》的社论。社论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发展农村广播网的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应该充分关心和重视这一工作，把它列为地方全面规划的一个重要项目，加强对它的领导，并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如在经费、编制、通讯网以及和党的宣传网密切结合等问题上给予明确的指示和支持。13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的第三十条对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发展作出了明确规划：“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各乡和大型的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盐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都装置收听有线广播或者无线广播的工具。”14为了给“普及农村广播网”创造条件，1956年4月，广播事业局与邮电部协商，利用农村电话线路同杆同线、定期定时开放有线广播，并联合颁布了《利用县内电话线路建立农村有线广播网暂行规则》。

　　由于高层的重视和相关决策的出台，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网得以迅速发展。“到1956年底，县级广播站增至1458座，1957年底增至1698座(1949年仅11座);广播喇叭增长很快，1956年底增至50.67万只(1949年仅900只)，1957年底增至94.12万只。”15与两年前相比，普及农村广播网的成效显著。

　　需要指出的是，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发展并非径情直遂，中间也经历了很多曲折。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很多地区的广播站出现了停播的情况。以吉林省为例，据吉林省广播工作会议资料记载：“1961年，全省有200多个公社广播放大站停播，占全省公社广播放大站总数的44.7%;全省有线广播喇叭中有近半数的喇叭声音小或者不响，20万用户听不到广播。”16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大跃进”中有线广播发展速度超过了当时的物质条件，广播网设施质量低劣;国民经济出现困难，经费紧张，物资贫乏，电源不足;有线广播的管理、维护工作没有跟上。由此，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网进入全面整顿时期。各级文化管理部门，采取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技术创新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针，展开了整顿工作。经过大约三年的整顿，大部分瘫痪的广播网路和停播的公社广播放大站得到了恢复，农村有线广播事业重新步入正轨。1966年3月，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会议提出了“面向农村，办好广播，更好地为五亿农民服务”的方针。自此，全国农村有线广播又迎来了大发展。据统计，1966年，“全国有县级广播站2181座，放大站和公社广播站8435座，广播喇叭有1100多万只，77%的人民公社、54%的生产大队和26%的生产队均普及了有线广播”17，在数据上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农村广播网的建立与发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宣传鼓动工作，分散的村落被无形的电波整合为一个“共时性”的空间，是农村治理向现代化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无论是在遥远的边疆，还是在偏僻的山村，农民都能及时、同步知晓国家政事。而且广播是声音媒体，听众容易凭声音喜欢上某些播音员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亲近感，这又进一步增强了宣教工作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