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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市场改革带来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五)

2020-12-15 20:24| 发布者: nepal1996| 查看: 9624| 评论: 0|原作者: 李星|来自: 西西河

摘要: 这场罢工规模虽小,但内容复杂:有工人的阻止出货;有围绕出货,厂方与工人的反复争夺;有劳资谈判和国家镇压;有基层部门的介入,也有劳工机构的影响。他们的失败,只是证明在国家的压倒性力量面前,单个工人集体(而且是很小的集体)实在是太脆弱了。

四、争取社保的罢工:难以充当“首席代表”的阳姐

 

 

(一)

本人今天四十五,维权罢工好辛苦

老板躲避不见面,经理总想捞好处

十日协商无结果,经理急得找政府

政府出面搞不定,违法哪能打马虎

无奈又来求代表,让我出货我作主

多次用计被识破,又让警察来吓唬

警察看了扭头走,工友拍手经理哭

(二)

十天维权慢悠悠,老板躲避不出头

经理急看要出货,一哄二骗三忽悠

本是七号出粮日,八号公告无理由

问他缘由难辩解,老板上海参展后

如今物价见天涨,家有老小难护口

工友维权齐守厂 ,你拼我凑齐动手

采摘野菜为活命,罢工维权何时休

——工人代表悦姐《维权打油诗》

 

 

深圳某台资自行车车灯厂,是家开了十几年的老厂,员工80多人,岁数都比较大了。这家厂不缴社保,福利待遇也很差。厂里对员工管的严,谁不听话就罚“关小黑屋”(不许上班、不许玩手机,傻坐在办公室“反省”),而且不能一视同仁。公司老板主要待在台湾,生产业务交给总经理邓某全权处理。这位总经理的风格是任人唯亲,却连员工上厕所都要限制,上的次数多一点就不许加班。有的员工这样评价邓总:

 

“邓总是个笑面虎,跟他聊天的时候感觉和蔼可亲。不过慢慢就知道了,这人其实一点人情味都没有[1](工人代表霞姐)

 

2015年初,传说厂要搬了,地皮卖给政府,值几个亿。厂里开始把订单外发,工人加班减少,工资从三四千下降到两千多,明摆着要赶人走。这么多年,厂里一直很平静,不少老员工埋头做事,只求多赚点钱,如今却被老板当作包袱。一位男工感慨说:

 

“如果老板懂做人的话,给员工补点钱,或者有点班加就算了,这些员工其实都很好说话的”[2](工人代表小古)。

 

但是老板看来并不在乎员工是否“好说话”,反倒盘算着如何从他们身上再节约一笔开支。当员工中有人开始站出来要求自身的利益积累的矛盾终于普遍爆发了。

 

 

女工阳姐率先开始反抗管理

 

 

阳姐是山西人,四十多岁了,在这家厂里做了十年。2010年她受了工伤,在医院结识了某劳工服务机构,成了机构的活跃义工,学到与工人切身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受工伤后,她与厂里就赔偿问题有过纠纷。2015年初,她向厂方据理力争,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同时,她也在工人中积极普法,比如向刚生过小孩的女工介绍产假工资的规定。阳姐回忆说,当时不少工人对她的宣传很感兴趣:

 

他们下班了都站在(那里)等我,等我出来(在)那里问我,问我你那个合同签的怎样。你要是合同签了,不要拿回去,让我们看一下,合同怎么签的。”[3]

 

阳姐的所作所为,自然引起厂方的反感,很快找个借口不给她加班了。

 

 

工人走向罢工

 

 

进入4月下旬,厂里又惩罚某没达到产量的女工“关小黑屋”。这个女工生气昏倒,管理却笑话她装昏。看她趴着不动了,才派车送去医院。目睹这一切,员工们议论纷纷,心中不平。

 

这段时间,厂方又在折腾老员工最关心的社保问题,刺激着许多人的神经。厂里先是装腔作势让大家“自由选择”是否缴社保,被一位男工当面骂“现在哪个厂不是强制缴?”,不得不开始给全体员工办理社保。但是,厂里又不肯按入职日期补缴以前的社保。面对厂方的无赖嘴脸,老员工们忍无可忍了,她们说:

 

 老板把我们逼到这样子,我们心里不平衡,一下子爆发了。就像一个气球,有能量装得下,那个气球实在是装不了了,一下子就爆炸了[4](工人代表悦姐)

 

工人们起草了一份意见书,要求自入职之日起按实际工资补缴社保、公积金,依法补足2010年以前的双休加班费、补发高温津贴、开放洗手间等等。过了几天,工人找到总经理,一番争执不得要领。随后,工人选出了包括阳姐、霞姐、悦姐、小古等九名代表,与厂方交涉。阳姐不出意外地成为“首席代表”。调查过本次罢工的某观察者指出:

 

这个选举也不是正儿八经地选,大家七嘴八舌你提一个我提一个,本人同意就算是工人代表了。除了小古第二次进厂,工龄不到两年,其他人都是五年以上的,最长的有十年。”[5]

 

代表们与厂方展开了第一次谈判,劳动部门也到场了。谈判时,企业的法律顾问声称按照深圳的规定,社保和公积金只能补缴两年,而劳动部门建议工人去仲裁。这次谈判无果而终。当天,厂里回复了工人的意见书,表示社保、高温补贴只能补两年、同意开放洗手间、拒绝补足2010年前的双休加班费。这个回复,与工人的要求差距太大了。

 

通过阳姐,工人咨询了劳工机构的意见。机构告诉她们:仲裁时间很长,仲裁期间得继续上班耐心等待。工人听了都觉得拖不起,仲裁指望不上。429日,工厂要外发一批货,外发厂的货车已经到了厂门口。工人听说后,急忙前去阻止,罢工就这么开始了,并延续了半个月。

 

 

罢工中的厂方:软硬兼施,不肯让步

 

 

罢工期间,老板迟迟没有露面。为了及时出货,坐镇厂里的总经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却都失败了。

 

罢工之初,邓总报警说员工闹事,但到场的社区片警表示他们不介入劳资纠纷。后来的半个月里,厂里让物流公司出面跟工人交涉,也派过某“法律顾问”带着几条文身大汉来跟工人抢货,还发生了自称“警察”的某男子进厂恐吓工人的事情。但是在工人的齐心合力下,这批货一直被堵在厂里。

 

厂方对付工人的诸多计策中,最值得说说的,是“孕妇计”。大概是罢工的第十天,邓总组织了几个文员送货出厂,其中一名文员怀孕了。假如双方推搡发生意外,工人就说不清了。工人是如何破解这一计策的呢?一位女工代表回忆说:

 

要是我们去拉她(孕妇),(邓总)他们也会说我们打她了。我跟员工说,就像打仗一样,要先把地理优势占了。我们围了过去,孕妇就去厕所了,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栈板)前后坐满了。我们员工风言风语地说:真是傻,就算老板给你钱,万一有点什么(意外),怎么办[6](霞姐)

 

在工人的威慑下,文员们都躲进了办公室。看到文员不顶用,邓总还不死心,带着几个主管出来送货,被工人呵斥了一顿,溜回了行政楼。

 

从双方交手的情况看,如果最后没有国家的强力介入,仅凭厂方的力量,是很难迅速战胜工人的。

 

 

罢工期间,劳动部门的表现

 

 

本次罢工中,官方基层部门始终在场,并给老板的“社保只补两年”撑腰壮胆。工人回忆说,劳动站的人员在谈判现场声称:

 

这个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国有企业,这是私有企业,知道吗?所有生产资料都不是你的。你可以商量,但是你不可以影响他的生产,知道吗?这就过()了。[7]

 

几次谈判后,劳动部门更是一脸的不耐烦,开始对工人指手画脚,努力营造“再不知趣要吃大亏了”的气氛。

 

 

罢工中的工人:扬眉吐气的日子

 

 

罢工一开始,决心很大的一群工人就积极说服观望的那部分同事。本次罢工的一位观察者记述说:

 

积极工人在打卡时询问员工要不要罢工。如果不愿意参加,就跟她们讲道理:“这个是为了大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管理人员去上班,工人代表也会跟他们解释罢工的目的,并告诫他们:‘你打卡可以,不要上班。’” [8]

 

耐心说服的结果,普工几乎全部参与了罢工。大家的士气很高,轮流打地铺守厂。以前没班加的时候,很多人会到外面打临时工,这次罢工,所有人都聚在厂里。以前大家下班了也是各回各家,共事多年也未必有什么交情。罢工让工人亲密起来,在厂里买菜做饭,好像一家人。只要有事发生,守厂的人一吆喝,其他工友马上过来。有的新员工也很积极,晚上听说有动静,就冒雨骑车赶回厂里。工厂的保安,也跟工人站在了一起。以前邓总开车进出,保安要向他敬礼、问好。而罢工后,保安连厂门都不给邓总开了,他们表示,工厂现在工人说了算。

 

前文说过,罢工后期有一群文身大汉闯进厂里,妄图帮邓总出货,被工人坚决击退了。事后,一位男工代表感动地说:

 

我们说,今天的力量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是真正的一家人。今天看到我们厂的员工都是真正的能豁出去的人了,大家都是兄弟姐妹……[9](员工代表小古)。

 

这场反复拉锯的罢工,让长期驯服的工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动摇了管理的权威,事实上颠覆了工厂的日常秩序。管理多年的不公让她们找到了罢工的正当性,进而得出结论:

 

这个产品是我们做的,我们有权利说话,老板不过来跟我们谈清楚,这个货就不要出去展销。你谈清楚我随时都给你们出货,不会不讲道理[10](员工代表小古)。

 

 

镇压的黑暗一刻

 

 

看到工人不肯退让,国家终于下场了。老板与有关部门是如何沟通的,外界无从得知。513日,厂里贴出开除六名工人代表的通知书,还更换了保安。总经理跟他的儿子亲自上阵,再次企图出货。拦阻中,阳姐和另一名女工与邓总发生冲撞。几乎同时,上百名“机训队”进入厂区,阳姐被警方带走,一度被关在拘留所。此外,还有多名工人代表被抓、被开除。截止519日,阳姐等被抓的工人陆续获释了,其余工人全部复工。复工后,资方针对工人能赚一点是一点的心理,安排了比较多的加班,稳住了他们。

 

劈头盖脑的镇压,让所有工人都十分意外而陷入恐慌,溃败是难以挽回的。与暴力机器的接触,让老实巴交的工人一下子懵了。跟阳姐一道被抓的某女工,放出来以后这样形容拘留所:

 

50个人吃喝拉撒就一个房间。你进去呆15天,头发都没有梳子梳的。几个指头就是你的梳子。连内衣都不让你穿,凡是铁的线的绳子的都不让你穿。怕有的人想自杀。所以说进到那种地方,妈的,那米都是不知道多少年的米,菜就是水煮白菜水煮豆芽水煮冬瓜,还只是一点点。你说谁愿意进那个地方[11]

 

后来的几个月里,被开除的工人与厂里打官司要求解职补偿金,结果都失败了。

 

 

“首席代表”阳姐的作用与不足(兼论其他代表)

 

 

 

在这家厂的工人行动中,阳姐扮演了“第一个挑战者”的角色,向其他工人展示了抗争的可能性。比如说,在厂里不许她加班时,她敢于去质问邓总:

 

他站在那里,我站在他对面,我指着他骂他。他敲桌子我也敲桌子。”[12]

 

更重要的是,她与劳工服务机构的联系,也让工人们觉得把阳姐推在前面,可能获得外界援助。

 

但她的个性与能力,并不适合去协调一场集体行动。她不太愿意解决罢工中的琐事,容易推给他人,事后又觉得别人不够尊重她,而开始各种抱怨,这当然会引起其他代表对她的不满。国家露出的凶暴面孔,一时间更是超出了阳姐的承受范围:

 

那一个晚上就是我心里难受得不行,我心里想‘完了’,(拘留所)这种日子我实在是受不了,然后我就开始流泪了。”[13]

 

回过头看,另一名工人代表霞姐,表现的比阳姐要更出色些。她为人正直,有一股“侠气”。以前主管也推荐她当组长,她干了不到半个月,就不干了。霞姐这样解释自己甘愿当普工的理由:

 

我这个人好交友,本来跟大家相处得很好,因为当组长,大家都用敌视的眼光看我。我就交钥匙了,不干组长了,不适合我[14]

 

在罢工中,她能从集体的角度考虑问题: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如何跟大家沟通以保持团结。本次罢工的一位观察者这样评价霞姐:

 

她点子多、敢说敢做、有社会经验、在工人中有凝聚力。由于社会经验丰富,以及在工厂工作时间比较长,她对形势判断也比较准确,因此不会抱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15]

 

另一个值得一说的工人代表,是男工小古。他跟邓总的大陆“小三”有亲戚关系,但并不太受邓总的尊重。或许,这是他积极投入罢工的部分原因。他这个人不爱说闲话,做事从大局考虑,也比较信任阳姐联系的那家劳工服务机构。罢工期间,小古在代表内部起到了团结纽带的作用。对机构的各项建议,他能积极地在代表内部进行解释。在罢工中,他一直比较坚定,对女工为主的斗争集体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到了后来,机构甚至更多与小古而不是阳姐保持联系了。他跟阳姐的个人关系也不错,能够缓解阳姐与一些代表之间的摩擦。

 

这场罢工规模虽小,但内容复杂:有工人的阻止出货;有围绕出货,厂方与工人的反复争夺;有劳资谈判和国家镇压;有基层部门的介入,也有劳工机构的影响。为了实现补缴社保/搬厂补偿金的目标,这批工人可以说尽了全力,他们的失败,只是证明在国家的压倒性力量面前,单个工人集体(而且是很小的集体)实在是太脆弱了。



[1] 2015年某车灯厂工人罢工记》未刊稿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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