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争取社保的罢工：难以充当“首席代表”的阳姐（一） 本人今天四十五，维权罢工好辛苦 老板躲避不见面，经理总想捞好处 十日协商无结果，经理急得找政府 政府出面搞不定，违法哪能打马虎 无奈又来求代表，让我出货我作主 多次用计被识破，又让警察来吓唬 警察看了扭头走，工友拍手经理哭 （二） 十天维权慢悠悠，老板躲避不出头 经理急看要出货，一哄二骗三忽悠 本是七号出粮日，八号公告无理由 问他缘由难辩解，老板上海参展后 如今物价见天涨，家有老小难护口 工友维权齐守厂 ，你拼我凑齐动手 采摘野菜为活命，罢工维权何时休 ——工人代表悦姐《维权打油诗》 深圳某台资自行车车灯厂，是家开了十几年的老厂，员工80多人，岁数都比较大了。这家厂不缴社保，福利待遇也很差。厂里对员工管的严，谁不听话就罚“关小黑屋”（不许上班、不许玩手机，傻坐在办公室“反省”），而且不能一视同仁。公司老板主要待在台湾，生产业务交给总经理邓某全权处理。这位总经理的风格是任人唯亲，却连员工上厕所都要限制，上的次数多一点就不许加班。有的员工这样评价邓总： “邓总是个笑面虎，跟他聊天的时候感觉和蔼可亲。不过慢慢就知道了，这人其实一点人情味都没有”[1]（工人代表霞姐） 2015年初，传说厂要搬了，地皮卖给政府，值几个亿。厂里开始把订单外发，工人加班减少，工资从三四千下降到两千多，明摆着要赶人走。这么多年，厂里一直很平静，不少老员工埋头做事，只求多赚点钱，如今却被老板当作包袱。一位男工感慨说： “如果老板懂做人的话，给员工补点钱，或者有点班加就算了，这些员工其实都很好说话的”[2]（工人代表小古）。 但是老板看来并不在乎员工是否“好说话”，反倒盘算着如何从他们身上再节约一笔开支。当员工中有人开始站出来要求自身的利益，积累的矛盾终于普遍爆发了。 女工阳姐率先开始反抗管理 阳姐是山西人，四十多岁了，在这家厂里做了十年。2010年她受了工伤，在医院结识了某劳工服务机构，成了机构的活跃义工，学到与工人切身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受工伤后，她与厂里就赔偿问题有过纠纷。2015年初，她向厂方据理力争，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同时，她也在工人中积极普法，比如向刚生过小孩的女工介绍产假工资的规定。阳姐回忆说，当时不少工人对她的宣传很感兴趣： “他们下班了都站在（那里）等我，等我出来（在）那里问我，问我你那个合同签的怎样。你要是合同签了，不要拿回去，让我们看一下，合同怎么签的。”[3] 阳姐的所作所为，自然引起厂方的反感，很快找个借口不给她加班了。 工人走向罢工 进入4月下旬，厂里又惩罚某没达到产量的女工“关小黑屋”。这个女工生气昏倒，管理却笑话她装昏。看她趴着不动了，才派车送去医院。目睹这一切，员工们议论纷纷，心中不平。 这段时间，厂方又在折腾老员工最关心的社保问题，刺激着许多人的神经。厂里先是装腔作势让大家“自由选择”是否缴社保，被一位男工当面骂“现在哪个厂不是强制缴？”，不得不开始给全体员工办理社保。但是，厂里又不肯按入职日期补缴以前的社保。面对厂方的无赖嘴脸，老员工们忍无可忍了，她们说： “老板把我们逼到这样子，我们心里不平衡，一下子爆发了。就像一个气球，有能量装得下，那个气球实在是装不了了，一下子就爆炸了。”[4]（工人代表悦姐） 工人们起草了一份意见书，要求自入职之日起按实际工资补缴社保、公积金，依法补足2010年以前的双休加班费、补发高温津贴、开放洗手间等等。过了几天，工人找到总经理，一番争执不得要领。随后，工人选出了包括阳姐、霞姐、悦姐、小古等九名代表，与厂方交涉。阳姐不出意外地成为“首席代表”。调查过本次罢工的某观察者指出： “这个选举也不是正儿八经地选，大家七嘴八舌你提一个我提一个，本人同意就算是工人代表了。除了小古第二次进厂，工龄不到两年，其他人都是五年以上的，最长的有十年。”[5] 代表们与厂方展开了第一次谈判，劳动部门也到场了。谈判时，企业的法律顾问声称按照深圳的规定，社保和公积金只能补缴两年，而劳动部门建议工人去仲裁。这次谈判无果而终。当天，厂里回复了工人的意见书，表示社保、高温补贴只能补两年、同意开放洗手间、拒绝补足2010年前的双休加班费。这个回复，与工人的要求差距太大了。 通过阳姐，工人咨询了劳工机构的意见。机构告诉她们：仲裁时间很长，仲裁期间得继续上班耐心等待。工人听了都觉得拖不起，仲裁指望不上。4月29日，工厂要外发一批货，外发厂的货车已经到了厂门口。工人听说后，急忙前去阻止，罢工就这么开始了，并延续了半个月。 罢工中的厂方：软硬兼施，不肯让步 罢工期间，老板迟迟没有露面。为了及时出货，坐镇厂里的总经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却都失败了。 罢工之初，邓总报警说员工闹事，但到场的社区片警表示他们不介入劳资纠纷。后来的半个月里，厂里让物流公司出面跟工人交涉，也派过某“法律顾问”带着几条文身大汉来跟工人抢货，还发生了自称“警察”的某男子进厂恐吓工人的事情。但是在工人的齐心合力下，这批货一直被堵在厂里。 厂方对付工人的诸多计策中，最值得说说的，是“孕妇计”。大概是罢工的第十天，邓总组织了几个文员送货出厂，其中一名文员怀孕了。假如双方推搡发生意外，工人就说不清了。工人是如何破解这一计策的呢？一位女工代表回忆说： “要是我们去拉她(孕妇)，（邓总）他们也会说我们打她了。我跟员工说，就像打仗一样，要先把地理优势占了。我们围了过去，孕妇就去厕所了，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栈板）前后坐满了。我们员工风言风语地说：真是傻，就算老板给你钱，万一有点什么（意外），怎么办。”[6]（霞姐） 在工人的威慑下，文员们都躲进了办公室。看到文员不顶用，邓总还不死心，带着几个主管出来送货，被工人呵斥了一顿，溜回了行政楼。 从双方交手的情况看，如果最后没有国家的强力介入，仅凭厂方的力量，是很难迅速战胜工人的。 罢工期间，劳动部门的表现 本次罢工中，官方基层部门始终在场，并给老板的“社保只补两年”撑腰壮胆。工人回忆说，劳动站的人员在谈判现场声称： “这个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国有企业，这是私有企业，知道吗？所有生产资料都不是你的。你可以商量，但是你不可以影响他的生产，知道吗？这就过(分)了。”[7] 几次谈判后，劳动部门更是一脸的不耐烦，开始对工人指手画脚，努力营造“再不知趣要吃大亏了”的气氛。 罢工中的工人：扬眉吐气的日子 罢工一开始，决心很大的一群工人就积极说服观望的那部分同事。本次罢工的一位观察者记述说： “积极工人在打卡时询问员工要不要罢工。如果不愿意参加，就跟她们讲道理：“这个是为了大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管理人员去上班，工人代表也会跟他们解释罢工的目的，并告诫他们：‘你打卡可以，不要上班。’” [8] 耐心说服的结果，普工几乎全部参与了罢工。大家的士气很高，轮流打地铺守厂。以前没班加的时候，很多人会到外面打临时工，这次罢工，所有人都聚在厂里。以前大家下班了也是各回各家，共事多年也未必有什么交情。罢工让工人亲密起来，在厂里买菜做饭，好像一家人。只要有事发生，守厂的人一吆喝，其他工友马上过来。有的新员工也很积极，晚上听说有动静，就冒雨骑车赶回厂里。工厂的保安，也跟工人站在了一起。以前邓总开车进出，保安要向他敬礼、问好。而罢工后，保安连厂门都不给邓总开了，他们表示，工厂现在工人说了算。 前文说过，罢工后期有一群文身大汉闯进厂里，妄图帮邓总出货，被工人坚决击退了。事后，一位男工代表感动地说： “我们说，今天的力量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是真正的一家人。今天看到我们厂的员工都是真正的能豁出去的人了，大家都是兄弟姐妹……”[9]（员工代表小古）。 这场反复拉锯的罢工，让长期驯服的工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动摇了管理的权威，事实上颠覆了工厂的日常秩序。管理多年的不公让她们找到了罢工的正当性，进而得出结论： “这个产品是我们做的，我们有权利说话，老板不过来跟我们谈清楚，这个货就不要出去展销。你谈清楚我随时都给你们出货，不会不讲道理。”[10]（员工代表小古）。 镇压的黑暗一刻 看到工人不肯退让，国家终于下场了。老板与有关部门是如何沟通的，外界无从得知。5月13日，厂里贴出开除六名工人代表的通知书，还更换了保安。总经理跟他的儿子亲自上阵，再次企图出货。拦阻中，阳姐和另一名女工与邓总发生冲撞。几乎同时，上百名“机训队”进入厂区，阳姐被警方带走，一度被关在拘留所。此外，还有多名工人代表被抓、被开除。截止5月19日，阳姐等被抓的工人陆续获释了，其余工人全部复工。复工后，资方针对工人能赚一点是一点的心理，安排了比较多的加班，稳住了他们。 劈头盖脑的镇压，让所有工人都十分意外而陷入恐慌，溃败是难以挽回的。与暴力机器的接触，让老实巴交的工人一下子懵了。跟阳姐一道被抓的某女工，放出来以后这样形容拘留所： “50个人吃喝拉撒就一个房间。你进去呆15天，头发都没有梳子梳的。几个指头就是你的梳子。连内衣都不让你穿，凡是铁的线的绳子的都不让你穿。怕有的人想自杀。所以说进到那种地方，妈的，那米都是不知道多少年的米，菜就是水煮白菜水煮豆芽水煮冬瓜，还只是一点点。你说谁愿意进那个地方。”[11] 后来的几个月里，被开除的工人与厂里打官司要求解职补偿金，结果都失败了。 “首席代表”阳姐的作用与不足（兼论其他代表） 在这家厂的工人行动中，阳姐扮演了“第一个挑战者”的角色，向其他工人展示了抗争的可能性。比如说，在厂里不许她加班时，她敢于去质问邓总： “他站在那里，我站在他对面，我指着他骂他。他敲桌子我也敲桌子。”[12] 更重要的是，她与劳工服务机构的联系，也让工人们觉得把阳姐推在前面，可能获得外界援助。 但她的个性与能力，并不适合去协调一场集体行动。她不太愿意解决罢工中的琐事，容易推给他人，事后又觉得别人不够尊重她，而开始各种抱怨，这当然会引起其他代表对她的不满。国家露出的凶暴面孔，一时间更是超出了阳姐的承受范围： “那一个晚上就是我心里难受得不行，我心里想‘完了’，（拘留所）这种日子我实在是受不了，然后我就开始流泪了。”[13] 回过头看，另一名工人代表霞姐，表现的比阳姐要更出色些。她为人正直，有一股“侠气”。以前主管也推荐她当组长，她干了不到半个月，就不干了。霞姐这样解释自己甘愿当普工的理由： “我这个人好交友，本来跟大家相处得很好，因为当组长，大家都用敌视的眼光看我。我就交钥匙了，不干组长了，不适合我。”[14] 在罢工中，她能从集体的角度考虑问题：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如何跟大家沟通以保持团结。本次罢工的一位观察者这样评价霞姐： “她点子多、敢说敢做、有社会经验、在工人中有凝聚力。由于社会经验丰富，以及在工厂工作时间比较长，她对形势判断也比较准确，因此不会抱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15] 另一个值得一说的工人代表，是男工小古。他跟邓总的大陆“小三”有亲戚关系，但并不太受邓总的尊重。或许，这是他积极投入罢工的部分原因。他这个人不爱说闲话，做事从大局考虑，也比较信任阳姐联系的那家劳工服务机构。罢工期间，小古在代表内部起到了团结纽带的作用。对机构的各项建议，他能积极地在代表内部进行解释。在罢工中，他一直比较坚定，对女工为主的斗争集体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到了后来，机构甚至更多与小古而不是阳姐保持联系了。他跟阳姐的个人关系也不错，能够缓解阳姐与一些代表之间的摩擦。 这场罢工规模虽小，但内容复杂：有工人的阻止出货；有围绕出货，厂方与工人的反复争夺；有劳资谈判和国家镇压；有基层部门的介入，也有劳工机构的影响。为了实现补缴社保/搬厂补偿金的目标，这批工人可以说尽了全力，他们的失败，只是证明在国家的压倒性力量面前，单个工人集体（而且是很小的集体）实在是太脆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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