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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抵垒政策和毛主席的对港策略

2020-12-20 01:50|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3681| 评论: 1|原作者: 耿来意|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中港边界并非如人们想象的处于完全的敌对状态,而是一种有边少防的存在,否则,无论是中方还是港英一方,只要稍加布防,就不可能会发生6万之众大逃港的情况。例如1964年11月26日毛主席阅读一份反映香港观众赞赏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材料。

  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一个影视片断:人们拥挤着、哭喊着,闹哄着,跟 解放军战士撕扯着,象洪水一样向一个地方奔去,挡都挡不住。他们奔去的地方叫香港,影视所描写的事情叫“大逃港”。

  这个场景,跟一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一模一样:

  “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各色的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向粤港边境靠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香港奔去。“

  或许,这些文学作品就是影视的剧本吧。

  剧本很是悲情,非常有视觉冲击力。这是一群向往自由的人,这是一群向往富裕的人,这是一群向往光明的人。自然,他们身后呢?他们所要逃离的地方呢?便是没有自由的、饥饿的、没有希望的、黑暗的天地了。

  看看网络上繁杂的长篇累牍叙述“逃港”的那些文字,便可知那冲击力有多 么厉害了。

  文摘一: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逃出的饥民,侥幸到达了衣食丰足的香港,保全了饥饿之躯。有些人后来更以自己的艰苦奋斗,创造出一份可观的事业。这些谋福之举,同那些冒着危险,顶着压力救人性命的人们的勇气是分不开的。为民谋命者理当青史留名!”

  文摘二: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存在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差异,香港与内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此后近三十年时间里,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

  文摘三:

  “‘逃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群众觉悟不高,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的诱惑,而在于‘左倾’错误践线所导致的国民经济凋敝,以及由这种凋敝所带来的艰难民生。”

  有人因此著文说:

  “一个死了都要去香港的年代。”

  甚至于借影视剧中人物之口,矛头指向了革命这个大问题:

  “老百姓会对比,一河之隔,差距太大。这是党的政策出问题了,是我们的革命有问题。”

  于是“大逃港”便衍生出了它的历史意义。

  有人著书立说:

  “没有百万人用鲜血演绎出的大逃港的推导,历史,也许还要停留在深圳河的芦苇丛中不知多少年!可以说,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更有甚者,浮想连篇,进而赋予它更深的含义。有一张图片,一个什么报告会,背景墙上赫然写着:

  “中国的‘柏林墙’倒了,《大逃港》及其背后的故事。”

  给人的感觉,一副借它搞事情的样子。

  事实也确实如此,“大逃港”已经成了否定一个时代,否定一种制度,否定一个人,最有力的武器。

  “大逃港”是怎么回事?就这件事情的描述,也是千差万别,甚至相互矛盾。有人回溯说:

  “上世纪50至70年代期间,中国内地曾因爆发难民潮,大批内地人士涌入本港。逃港潮大致上可分为四波:

  第一波:国共内战时期,大批民众因逃避战祸涌入香港。

  第二波:新中国建立初期,不少地主、厂家和国民党人士逃往香港。

  第三波:1959年至1961年,因中国内地出现饥荒,导致民众逃港。

  第四波:文革期间变有一大批内地百姓涌入香港。”

  而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有两次逃港的高潮,也就是“大逃港”了。一个是1962年5月的“五月大逃亡”,一个是1979年的偷渡潮。此种说法为:

  “29年的偷渡风潮中,前后掀起两个高潮:其一是1962年,1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试图偷渡者汇集到深圳,分水陆两路涌入香港,最终有近6万人偷渡成功;其二是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至1980年,前后四年,约有30-40万人非法从珠三角各地奔香港而去。”

  这两种说法在“大逃港”的时间点上出现了矛盾,这就让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说1959年至1961年饥荒时期民众逃港出现高潮还有些道理,饥饿嘛,为什么“大逃港”反而出现在经济开始向好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1962年?说文革期间掀起百姓“逃港潮”还说得过去,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嘛,为什么反而出现在文革之后呢?

  要厘清这些矛盾,比较艰难,因为所有的信息,几乎都来自于一家之言。

  1962年,“五月大逃亡”,6万人偷渡成功,这是一个大事件,据说高层震惊,周恩来作了指示。具体做了什么指示?高层又是怎样震惊的?却找不到历史记载。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新疆也发生了边境逃亡事件,也是6万多中国公民逃到苏联,也是高层震惊,相关的历史记载就比较多。逃亡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立即拿电报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

  “愿意走,可以欢送嘛!”

  还真的给那些一心想去苏联的人开了欢送会。

  对这件事的处置,中央专门出了文件:《中央关于向群众宣布对边民外逃和伊宁反革命暴乱的处置方针问题的指示》,毛主席还进行了审阅。指示指出:

  “中央建议以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颁布一项命令,宣布我们对边民外逃和伊宁反革命暴乱的处置方针,全面地明确地宣布我们对外侨、自称外侨、外国公务机构以及中国公民出境等问题的态度和政策。然后根据这项命令,在全区人民中普遍地深入地进行一次加强祖国观念、分清中外界限,巩固中苏团结的宣传教育。”

  同样的6万人偷渡,同样的高层震惊,为什么却找不到中央对“大逃港”问题的指示呢?

  最大的可能,是后人对事件的言过其实,对事件进行了无限演义,而事实并没有那么触目惊心。“逃港”也并非因为饥荒,而是因为一件其他的因素。不然,为什么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不逃,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才逃呢?62年的“大逃港”,可能的情况是,缘于传言及对可能发生战争的担忧,如当时存在两种传言,一是“英国女皇诞辰,大放三天”,二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人认为,只有“逃港”才是唯一的生机。对于战争的传言,是跟当时的形势相符的,当时台湾蒋介石政权积极准备进犯大陆,而大陆这边也在积极备战。如196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台湾蒋介石军队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指示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向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冒险进犯。今春以来,蒋匪帮就积极地进行各种作战准备和军事部署。据判断,他们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我福建省和闽粤、闽浙接合部地区发动一次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准备,决不让美蒋这一罪恶阴谋得逞。6月11日,毛主席还对一篇《关于蒋介石匪帮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的新闻稿进行改写,他写道:

  “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因此,全国军民,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及其纵深地区的军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随时迎击蒋匪帮的窜犯。”

  由此可见,战争形势在当时是多么严峻,因害怕打仗而到香港躲避也就成了自然。

  另一方面,中港边界并非如人们想象的处于完全的敌对状态,而是一种有边少防的存在,否则,无论是中方还是港英一方,只要稍加布防,就不可能会发生6万之众大逃港的情况。这从一些历史记载中也可以看出,例如1964年11月26日毛主席阅读一份反映香港观众赞赏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材料,这份材料说: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在深圳公演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受到来自香港的七千多观众的热烈赞扬。有些人露宿一夜等待买票,香港工人组织要求包一场《红色娘子军》让工人观看,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红色娘子军》增演了两场,每场演出,观众的热烈情绪和场面,在内地也是少有的。毛主席还在这份材料上作了批示:

  “送刘、周、邓、彭阅。人们要革命。”

  芭蕾舞剧在深圳上演,近万的香港观众来看,这说明边界戒备是松散的。

  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毛主席对香港所持的远见卓识的政策和策略。早在1946年,毛主席在回答西方记者哈默关于中共对香港所采取的态度时说:

  “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1949年初,毛主席在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表示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他说:

  “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1949年10月17日,人民解放军直抵达深圳河北岸,只要一声令下,便可轻取香港。毛主席一锤定音,维持现状,让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上。他要留一个同世界尤其是西方打交道的通道和窗口。

  1956年5月28日,毛主席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港澳问题的汇报时说:

  “现在的形势比抗美援朝时,不是好一点,而是好三点。英国对我们的政策是看见的,它要和我们做生意,美国也要来的,明年不来,后年也会来的。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好处,现在拿过来不见得有利。”

  毛主席对香港的特殊策略,保持了香港的稳定,与英国达成了默契,英国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面对世界超级大国的封锁下,香港成为新中国保持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特殊通道,香港成为一个世界港,成为贸易中心,成为金融中心,无不是它这一特殊地位所造成。再说,中央政府能希望这个窗口贫穷破败一塌糊涂吗?当然不会,它会尽一切努力让它好起来。为了保证香港的福利,中国政府一直都是采取特殊政策予以惠顾的,以优惠价格为香港提供生活必需品、淡水和工业原料,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困难时期也从未中断,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1960年代初,香港大旱,用水紧张,中央政府作出决定:“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应由我们国家举办,列入国家计划”。于是东江之水跨山而来,解决了香港的水荒。1950年即移居香港的香港民建联监委会主席杨孙西曾撰文说:

  “香港战后几十年的繁荣与稳定环境,是北京营造的。而北京之所以能够在香港‘营造’出这样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协商解决’的正确战略决策。”

  因此可以说,香港经济条件的好,一点也不奇怪,处在那样的地位,不好都不行。人们向生活条件好的地方流动,也不为过。1962年的“大逃港”,部分事实的存在也毋庸置疑。但象后来有些人所描写的因偷渡造成了尸骨累累,是令人怀疑的。如有文章说:

  “十多年间,不知有多少前仆后继的偷渡者被海浪所吞没,以至于后来在蛇口搞开发时,挖掘机掘开土地,人们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

  对这样的描写,我是持怀疑态度。当时中央政府把香港当成骨肉同胞,对港英政府基本采取不干涉政策,对两地的来往采取这种严酷的隔离措施的可能性有多大?香港的发展以及生活必须品的供给主要依靠大陆一边,加上港英政府的收入相当多的部份来自高地价政策下的卖地收入,高地价对应的是人口的大量增加,它有增加人口的实际需求。综合两个方面因素,“逃港”更多地是得到了双方在默许,或者说达成了某种默契,否则根本无法解释大规模的“逃港”数字。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之后的1974年11月港英政府开始实施的一项政策:“抵垒政策”。这项政策是专门针对大陆偷渡者的,意即中国大陆偷渡到达香港市区(界限街以南)即得到香港居民的身份。它借用了一个垒球用语,意指球员只要能及时碰及垒,即不用离开出局。“抵垒政策”一方面给予偷渡成功者以合法身份,一方面又声称强化边境管制,减少非法入境者进入香港机会,如果偷渡者在边境范围被执法人员截获,则会被遣返内地。实际上是在诱导更多的人偷渡香港,实际的结果是导致了大量移民涌入香港,导致香港人口爆增,带动了香港房地产业井喷,经济的繁荣,这又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偷渡热情。这恐怕是为什么会在1979年出现另一次“逃港”高潮的根本原因,这跟现在有些内陆城市因劳动力不足而制定一些优惠政策抢人有些类似呢。

  “逃港”是一部分人的个人化选择,它即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成功,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现在无论什么“百科”,对于“逃港”的起因都千篇一律地这样表述: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

  就这样生硬地贴上了标签,而根本不去顾及是不是符合历史,符合真实。这种舆论的导向所产生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也是难以清洗的,它给无数的人心里播下了错误的种子,那就是“社会主义失败论”,不然,一些人为什么会发出“一个死了都要去香港的年代”这样极端的言论?

  1974年5月25日,毛主席会见英国首相希思,当希思谈到可能英国在技术和技能方面能向中国提供所需的帮助时,毛主席说:

  “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指在座的年轻人)的事情了。”

  当谈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时,毛主席说:

  “八亿人口要吃饭,工业又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样。你们英国可以吹一下,你们算发达国家,我们是不发达的国家。要看他们这一辈怎么样。”

  74年的时候,“大逃港”的事也早已发生了,“小逃港”的事时时都在发生着,毛主席好象丝毫也没有因此怀疑中国所正在走的道路,他寄望于年轻人解决香港问题,也是不会希望他们因为“逃港”问题的存在而失去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因为毛主席是决意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解决中国这们一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经济问题,靠“自由香港”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香港的路子走下去,结果就是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现在它就是世界上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区了,700多万人口,100万生活在贫困线,十大富豪净资产占GDP的35%,10万人住笼屋里,90多平方米的面积,可能是富豪的一个厕所,也可能住着20户人。贫富悬殊最终导致了族群分裂,社会动荡,成为极难解决的社会痼疾。

  难道这就是“逃港”所要追求的理想社会吗?

  而“以港为师”,另辟他途,难免也要步同样的后尘。

  1927年9月末,毛主席率秋收起义的疲弱之师来到江西三湾,对部队进行改编,把一个师整编成一个团,要留的则留,要走的则走,要走的还发给五块钱路费。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俊开溜,毛主席说:

  “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1962年5月,毛主席对新疆边境外逃事件中要求去苏联的部队官员们说:

  “愿意走,可以欢送嘛!”

  1971年9月,林彪乘机逃走,毛主席也说出了这样的话: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人各有志,去留自便。如果因为一些官兵离开了队伍,就认为秋收起义的道路是错了的,这样的逻缉是不是会让人感到比较荒诞不经呢?

  那些拿“大逃港”当石头,狠命地砸着社会主义历史的人,就在做着这样荒诞的事情。

  曾经看过一组港英时期香港的老照片,其中一幅是这样的:

  时间:1969年2月;

  地点:香港大澳;

  一个老人坐在简陋板屋前。门口的春联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横批是“向阳花开”。

  这幅老照片很好地呼应了杨孙西先生说过的那段话:

  “香港战后几十年的繁荣与稳定环境,是北京营造的。而北京之所以能够在香港‘营造’出这样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协商解决’的正确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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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sxm 2020-12-20 09:33
文章还行,有些地方值得商榷。大逃港可能没有自由派说的那么严重,但也绝不像作者说的那么温情。作者想把逃港说成双方不大阻拦,即使抓住了也不过是遣返。但很明显,偷渡是会死人的。偷渡被边防发现了他会让你停下,你停下就白跑了,不停的话他就会开枪,你可能会死也可能会偷渡成功。考虑到当年大陆的政治环境,被遣返回去后恐怕不会是“啥事都没有”。至于高房价和贫富分化,回归后大陆政府的亲商政策无疑大大加剧了这一点。历史上香港人大部分是反共的,这很容易理解,亲共为何要逃港?(那个年代香港人口暴增主要是逃港贡献的)在港的干嘛不回大陆?少数香港左派搞了“反英67暴动”,据说是被毛泽东发话“不要在香港搞文革”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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