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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改造小农意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2020-12-21 00:1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922| 评论: 0|原作者: 袁银传、高君|来自: 思想火炬

摘要: 无产阶级政党改造小农意识并不是要把农民作为榨取财富和利益的工具,而是尊重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和现实利益,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置换小农意识,既要看到农民的当前利益,更要看到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使他们革除掉狭隘的、封闭的、落后的、保守的意识,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进步。   ...



无产阶级政党改造小农意识并不是要把农民作为榨取财富和利益的工具,而是尊重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和现实利益,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置换小农意识,既要看到农民的当前利益,更要看到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使他们革除掉狭隘的、封闭的、落后的、保守的意识,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进步。

  【原编者按】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改造小农意识思想同俄国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造落后小农意识思想。列宁强调改造小农意识就是要变革小农意识产生的经济基础,实现由落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要用科学文化知识武装农民头脑,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现实利益,并且认为改造小农意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列宁改造小农意识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精准扶贫”“智力脱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高难度课题。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超越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整体超越,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意识改造置换落后的小农意识,是小农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

  鉴于小农意识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掣肘,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改造小农意识思想同俄国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改造落后小农意识的思想。

  一、列宁改造小农意识思想的历史演进

  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列宁都十分注重对农民小生产思想意识的批判和改造。

  一方面,列宁把小农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区分开,认为小农意识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宗法式的落后小生产相联系,是比小资产阶级意识更为落后、更加保守和反动的思想意识;

  另一方面,列宁把小农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联系起来进行批判,认为通过对小农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结构和小生产方式的变革去冲击小农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去改造他们的意识,并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团结农民、用无产阶级先进意识改造置换包括落后小农意识在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列宁改造小农意识思想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十月革命之前、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至新经济政策之前、新经济政策之后。

  1、十月革命前:无产阶级教育引导农民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

  列宁对农民和农民意识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他的大学时期。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要取得反对资本主义制度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关注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问题,要团结、教育和引导工农群众,使他们具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

  在喀山大学读书期间,列宁因参加抗议活动被开除学籍并流放至喀山附近的柯库什基诺村。在这里,列宁开始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并且进行农村调查。

  1889年,他移居至萨马拉后,除了继续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农民问题的著作之外,还搜集关于俄国农业经济和农村历史的资料,并且对俄国农民现实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

  1893年春,列宁撰写了关于俄国农民状况的文献《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分析了俄国村社农民的分化及其背后的意义,认为民粹派关于村社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想是脱离实际的小农意识空想。

  1897年,列宁被流放至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流放期间,他对俄国农村和农民的有力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为了批判民粹派的观点,阐明俄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列宁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该著作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用三个章节阐述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

  他认为,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就其历史意义来说是个巨大的进步,但不应忘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及其固有的深刻的社会矛盾。

  1901年,列宁开始为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这段时期他撰写了许多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著作。

  《工人政党和农民》中,列宁指出俄国1861年改革使农民失去土地,遭受地主与资本的双重压迫和掠夺。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中,列宁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批驳了“马克思的批评家”们所谓的小农经济稳固论,主张劳动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只有通过思想教育和价值引导使他们认识到,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才能使他们摆脱奴役和困境。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中,列宁认为由于俄国农民问题的复杂性,社会民主党确立自己的农民政策十分重要。

  另外,他还提出阶级斗争是一切土地问题的指导路线。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写作了《怎么办?》一书,提出了著名的“灌输理论”,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工农群众的重要性。

  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浪潮席卷全国。针对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疑惑,列宁撰写了《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文中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农村的双重革命任务,指出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对农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教育,使他们懂得用革命的手段去破坏旧的制度。

  1907年,俄国革命遭遇六三政变,进入了低潮时期。二月革命后,政权旁落于俄国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并没有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果实。因此,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和贫困农民掌握政权,就必须团结教育和争取劳动群众,提高农民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使苏维埃成为真正的工农革命政权。

  2、十月革命后:通过直接过渡改造小农和小农意识

  伴随着十月革命胜利,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日(俄历)召开,通过了由列宁负责起草的《土地法令》,法令宣布立刻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永远铲除土地私有权,实行土地国有化。

  此外,该法令中还指明土地应当平均使用,并对一系列土地问题进行了解释。将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后,大多数农民仍然以户为单位分散生产,小农生产生活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把落后小生产引向社会主义大生产,逐步消灭小农意识存在的土壤和条件,是列宁这一时期重要思考的内容。

  1918年春天,列宁将工作的重心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着手制定了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这时,他认为只有共耕制才能改变农民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小农意识,使农民更快地过上文明生活,同其他公民处在平等地位。

  然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步履维艰,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对苏维埃政权发起了大规模的武力进攻。1918年夏天,俄国再次陷于四面战火之中,这使得俄国刚刚恢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被迫中断,苏维埃的工作重心由发展经济转移到战争和军事行动上。

  由于战争时期各种物资供应极度匮乏,为了捍卫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随形势变化而施行。

  在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下,苏俄在生产领域实行共耕制,直接将农民的小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在分配领域,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应该且必须向国家提供应对战争所须的粮食。

  这一政策用国家高度计划的直接调拨和分配取代了商品交换,使国家从农民手里拿走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是一些必须的粮食,切断了小生产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

  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后的著作中,阐明了党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他认为,农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根本改变自身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才能改变经济贫穷、政治压迫和文化愚昧的状况。

  但是,在一个小农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小生产汪洋大海,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对农业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革除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是一项长期艰难的任务。

  由此,他十分重视改造小农和小农意识的措施和方法,对共耕制、合作社、提高农民文化程度、帮助农民改造农业技术、改造小农的态度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思考。

  3、新经济政策时期:改造小农并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

  1920年秋,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民取得了俄国国内战争的伟大胜利。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和发展经济的重启,基于紧急应对国内战争而形成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合时宜。

  由于对战时共产主义一些政策的不满,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士兵叛乱和唐波夫省农民暴动。这两次暴乱震惊全国,也极大震动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

  在执政党和政权都面临严峻考验的情况下,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经验教训总结,突破了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新探索。

  列宁认识到共耕制不能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余粮收集制也使农民负担过重,二者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已经不再适应俄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国情。而小农经济在苏俄经济战场上又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能使小农经济得到切实的大规模的改善,“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1](P354)

  1921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果断实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新经济政策。列宁强调苏俄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可以采取“迂回的办法”,改造小农意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在探索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列宁一再强调苏俄的基本国情是“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2](P445)他深刻地认识到,在小农生产者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改造小农意识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在俄国,没有小农的支持和牢固的工农联盟,苏维埃政权不可能稳固;没有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意识改造小农思想,提高农民的道德觉悟和思想水平,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顺利推进。

  因此,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在晚年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关于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主张改造小农并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3](P447)

  

  二、列宁改造小农意识思想的主要内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改造小农意识无法绕开小农意识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特别是其赖以生存的小生产方式和自然经济结构。

  恩格斯在论述小农问题时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占有被工业的进步所排斥着,小生产将被社会化大生产压碎,“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4](P516)

  实现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使他们为了自己共同的利益进行大规模经营,才是小农“唯一得救的途径”,也是改造小农意识的根本途径。

  1、改造小农意识的前提在于实现由落后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

  要改造小农意识首先必须改变小农意识赖以生存的土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封闭落后的小生产方式。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以小生产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不具备强大的工业化基础,连年战事使俄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面临的条件十分困难。

  这种状况下,俄国要进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列宁主张必须改造小农,实现由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

  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5](P542)俄国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必须通过特殊的办法,用“一定的流转自由”以及“弄到商品和产品”来满足小农,减轻小农负担、调动小农积极性、提高小农生产力,通过“中间环节”逐步使小生产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

  18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又提到了其1918年对俄国五种经济结构的分析。他认为在俄国,小农结构,即部分是宗法式的、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结构”占着优势,资本主义自发发展应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使其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

  至于怎样“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列举出租让和合作社两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其中,恢复经济的生产资料要靠租让来解决问题。国家执行恰当而谨慎的租让政策,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使他们互相争斗,从而壮大自己。

  国家资本主义的另外一种形式——合作社,则是把千百万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联合组织起来,使小生产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以此来彻底铲除根深蒂固的旧的经济关系和落后的小农意识。

  2、改造小农意识的基础在于物质基础和技术并且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农业集体经营的试验和创举对于苏俄向共产主义过渡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个试验在实际操作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人们由于不善经营、没有集体工作的经验,在农村组织公社和集体农庄的建设并不是那么成功,这使得周围的农民见笑或生气。

  列宁指出:“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6](P447)

  实际上,19世纪末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就充分肯定了机器在农业中的好处和积极意义。1918年12月,在《全俄土地局、贫困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列宁又主张技术奇迹首先应该用来改造农业生产。他认为,战争已经唤醒大多数农民,使他们看到技术的奇迹。现代技术创造的巨大力量不应在可怕的战争中被白白消耗掉,而是应该利用这个力量对落后的农业生产进行改造。

  改造后的农业生产不会恢复旧的小农经济,将会变成建在科学和技术成就基础上的农业。随着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的具备,农业大规模电气化的实现,改造小农意识也将事半功倍。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具体就是全国电气化,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7](P364)他把那些想在三年内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改造过来的为数不少的共产党人比作幻想家。他认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8](P447)

  关于“几代人”的含义和时间跨度,列宁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几代人”并不是说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而是说,要实现国家的电气化,无论如何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行。在这个问题上,他曾用电站建设来举例说明俄国并不具备短时间实现农业生产大规模电气化的能力。

  另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认为提高共产主义劳动觉悟和思想道德,并真正普遍地实行,这也是一项需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3、改造小农意识要用科学文化知识武装农民的头脑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时,俄国普通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非常低,是一个愚昧的文盲国家,民众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低下成为俄国新经济政策推进和国家发展的严重障碍。

  基于对文化作用的敏锐把握,列宁明确了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与文盲国家的关系,甚至用“文化革命”这样的词语来强调文化对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

  他认为,没有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并使俄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要改造小农和小农意识,就必须提高农民文化教育水平。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扫除文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是进行文化革命的基础性步骤。在此基础上,应使他们进一步学以致用,将所学所得应用于自身与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上。

  然而,扫除文盲以及文化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和巩固,也并不必然为社会主义建设锻造合格的劳动者。针对苏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的问题,单是扫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当然也不一定能够使之改造和蜕变。

  那么,提高小农文化水平的同时,将如何应对小农意识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和冲突?列宁主张,不仅要交给农民以文化知识,还要避免“别人的文化”的支配,用科学的理论去武装农民的头脑。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科学的理论,只有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

  此外,列宁还主张用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影响来改造农民。他在谈论租让企业给苏俄经济上带来巨大好处的时候,指出租让企业在建设工人村时,也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从而腐蚀农民。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9](P329)

  列宁认为,教育不能不联系政治,无产阶级应当作为最积极最主要的力量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苏俄处在与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期,因此在列宁看来,应当把工人阶级争取政治自由斗争中形成的习惯、风气和信念用做教育全体劳动者的手段。

  至于究竟应如何教育,列宁主张由无产阶级来解决,并进一步论述了党的任务是帮助无产阶级起到教育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

  列宁十分重视文化领域城乡互助的问题,认为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给予农村的起坏影响的东西不同的是,苏俄可在城市工人和农村雇工之间建立友好的互助形式,“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10](P765),使城市给予农村起好影响的东西并在农村发挥积极的作用。

  另外,列宁还指出,要扫除文盲,不能单靠苏维埃政权颁布一道行政命令、提出一个政治口号,或派一部分优秀的工作人员去担负这个工作,而是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文化革命,使广大青年们主动积极地从事这个工作。

  4、改造小农意识要同农民实际利益相结合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理论与实践中都要站在人民立场,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

  与其他剥削政党不同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改造小农意识并不是要把农民作为榨取财富和利益的工具,而是尊重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和现实利益,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置换小农意识,既要看到农民的当前利益,更要看到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使他们革除掉狭隘的、封闭的、落后的、保守的意识,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进步。

  恩格斯指出,为农民而提出的要求并不是过分的,小农将被许诺“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11](P525)列宁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十分重视农民利益问题,并始终强调在尊重和维护农民现实利益的基础上改造小农意识。

  他认为,国家灾难那样深重,如果不解决实际问题,不能使工人们活下去,只是“给农民花花绿绿的票子作为补偿”[12](P105),无论怎样都救不了自己。这是苏维埃俄国生死存亡的问题,应努力去满足农民的要求。至于如何满足,则“要从农民的要求本身中去寻找。”[13](P447)

  当农民的现实利益不断得到尊重和维护,他们才会配合苏维埃政府各项政策和措施,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大规模电气化以及文化知识素质提升,小农意识才会得到逐渐地、彻底地改造。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尽管党内存在一些分歧,但苏维埃政府还是颁布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土地法令》。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本来是反对土地社会化法令的,只是不愿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志,因为“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叛变革命”[14](P174)。

  农民像是在地里生了根似的,惧怕新事物、顽固坚持老一套,最好是让他们通过自身的感受和切身的体会来重建对问题的认识。

  当几千个公社和劳动组合个个都成为在农民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意识的真正苗圃和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真正幼芽,俄国才能永远战胜旧的愚昧状态以及横在前进路上的任何困难。

  在阐述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列宁指出必须重视农民的现实利益问题。为了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而不犯错误,列宁主张用革命所需的另一种“艺术”(即灵活机动)来克服困难。这一“艺术”就是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策略。

  谈到租让问题时,列宁指出:“我们没有权利轻视任何多少有助于改善工农处境的事情。”[15](P345)因此,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为了“有一种能促使小农从事经营的刺激、动因和动力”,使农民“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努力”[16](P457),俄国通过实行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一定的流转自由、发展商业以及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小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等措施,在尊重和保护农民现实利益的情况促进了农民经济改善和小农意识改造的共同进步。

  

  三、列宁改造小农意识思想的现实价值

  小农脱胎于农耕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地缘环境而存在。小农意识伴随着自然经济、小生产方式而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根源,并且广泛地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

  自从资本主义步入人类历史的长河,机器的轰鸣与喧嚣打破了中世纪田园生活的恬静,使自然经济的小生产方式向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转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生产方式的剧变下,新生的无产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诞生并且与先进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先进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但是,在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小农意识虽一直受到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识的排挤与同化,却作为文化传统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甚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与社会阶级的交织流动中,小农意识已经深深积淀和逐渐渗透进其他的社会阶级与阶层的意识之中。它早已不再是小农的“专属物”,而是成为了一种覆盖面大、影响力广、渗透力强的社会意识。

  1、正确认识小农意识的思想指南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小农是保守甚至反动的,他们同过了时的小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变成未来的无产者。然而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的经济地位、所受教育尺度和闭塞生活方式使这一群体有着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和私人偏见。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对小农和小农意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思想批判,那么列宁则是社会主义实践中改造小农以及小农意识的“吹哨人”和先行者。

  对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科学掌握,对俄国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国情的透彻把握,对俄国由经济文化落后的小农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特殊道路及其长期性、艰巨性和 复杂性的科学判断,以及集理论家与职业革命家于一身的品格,都使得列宁在改造小农和小农意识方面得出了科学而严谨的基本原则和结论。唯有正视问题、不断增强对问题的敏感性,才能解决问题。

  因此,在这些原则和结论中,正视小农意识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影响,明确改造小农意识的必要性、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列宁改造小农意识思想中最基础、最富指导意义并一以贯之的根脉。

  这条根脉在改造俄国小农意识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已由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证明,并可为其他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待小农意识提供思想理论指导。

  2、科学改造小农意识的基本遵循

  正视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明确了改造小农意识的必要性、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之后,如何解决问题就成为了关键。列宁继承并且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改造小农意识思想,并自觉应用于俄国社会主义国家改造小农意识的实际工作中。

  尽管列宁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和政策主张是基于当时俄国的具体国情提出的,其具体观点和具体政策不一定普遍适用于其他国家,但是建立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科学结论,为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造小农意识提供着珍贵的理论指导、历史经验和根本遵循。

  首先,列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调整改造小农意识的方法和策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行了突破性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不是囿于书斋的学问和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其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不断地在实践中检验、发展和证实。

  在俄国的小农意识改造中,列宁没有抱住固守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观点、具体结论和行动纲领,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突破了一个个思想“禁区”,逐渐探索出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推进苏维埃国家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这是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改造小农意识思想的重大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造小农意识提供了理论指导。

  其次,列宁坚持将小农意识改造与维护农民的现实利益相结合,体现了人民性的价值原则和立场。小农也是人民的一份子,改造小农意识,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厌恶小农、抛弃小农。相反的,小农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改造小农意识从本质上讲,是为了维护小农的利益和权利,使他们与无产阶级一道真正走进新社会、获得新生。

  因此,要区分农民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现实利益与根本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在关心和维护农民个人利益、眼前利益、现实利益、经济利益的同时,更要关心和维护农民的集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社会利益,这为改造小农意识提供了根本的价值原则。

  再次,列宁坚持物质技术基础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农民相结合,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力量改造小农意识。只有压碎小农意识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方式,代替以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代替传统手工劳动,用信息化和广泛的社会交往代替狭隘封闭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才能使小农意识的改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思想意识的改造,更离不开科学理论和文化知识对小农头脑的武装与教育。在这些方面,列宁为改造小农意识提供了思想指导、策略措施和基本遵循。

  3、实现小农意识现代化转型的锋利武器

  列宁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十分丰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造小农意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以及俄国相关方面的实践经验与教训,经过历史的沉淀与淬炼,犹似一把小农意识现代化转型的锋利武器,划破了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造小农意识的重重迷雾。

  与苏维埃俄国相似的是,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东方农业大国、农民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小生产汪洋大海,至今农民仍然占人口总数的39.4%(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2019年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也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建设社会主义。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议题。对于中国来说,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小农意识是一个重要思想桎梏。

  中国的小农意识,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壤,在现代化转型中既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作用。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历史交汇点,小农意识的改造能否跟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脚步,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改造小农意识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坚持教育农民、改造小农意识,不断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活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推进了农村全方面变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乡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农意识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化,呈现出覆盖面广、隐蔽性高,对现代化进程影响力大等特点。

  于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关于“三农问题”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

  首先,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吸引力、引领力。其次,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7](P22)作为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这样的总要求下,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小农的身份、经济成分和意识将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而逐步实现转型。

  再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18](P29),国家在“经济扶贫”的同时也强调“文化扶贫”“智力扶贫”,在“精准扶贫”的同时也在精准改造小农意识以实现“智力脱贫”。

  在脱贫攻坚战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坚持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念指导农村扶贫开发,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提出“扶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19](P50),全面推进教育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智力脱贫等模式,以期拔掉“穷根子”、振奋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精神风貌。

  综上所述,列宁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改造小农意识的基本原则与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科学揭示了小农占大多数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小农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

  这些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尽管是针对当时俄国的具体国情提出来的,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精准扶贫”“智力脱贫”,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2][3][5][6][7][8][9][10][12][13][15][16][俄]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1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俄]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18][1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作者:袁银传,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来源:“思想火炬”微信公号,原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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