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分配理论、实践工作本位考
——党的分配辩证法：不同时期工作本位学理关系概述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作者按】该文选自笔者新作“国家、所有制与劳动合约形成——中国共产党分配理论、实践工作本位考”的结论部分（即第四部分）。诚如文题，这部分是正面阐述“党的分配辩证法”的精要内容，目的是通过系统总结党在各个时期的分配工作，提炼社会主义分配规律——它的工作本位、变迁轨迹及动力机制。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在“五个根本”指引下日益蓬勃向上，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奋斗前进，迈上新境界，发展无止境！“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习近平语）坚持党领导的制度是中国“最大的特色”。是以学理化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本质上就是回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如何来”“为什么”和“是什么”。
（一）
如果对通史路径的研究内容进行简单总结，则可以说社会主义文明规划之所以离不开“物本位”，在于它是“人字诀”，——这就内在诠释了当代社会主义的发生及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共生和经济发展同步乃至“政治思想共舞”;另外也不能忘记：资本主义永远是“物字诀”文明规划属性，必然由物而起、因物而灭，——这也就是恩格斯道路所诠释的“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历史第一重要性。从而，必须将社会主义历史建设和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有机结合起来(相应将列宁-恩格斯道路、恩格斯-列宁道路的不同规定性予以统一)。依据这一总原理，如果说中国社会的古代进程不过是“国家有机构成领导土地有机构成”的一部生产-分配史，那么，它的现代进程基本可以看成由国家有机构成继续领导“土地有机构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土地革命)以及“资本有机构成”(中国特色的民营经济构成)的一部曲折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折而进的生产-分配史。然则党在百年的理论探索与历史实践中，在分配工作方面实际所坚持的原则最为突出显著是两条(以上可称之工作方针意义的“两条基本原则”，下文将分别进行详述)：
第一，坚持以本位论(历史)建构——以历史工作本位指导分配实践并相应进行理论建构;
第二，进而以本位论(马克思主义本位论)领导本体论批判的理论实践。
（二）
“只有确定了这几点后才使我们有可能从方法论上利用客观可能性这一范畴。这是因为首先要弄清楚，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之中，从在生产过程中的某种特定的地位出发，这一社会的经济总体一般地讲可以被认识到什么程度……因此，阶级意识——抽象地、形式地来看——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这一经济状况被既定为一种明确的结构关系，被既定为一种似乎控制着生活的全部对象的明确的形式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虚假’‘假象’的含义就决不是武断的，而恰恰是客观经济结构的思想反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10】故而在卢卡奇看来，“如果无产阶级不想和资产阶级一起，在趋向崩溃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屈辱地和痛苦地死去，它就必须承担这个任务，并且只能以这种有意识的方式去承担这个任务。”【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19】换言之，“阶级的观点(同个人的观点相反)在科学-方法上的优越性(规定)……明确了：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因此，从这种观点作出的‘批判’是对总体的考察，从而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94~95】
该阐述由此恰当答复了一种疑惑及其必然性的出路选择：“就在马克思要规定什么是阶级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被中断了，这对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来讲都是一种灾难。因此，后来的运动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解释，依靠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偶尔发表的意见加以归纳，依靠独立地研究和运用他们的方法。”【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02】
（三）
然则前一原则贵在坚持了“人字诀”文明规划道路上的彻底的本体论历史构筑体系的工作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三个不同时期“有内在衔接性”的路线和纲领的推进：
(1)百年党史的“头30年”(土地革命时期)——可谓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经济分配工作的时期，简言之，这是“党本位”初创与完备阶段;
(2)百年党史的“中间30年”(所谓“计划经济时代”)——党通过计划本位组织和领导经济工作全局藉以安排分配形式的时期，这是“党本位”与“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中国成功结合的阶段;
(3)百年党史的“后40年”(坚持国家本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身份本位和财产本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深度融合的进程最终羽化为“以国家本位领导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最新表述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显然相较而言，这是“党本位”继续完善自我与走向历史成熟阶段。
无疑，“党本位”在三个不同时期一以贯之，体现出卢卡奇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9】
犹如《资本论》的社会分配是围绕财产本位的一种建构，如上指出体现出来的是“第二卷→第一卷→第三卷”的顺序，即实际建构次序是分配I(资本本位)→分配II(资本的要素本位)→分配III(资本的财产本位);在这里，资本本位和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意识同样是完全对应的。然则，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规划”并非就生产、分配、交换诸种再生产环节的工作关系进行肤浅表述意义的“新论述”，而委实是突出新时代社会主义阶段上的分配本位问题(所谓“国家本位”的中心地位)，以系统化和统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分配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聚焦在“体用”上了，而孵化出社会主义“分配I规定”(以国家有机构成——实质是基于国家系统的分配本位)→“分配II规定”(基于国家技术构成形成发展路径的分配本位——实质是基于生产的分配规定)→“分配III规定”(基于国家价值构成形成发展路径的分配本位——实质是基于交换的分配规定)这样的理路，用以统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治理工作，可谓立足“劳动历史过程”面向现代化的一次分配制度的“积极调整”。
总之，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到新时代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和继承发展的工作关系，内涵是越来越突出了“以生产方式引领分配方式”，而最终生成“党工作本位→计划本位→国家治理本位”为经和“国家(治理)本位→社会主义(治理)本位→市场(治理)本位”为纬的系统化的中国特色分配理论和实践思想。
（四）
与之契合然工作侧重点不同，后一原则是“批判与建构”并举。众所周知，由于依循《资本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包括思想宣传)坚持了“客观本位的财产理论”(所谓客观价值论)的建构理路，迫使资产阶级教科书必须持续地全盘“主观仿真”，无论是主体演绎路线的“边际效用论”(包括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替代率、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生产力、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供给需求曲线等工具的使用)，还是客体归纳路线的“生产要素论”(包括生产函数、成本函数、收入函数、利润函数、消费函数、投资函数甚至利息函数及要素供给需求曲线等工具的使用)，如上指出，均是严格仿真意义的主观价值论。
【注1：这当然是利用了现代数学的最新进展上的成果。数学工具可谓“最纯粹的主观”。数学工具和自然客观对象之所以能够实现主客观统一，在于自然科学的物质本位性。资本社会与之不同，但物的外观丝毫不会改变“人本位”实质，财产蕴涵身份以及从分配出发的主体利益关系表现使得“人的关系”相比“物的关系”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财产经济分配的一个极为独特的工作特征。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的这种结合之所以最终得不到支持并难以获得彻底成功，就在于它所面对的社会归根结底是“人的社会”，“人本位”是始源性的规定，也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人的异化性质的解除首先将要从“财产的神秘性”破除开始。】
【注2：边际是对“个体(个人)”的工作仿真，故曰“主体之主观工具”。在各种“边际”里，效用函数是个例外，尽管一直伴随效用价值论的左右，但实际所起到的理论作用却很难说。】
【注3：函数(物的关系)说到底是对“关系(人的关系)”的工作仿真，故曰“客体之主观工具”。在各种西方经济学自制的“函数”里，尽管执行资本观念上的耗费标准，成本函数算是最接近“经济对象”的，盖因其具有管理会计的知识基础。尽管如此，它的地位也是附属的，毕竟就主观工具论而言，“主体之主观”乃是最接近数学工具的，而可直接隶属于“人造的客观对象”——理性假设(虚假的逻辑本体论)。这就产生了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之函数性质不一致的现象，就犹如经济学体系的不统一，又使人觉得这根本是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工作反串，使它们好像原本就是“两种经济学”。】
主观价值论和客观价值论具有同一对象，故而资产阶级价值论最终统一以“均衡价格论”(以边际主义为基础的供求函数方程组)，一味地采用供求工具——分析和综合现象中的“价格真实”(以价格全面仿真价值)，最终暴露其“删除价值(范畴)”的理论决心。总体而言，这是“物本位”工作范围内的理论路线斗争，由于共有相同的财产历史本位，客观本位和主观本位得以分立。
【注：这说明西方经济学并非没有“本位论”，只是使之隶属于逻辑，作为“第二性系统”工作组成。具体而言，是在本体论下设置主观本位(成就主观本位的财产理论观)，以对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的“客观本位论”;盖因资本是在身份规定上越来越“社会客观化”，在财产方面却越来越“社会主观化”了，这强化了每一位生产劳动者的阶级斗争意识。这又迫使其在主观价值论体系下分别设置主体和客体的逻辑本体，以仿真版主客体关系的“奇妙对言”，努力把对象世界仿得很逼真，制造所谓逻辑本相——“本体”“假相”的有机统一!】
但同时基于“逻辑本体论”的斗争使得它们彼此难以调和，这种分庭抗礼的工作局面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即“你中无我，我中无你”，是为水火不相容之理论并存状况。社会主义必须“火中取栗”，在批判中从事建设，并承担起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进行“具体阐释”(特别置身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比较的视域)的历史任务，从而，它的理论建构充满了“变数”，毋宁说，根本是以“实践态”(历史辩证法)作为理论工作的基本对象。
（五）
具体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时期”(百年党史头30年)，党的工作方针总的来讲是变“土地本位”为“党本位”，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促成土地身份本位向党经济工作本位的历史性伟大转变。国家一般(总身份)规定的形成总是伴随着阶级关系成长的财产制度具体生成的过程，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性区别是经济内容。“新与旧，按照传统的解释，是体现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和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内容，是需要组织民众建立相对于旧统治阶级的政治优势和舆论优势，完成领导权的非自愿转移过程。”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建立了共产党和农民的相互认同和支持关系。在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历史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质变，共产党消灭了土匪，实现了真正的国内和平，由此再造了新型的政治关系，共产党自身获得了农民群众支持下的高度执行力，延续数千年的安全忧虑就此成为过去式。”【张志强，李放春，潘维，等.人民共和国的文明内涵[J].开放时代，2018，(1)：33-89.】
所谓“毛式生产政体(单位制)的形成”，这种生产政治就在于“身份规定性”。共同体生产的要义是人和土地的结合。它的合约形成关系如上指出首先是“身份合约”的发生，并且在官僚治理系统中，土地身份大于人的身份，甚至可以说土地的身份远远压倒了人本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登上历史舞台，其领导权始具历史根据，不外乎是作为“手段范畴”，为了去实现“人的身份(规定)”对于土地(同样作为“身份规定”)的占领，从而相对人本身而言，乃是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领导权——人的身份开始逐渐大于土地的身份——的过程(所谓“斗地主”)。是以这里：既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意义的人和它的客观生产条件——土地——之间的分离关系的社会达成，也不是主体人将“土地”作为单纯的财产形式同自身结合，一句话，人的身份将在历史上第一次压倒土地(身份)规定。
【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到1931年，其业已形成了成熟定型的土地革命路线。】
党本位置换历史上的土地本位之工作艰巨可想而知，必由的途径是生产组织起来，并通过斗争的形式实现。须知中国几千年土地社会的系统牢固性，它业已形成的土地构成的要素形态和身份形态即便在土地构成系统面临全面崩溃的情势下依然可以实现局部系统和地方社会的“自组织”。对于这种自组织力的“瓦解”不能通过暴力，必须循其再生规律，在解构中实现新组织和秩序再构。要知道，“土改的时候特别强调的一件事，就是要求组织农民通过自己的斗争来实现分田，反对和平土改。共产党派出工作队只是起引导作用、组织和培训农民积极分子队伍形成农会，由农会来划定成分、没收财产并分配。”然则，“是否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实现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与苏东国家的一大区别。”又之，“毛泽东1959年阅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教科书时，才发现这个不同，苏东国家是政府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毛泽东对此有两个评价：一是恩赐分田没有经过斗争，二是右倾观点，不抓住这么好的有利时机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中共与苏共的不同政见，主要的源头就在这里。”[29]人的工作本位在于群众组织与有效的政治动员，这个过程无疑是历史遗产的一种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在土地革命中它以民主的形式确保“党本位”战胜“封建本位”，并有效排挤了资产阶级的“财产本位”。它的核心内容是贯彻“农民的身份本位”。据此，毛泽东认为“土地分配不能搞绝对平均”，并把“联合中农”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又以落实“联合中农政策”为中心，全面制定和实施解放战争历史条件下的新民主主义土地革命路线。这自然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内在一致的。盖因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关于农民阶级，‘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前，贫农占农民的大多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彻底完成以后，中农占农民的大多数’;他以‘农民以外的独立劳动者’的概念来涵盖手工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小商贩，认为‘无产阶级、农民、独立劳动者，以及一切受人剥削的人们，共占全国人口约90%’，‘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然则，毛泽东强调：“共产党要领导中农，必须率领中农和自己一道向封建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如果没有坚决的斗争，或虽有动作而没有胜利，中农就会动摇。再则，必须以地主土地财产的一部分分配给中农中的较困难者，对于富裕中农则不要损害其利益。在农会中和区乡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并须在数量上做适当规定……不要订错中农的成分，对中农的土地税和战争勤务要公道。同时，还要给中农以政治教育。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要丧失中农的拥护。”这就充分肯定了，“中农是这一历史变革完成后中国农村的主体，同时是占整个经济总产值90%的个体经济的主要创造者。”归根结底，“毛泽东既反对农业社会主义(低水平上的绝对平均)对社会生产力的反动和破坏，又不否认并鼓励土改后的农民发家致富成为新富农，并在新民主主义框架内的存在与继续发展，但他同时强调农业的未来必须是社会化。”【蒋建农.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新发展——关于1947年土改纠“左”历史的考察[J].广东社会科学，2020，(2)：105-120.】
（六）
因而“第二时期”(百年党史中间30年)必然以“第一时期”(国家有机构成在规定性上的先行存在)为发生前提;其在理论上是国家技术构成全面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在实践上则是党本位落实为“计划工作本位”之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分配上的重要特征是“劳动关系平等论”。迄今为止，经济学有四类：人的经济学(I)、物的经济学(II)、身份经济学(III)和财产经济学(IV)。从理论上看，国家构成要素形态在发生机理上全部涉及它们，工作顺序是：IV(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财产形成)→II→III(“全民”工作概念形成)→I;这是在国家的名义下直接“重建共同体”的一种努力，于是，“人的经济学”反而是工作产物形式。从实践上看，国家技术构成本身就是伟大的“全民的创造”，它所蕴涵的所有制的实质规定即“全民所有制”，将“身份本位”直接推向了“全民本位”。然则计划本位可以说是以特殊的方式结合了上述四者，实现了“类别的共属”，如对国家、集体与劳动者个人三者利益的统筹兼顾与适当安排的注重，对“农民劳动(产品)所有权”的肯定与正确引导等;尽管它以巨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情启动了“以物为本的生产力”(国家技术构成之“物的经济学”)，但立足的本位依然是“人的经济学”。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它将计划提升为“绝对的所有制形式(工作本位)”，从而试图将“身份本位的生产关系”连同“财产本位的生产关系”一起作为革命和建设所扫除的对象。在这当中，所难以避免的是对“人本位的生产关系”历史建设的任务的困难严峻性和认识复杂程度估计不足。
【注：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以唯一的计划形式安排A 和Pm的结合(在生产本位上)乃至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在分配本位上)。尽管如此，由于消费资料是个物质概念，而生活资料根本是物质内涵和人文内涵的高度性统一，因此，单单靠计划配置亦是难以奏效的。】
据以上分析可知，(1)人本位的生产力→物本位的生产力→身份本位的生产关系→以物为本的生产关系，以及(2)财产本位的生产关系→人本位的生产关系→以物为本的生产力→以人为本的生产力，是两个彼此接续连贯的历史进程，具有历史演变“自然史”的意义;换言之，(1)和(2)的历史立体共生关系——它们的并存、交叉和有机嵌入对方的发展行程——正是自然历史过程所呈现出来的“特有空间概貌”。由于直接绕过了“历史上的物本位的生产力”形态，使得“以物为本的生产力”有可能完全脱离财产本位，而导致在追求“一大二公”的过程中，将劳动关系平等原则堕落为“直接的劳动平等论”——工资或收入均等。这里需要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各种劳动本位形式尤其是“工资劳动本位”。
首先是“身份蕴涵财产”的封建工匠劳动(封建单位制如师徒制和手工作坊的家劳动)，这是匠人工资劳动的本位形式;
其次是“雇佣劳动”(劳动力商品形式)，这是工资劳动的市民形式本位;
再就是这里所谓的“平等劳动”(全民劳动形式)，显然，这是社会主义计划时代的劳动的平等本位形式。
经过对比可以发现，工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所有制形式”，并且作为了“两重本位”结合体：它们亦身份亦财产，体现出关系发生上的两重性。拿工资劳动的身份匠人的本位规定来说，在它内部发生的“身份”与“财产形式”矛盾规定其实是“家(单位)劳动”主体身份与“土地身份国家合约”的系统矛盾的一个投射结果。全民劳动关系也不例外。所谓劳动关系平等，它的范畴是“平等劳动”，但是“平等”只意味着全民关系意义的“绝对的身份平等”，在这个工作范围内，决没有消除生活资料占有上的“相对的不平等(关系)”。而相反，所谓“直接的劳动平等”，往往指绝对的财产平等，以及将之不可避免地引申到与绝对的身份平等的相等同上了。所谓：“平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需要有当代生产力的历史特殊性来说明。一方面，平等劳动扬弃雇佣劳动的阶级对立性质，形成劳动者阶级内部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关系……另一方面，平等劳动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能强行突进到共产主义的自由劳动，是因为当代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财富没有充分涌流，因此，劳动时间具有明显的稀缺性;职业专门化的分工、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对于机器系统的从属地位，导致劳动者个人不愿意超出满足个人消费的必要劳动时间为社会提供剩余劳动。因此，社会财富还需要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社会还必须利用‘你干活，我给钱’，‘我给钱，你干活’的法权意志，来强制劳动者为社会提供更多剩余劳动。平等劳动的存在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无论是它的形成，还是它的突破(扬弃)，都不能单纯依靠革命者的勇气和信念。”【荣兆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纲要——以平等劳动及其生产力为主线[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4)：16-45.】
换言之，“平等劳动”终究还是一个具有内在客观矛盾规定的统一体。毋庸置疑，上述劳动形式的若干历史范畴显露了“分配性矛盾规定”：发生在工资劳动本位形式的“家本位”和社会主导生产方式的所有制形式“土地本位”(身份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按照此项意义的“市民(财产)形式本位”和“资本本位”(财产国家)之间的矛盾乃至“平等本位”和“全民本位”之间的矛盾，等等。故而言之，所谓分配理论，不过是“所有制形式的本位论”上的一个具体系统的历史考察。
又之，如果说自由联合体是真正意义的劳动本位论，那么，《资本论》和全民所有制的劳动研究仅仅是恰当地建立起“工资研究的历史本位论”;然则有了“客观工资(规定)”的理论实践：客观工资理论为各色各样的主观工资理论“立法”，建立批判标准，从而彻底将“劳者”与“非劳者”在规定性上区分开来。就全民所有制的“计划时代”而论，劳者和非劳者之间没有模糊地带，劳者占有生活资料，非劳者或占有“身份价值”，但与财产形式无关，又可说干部与群众的身份差别在财产上是“无感的”。同样，《资本论》对工资劳动的考察也仅限于雇佣劳动者的生活财产，对非劳者的一般性财产收入不予考察，盖因它们本质上不构成“工资形式(范畴)”。这一客观理论标准和实践在于声明：任何工资劳动的本位形式说到底都是从属性质的，本质上属于那个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一个侧面、一个矛盾单元，于是，尽管它是物质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实际创造者、提供者，但终究处于“不平等关系”状况。是以“平等”委实作为历史范畴，可以说是个隶属概念——隶属于历史生产方式，但也并不是说平等遥遥无期，从它由多方面规定结合而成的组成内容的系统性而言，“平等(规定)”恰恰从“分配理论”起航。这是“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观”历史的渐行渐近的建立行程，即在这里，“劳动异化关系论”和“劳动关系平等论”仍然是“复调的合唱”。《资本论》描绘了工资形式和剩余价值形式的对立状况，全民所有制试图历史性地改写这一脚本，试图消灭无偿占有意义的“剥削”，从而启发了一种“新型的分配本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