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任何平等都是基于“本位”的平等，任何分配也都是某种本位形式的分配。藉由这个判断，我们最后来到“第三时期”(百年党史后40年)，历史上曾有过的“土地(本位)平等论”“资本(本位)平等论”于这里不期而遇，并得到两种崭新意义的“生产力发展规定”：一是“以人为本的生产力”，通过对土地构成要素形态进行历史系统更新而得到;二是“以物为本的生产力”，通过对资本构成要素形态(系统)进行历史更新而得到。社会主义国家技术构成同时承载这两重历史任务，并且后一重任务显得更为迫切，原因在于：第一，生产力的物本位在中国旧有的系统中从未扎牢根基和形成体系;第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历史发展方向乃是“以物为本的生产力→以人为本的生产力”，物质力量必须得到更加优先的普遍能力意义的成长——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然则特殊的工业化方式及“赶超”战略决定了特殊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同时生成了“特殊的国家价值构成形态”。 【注：国家价值是由全民本位主导的多个本位的复合体规定。随着社会主义身份和财产关系的普遍性融合进程的不断深入，“小康社会”逐渐成为国家构成的一个构造，它代表了全民本位内涵演绎的动态性特征(如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作为“均富意义的国家生活价值构成”，小康的事的工作本位即“高质量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体现，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体现“以人为本”的工作范畴。然则，国家价值构成本身是“身份价值”与“财产价值”的统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意味着由物本身主导生产的发展时代已经即将走完全部历史行程;一句话，“物本位”阶段已告结束，“人本位”阶段业已登场，唯GDP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小康社会藉由“人本位”的名片而得到广泛性的社会认同，它的范畴是人，从而坚定了对社会主义本位目标即共同富裕的实现信心，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市场经济三大要素市场的建设中，国家始终是主导者。资本市场的建立，土地市场的建立，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国家作用不仅是加速器，而且是发动机。”【荣兆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纲要——以平等劳动及其生产力为主线[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4)：16-45.】 这使我们得以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国家构成的财产形态，相应采取与之契合的符合中国当下国情的分配方式。概括而言，国家本位在这一时期的突出性就体现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规划：(1)新时代社会主义主人翁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宏基的“有折”“有扣”——“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3)制度、体制、机制三合一——以国者为本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内容的中心语义是“主一兼多”，很显然进行了特别的知识生产定制。承续资本主义时代的大工业发展，生产社会化强化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逻辑。如上指出，其当然不是什么“本体论的推导结果”，目的是经由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所有制范畴”，加强党在新时期对分配工作的领导，发挥和彰显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 （八） 如果说“第一时期”是本位论(历史工作本位)和本体论(资产阶级教科书逻辑)的历史初遇，“第三时期”可以说是它们的再次时空相遇。在第一时期，正是由于不是从西方舶来的“本本”出发，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之路，土地本位的合理内核被以“历史遗产”的形式很好地继承和扬弃。“活的教科书”靠逻辑本体论的演绎机巧是根本办不到的。这一时期实际是“政党-国家体制”的初成：这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土地本位的身份国家在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时显得笨拙和愚顽，1919 年以前的中国在国家治理上是遇到了大问题——王朝政府不具备适应新时代的治国能力。是以在1938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须知中国体用之“体”，是本位，而不是本体之意义。“继承遗产，转过来就变成方法”，其实就是古为今用意义的创造性转化，工作本位的“凤凰涅槃”因应了大国治国能力的迫切现实需要。横亘在两个时期之间的是“党的历史本位论”。党的气概是什么，是“无”!党在生成，党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党不是思维形式，是行动本身，是科学意识和群众革命行动的统一体。在所有本位中，计划本位是最接近人本位的历史实现，盖因“‘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的结束恰恰意味着，人与人的具体关系，即物化开始把它的力量交还给人”。可是，“这一过程越是接近它的目标，无产阶级关于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意识，即它的阶级意识的作用也就越重要;阶级意识也就必然越强烈地、越直接地决定着它的每一次行动。因为驱动力的盲目力量只要它的目标，即自我扬弃还没有近到可以达到的地步时就会‘自动地’趋向这一目标。”“这样一来，也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不同于别的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特殊功能。”亦即，“如果不废除阶级社会，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33~134】 计划本位是对官僚本位的直接否定(在“矫枉过正”意义上)。盖因“官文化生成于中国，作用于中国，对它的批判，也应当来自中国，来自中国社会矛盾演化所形成的与官文化代表的社会势力相对立的变革势力，而这势力的阶级意识所概括的文化，就是劳动社会主义的文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乃是内含了“财产过渡”的总体历史规定，或者说，社会主义合约关系突出了“身份本位”与“财产本位”的工作合一性(身份和财产相互蕴涵)，从而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必须连贯起来并内在结合;更进一步也即是说，“能够批判并克服官文化的，惟有现代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社会主义。这是世界性的一般劳动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刘永佶.劳动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206-207.】 “第二时期”是历史的产物，是革命意志的一种行动张扬，是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奏响的时代凯歌，它大大巩固和强化了“政党-国家体制”，——这是对它的科学定位。它使得“人本位”和“物本位”基于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内在特性统一起来，主客体在劳动中彼此“认识”对方，严格禁止了非劳者的特权，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全民建设行动并扫除西方传统“主客二分”的阶级分工观念。可以说，这是对以人为本和以物为本的生产力的第一次全民意义的“科普”，党通过教育行动，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不像以前的阶级那样是阶级的社会给定存在的直接实现，而是像青年马克思早已认识到并已强调指出的那样是它的自我扬弃。”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原则被历史赋予了自觉地改造社会的任务，因此，在它的阶级意识中就必然会出现直接利益和最终目标、个别因素和整体的辩证矛盾。”【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35~136】 （九） 矛盾的生成和矛盾的外化过程的统一，构成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行动辩证法，决定了新中国70年航程的基本走向。这同样是“资产阶级本体论教科书”所无力解释的。盖因这种本体论缺少范畴，充满了理论虚假，“马克思用对经济学的历史批判，和把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物化了的对象溶化为人的关系来批判这种观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06】 盖因它深刻地背离了这一原则：“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必须本着马克思的预言性的纲领的精神，坚持把历史性当作每一种存在认识的基础……只有这样，‘自然辩证法’才不会再显得是把自然和社会一律等同化(这种等同化常常以不同的方式歪曲这两种存在)，而是表现为用范畴加以把握的社会存在的史前史。”【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72~173】 本位论不过是“历史本身”的工作学名，与之对应的本体论不过是“逻辑本身”的工作学名，然则，二者的内部批判关系以及认识上的辩证统一极大深化了人们对“第一性规定(系统)”和“第二性规定(系统)”工作关系的了解。有了本位论和本体论这种工作统一，也才有了对各种个别存在领域之间“深刻的差别”的认知，并确定每一存在的可以证明的最终统一。这就是历史本身“第一性”、事物和逻辑本身“第二性”的认知法则，它决定了分析和综合的统一、抽象和具体的统一以及归纳和演绎的统一，并最终贯彻了“内容第一性、形式第二性”。 就“矛盾的外化”而论，全民本位内部的“身份”和“财产”的矛盾将普遍化为“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劳动”与它所匹配的财产结构的不相适应的矛盾，并普遍化为“社会主义特殊规定的工资劳动”与多重规定的财产所有制形式的矛盾以及“身份合约”本身与市场本位的“财产合约”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规定集中起来即是“劳动的社会主义本位”同“国家本位”之间的矛盾性，它总揽了社会主义本位、国家本位和市场本位，总揽了历史本位论和逻辑本体论的统一，总揽了劳动和劳动形式、生产和生产形式、价值和价值形式以及身份和身份形式。显然对于分配的探究，不过是本位论(规定)全部展示的“历史自我”，如工资劳动本位。这是依据“对象思维学”所作的规定，由此所谓“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在真正的劳动本位规定(自主劳动和联合劳动)尚不能全方位自我展开的历史前提下，必须坚持按“劳”分配这个大原则毫不动摇，通过党的意志和国家形式，使各种按要素分配形式具有内在的社会主义规定性。 【注：实践层面的规定已经启航了：企业本位论不过是“自主劳动”的组织载体;相对而言，人民本位论则不过是“联合劳动”的社会平台。然则在知识、信息、网络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情势下，劳动构成之技术形式(劳动技术构成)已然奠立自我发展的基础，这是重建个人所有制决定性的“历史的一步”。】 一言以蔽之，就是“按劳分配(方式)有效领导多种分配方式并与按要素分配结合”，如此方能真正“把按劳分配(大原则)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市场经济实践)结合起来”。“主一兼多”话语表达方式(本位论意义的“主体-辅体”)确实是因应时代要求的一项“特别化知识定制”。它就像一根思想红线贯串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新时代社会主义，使之相辅相成，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以有两重意义值得汲取： (1)它弘扬“以物为本的生产力”(生产力的物质文明本体);这一侧的工作本位是激发“已化成社会的人”的物质行动，“也就是说，随着‘天人合一’的人的‘复归’和‘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也将‘复归’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卢根源.《易经》视域中的“天人合一”与学以成人——兼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以“国学为根”[J].海派经济学，2020，(1)：44-75.】 (2)它弘扬“以人为本的生产力”——对应前者，可称为劳动过程文明规划意义的“生产力(发展)本体”;在这一侧，工作聚焦于“各种关系会归于人本身”，以激发和拱卫人的普遍能力(发展)为本位，从而需要在更高层级上理解“天人合一”，即“由于党把自己所拥有的真理深播到自发的群众运动中，由于它把这种真理从其产生的经济必然性提高为自由的自觉行动，这样，它就把激烈革命情况下自己要求的性质变为发生作用的现实”。【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98】 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构-发生”模式。于是必须注意到，“对历史的一个方面的描述同对历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描述之间的对立，不是像断代史同通史(材料本身)之间的区别那样只是范围大小问题，而是方法的对立、观点的对立。”【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62】 按劳分配是连通原始共同体和重建个人所有制行动的“普照之光”，必须藉由这一工作模式，使这个原则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从中锚定中国特色的阶级学术语，探求其中的分配意蕴。“然则对于重建的科学抽象法规定来说，亟待于‘批判的逻辑学’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以更好拒绝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并实现对‘解释学’的彻底工作走出。”【许光伟.反思科学抽象法：解构与重建——《导言》和《资本论》商品章结构形成机理及机制转换研究[J].海派经济学，2020，(1)：151-171.】 （十） 社会主义历史之帆伴随着“分配行动”而前行，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作用中介的现实寻求与创造性解决依靠的仍然是实践的力量;分配本位论仅作为理论建构的依凭，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使“分配”重回经济分析中心，但没有返归“历史”这一经济学议题中心。【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资产阶级主流的分配理论肆意放任技术工具滥觞。探究以人(身份)为范畴的阶级经济学规定，则方兴未艾!它从主体批判一侧弥补并深刻克服了以解释学为指导的“资产阶级物的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极其重要，就表现在这里。”使我们认识到，“无论是研究一个时代或是研究一个专门学科，都无法避免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问题……(反面的情况)西斯蒙第对危机问题的态度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了解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固有倾向。但是他最后失败了，因为他虽然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但是仍然囿于资本主义的客观形式，也就必然把生产和分配看作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看不到分配关系只不过是生产关系的另一种表现’。这样，他就遭到了蒲鲁东的假辩证法所遭到的同样命运;‘他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了同等数量的独立社会’。”【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62~63】 中国学人向来不缺乏自信，缺乏的是站立时代潮头“历史回看”之理论建构勇气。是以回归理论科学的历史研究之路，首要在于坚持范畴生产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必须能够发挥本土路径的“理论自信”：通过通史路径和意义的资料耙梳与深入细致的内在规律探究，按劳分配实际是社会主义通史意义的总体规定和“工作总范畴”，——例如，它将按资分配看成它的异化形态，把中国系统的分配看成它的一个“身份版”(人的有机构成毕竟是最初形态的“劳动有机构成”，或者说是其“文化版”);这一路径实质性地支持了劳动平等导向的劳动合约生成关系，实现对分配的历史关系上各个环节的动态辩证联系的统一性考察，充分注意到并安排“各种分配历史范畴”的现实对应关系。不过，这也仅仅提供的是思路，答案是没有的，更不会有“公式化的东西”可供搜寻。这一历史知识的寻求进程固然是无遮拦的“永远在路上”，然而对各种分配概念的类集进行了有效“归类”，甄别“体”和“用”，实现了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有机对接”。我们真诚希望这一科学解说原则有助于解决基于“问题导向”对中国道路通往何方的疑惑，并能够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真正落实到党的工作本位中来，使党成为分配经济学的一个内在不可回避的成分，引领此理论研究工作逐步迈上规范化的体系建构之路，走向新境界。
【注】本文选自许光伟《国家、所有制与劳动合约形成——中国共产党分配理论、实践工作本位考》，原刊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5-26页 【原文提要】分配关系具有若干历史工作本位，包括人本位、物本位、身份本位、财产本位以及国家本位、资本本位等性状各不相同的唯物史观及所有制范畴。统辖这些本位规定的绝不是任何的文本和理论流派，乃是“劳动过程→生产方式”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深化了对这一议题的规律性探索。由此引出“国家合约”的发生及其向社会主义合约转化的历史探究。这是一理论命题，也是一实践命题，然则“姓资”“姓社”的理论逻辑锚定于兹。党的分配辩证法实际是对“列宁-恩格斯道路”和“恩格斯-列宁道路”成长规定的高度性统一。它分成内在联系和历史演进的三个时期：(1)百年党史的“头30年”，土地本位历史让位于“党工作本位”，这是党分配本位的初构;(2)百年党史的“中间30年”，党本位藉以实现自己经济主张的工作形式是“计划”，由此产生和奠立“中国道路的按劳分配(本位)”，这同时也是党(分配)本位的巩固成型;(3)百年党史的“后40年”，藉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式之伟大载体，党本位落实为“国家(治理)本位”，在分配形式上的思考逻辑即是基于国家工作本位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市场治理”。基于此，国家、所有制及其劳动合约的形成机理关系，可以认定是一种实践化的具有中国特色工作背景元素的“结构-发生”模式。这一模式的可贵之处在于坚持“范畴生产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原则，在于体系建构意义的“问题导向”，在于对唯物辩证法原理和范畴的历史定位、实践定位以及工作定位。 阅读PDF链接如下：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导，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资本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许光伟：中国共产党分配理论、实践工作本位考 www.kunlunce.com/llyj/fl11111111111/2021-01-10/14944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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