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从不升起，而是我们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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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名浅羽

一、历史合力论与布罗代尔：从十年浩劫之研究说开去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量化阐述，巧妙地运用了经典力学中的平行四边形力的合成原理，用力的合成类比宏观历史的构成。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作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最终产生“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合力”，这个总合力，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发展。恩格斯形象生动的把历史的宏观与微观、个人与集体的辩证统一表达了出来。

即人对历史的创造是基于过去的历史条件的，个人意志对历史的作用只是其中的一个力，无数的人民群众，无数的个体的意志交错综合，最终产生一个合力，推动历史。从这一基本的唯物史观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一：量变质变定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当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不能只看其本身，要看其历史背景，即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所生成出的，从而寻找导致这一历史事件的种种因素及其合力的来源。

如果我们看历史只看这段历史本身，便是片面的割裂了历史，便是承认了这样一种错误的现实，即仿佛上一刻该历史事件还根本不可能发生，没有任何铺垫和条件，下一刻这一历史事件就突然的发生了，这既不符合量变质变定律，也不符合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看待历史，必须在时间上，有前后的把握，在分析上，有多角度的把握，做到主次分明、脉络清晰。由此，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研究法，即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研究某一历史事件的前后嬗变这一观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新中国的发展历史而言，改革开放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少不了对过去的回顾，而对历史的回顾又绕不开改革开放，绕不开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的关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对新中国建设前三十年的总体评价与定论，虽然如此，但限于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限制，仍有很多历史碎片没有被复原，关于那段历史，仍然存有不少扑朔迷离的疑点。近年来，有关文革的研究逐渐兴起，虽然距离成为党史研究中的显学还远，但已然是党史研究的新兴热点之一。

因此，我们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研究法与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出发，将文革史研究视域，扩展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到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通过为止的六十年时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博古左倾投降主义错误到延安整风运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到建立新中国后的三反、五反、四清三大运动进而发展为反右倾反官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甚至于在改革开放后整治贪污腐败、严肃政治纪律、十八大提出的四个危险、从严治党，到十九大的从严治党反贪腐常态化。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始，党内在路线上、方法上、思想阵地和意识形态上的论争从未中断，是一个不断发展、对立统一、量变质变的过程。

在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反对外来侵略、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几大目标，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有生力量，从发布《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到《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变告全国同胞书》、西安事变与国共第二次合作，再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团结全国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可见在二十八年的革命时期中，统一战线一直是党的主要工作，而党内的思想论争作为次要矛盾则因搁浅而有所发展。

统一战线，意味着不分阶级、党派、立场，只要共同抗日打蒋，一律团结。但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共产党，继而是中国的共产党，因此，党的建设，必须依据一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依据党的目的和使命实施党建。列宁对此曾指出：“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要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的党立即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刻，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参加我们的党。”

从列宁对党建的论述就可以知道，共产党是自愿的，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团结一致的、纯洁先进的政治组织，其使命也如列宁所说的要“使无产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其目的是消灭剥削和私有制，最终实现世界革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使党成为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也就必须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时刻清党，剔除掉那些动摇理想信念的党员，始终永葆党的纯洁先进。

回到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建上来，我们可以显然的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为了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不得不容纳许多不赞成马列主义的、其他阶级成分的、没有明确阶级立场的、虽然不反对马列主义但与马列主义主张不同的诸多成分的分子，与他们团结一致，甚至允许他们进入党内，其中不少人还因在革命时期立下战功、做出贡献而在党内任职。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政策是党制胜的一大重要法宝，其历史地位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导致党内思想论争问题加剧发展。

随着党内思想论争问题的量变发展，必然也将迎来质变飞跃的过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内思想、路线论争矛盾开始逐渐暴露。在打碎旧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团结一致、意见一致的，但是在如何建设新世界上，原来团结一致的所有人，因政见不同、立场不同、阶级成分不同、思想不同产生了矛盾，各有看法，其中不乏反马列主义思潮，如梁漱溟曾提倡的“无色的、透明的、超阶级的”政府等。因此，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重新将党建与思想建设工作高屋建瓴的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重新重视起来。

195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整党整风，划分了四类党员，即具备党员条件的；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有较严重的毛病，必须加以改造提高的；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样四类，本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态度，展开了整党整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