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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摘编(上)

2021-1-13 23:3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067| 评论: 0|原作者: 马克思|恩格斯|来自: 鲁凡提供

摘要: 多年前在新华书店,我见到一位棉大衣上沾着水泥浆的工友也来到店里,他从一楼书架底层娴熟地拉开一扇柜门取岀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坐在地上就看起来。

 “易洛魁人

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凡与未被腐蚀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 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

在没有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以前,人类和人类社会就是如此。

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95-97页)

“希腊人的氏族”

希腊人,在他们岀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97页)

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大多数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它们已经在有城墙保护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个小民族,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02-103页)

这些部落和小民族的组织如下:

1、 常设的权力机关为议事会,这种议事会最初大概是由各氏族的酋长组成的,后来,由于其人数增加得太多,便由其中选出的一部分人组成,这就造成了发展和加强贵族分子的机会;[……]随着国家的设立,这种议事会就变为元老院了。

2、 人民大会[……]在荷马所描写的希腊人中间,这种“围立 ”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人民大会由议事会召集,以解决各项重要事务;每个男子都可以发言。决定是用举手或欢呼通过的。人民大会是最高级的权力,[……]原来,当部落中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人民的、有可能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

3、 军事首长(巴赛勒斯) 在希腊人中间,在父权制 统治之下,巴赛勒斯的职位通常是传位儿子或儿子中的一个,那么这仅仅证明,儿子们在这里很有可能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证明不经过人民选举就实行合法继承。这里所说的情况,就是氏族内部特殊的贵族家庭的最初萌芽,除此之外还是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制的最初萌芽。(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03-104页)

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已经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逐渐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牲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做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04-107页)

“雅典国家的产生”

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成了私有财产,[……]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杂居起来,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于是实行了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共同的议事会管辖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的习惯之上的雅典普遍适用的民族法。(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08页)

    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 的习惯,已经变成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个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08-109页)

    贵族们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既不理会氏族也不理会胞族。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住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作为地租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么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么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09-110页)

  随着工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等——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来处理这种利益。奴隶的数量己经大大增加,氏族制度最初并没有奴隶制,因而也就没有控制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公职都设置起来了。这时,年轻的国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期,设置了诺克拉里,即小规 模的区,每一诺克拉里必须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员,此外,还要提供两个骑士,这个设施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接等同于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12-113页)

 梭伦把公民按照他们的地产和收入分为四个阶级:500、300及150袋谷物(1袋约等于41公升),为前三个阶级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额,地产少于此数或完全没有地产的人,则属于第四阶级。一切公职只有三个上等阶级的人才能担任;最高的公职只有第一阶级的人才能担任;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 特权的形式得到更新,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14页)

    克里斯提尼的新制度撇开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落,全阿提卡被划分成一百个区域, 分别实行自治。十个这样的单位即德莫构成一个部落但是这种部落和过去的氏族部落不同,现在它被叫作地区部落。地区部落不仅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是一种军事组织,它选举50名代表参加雅典议事会。

  结果组成了雅典国家,它是由10个部落所选出的500名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级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 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15-116页)

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只有 一支国民军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舰队,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 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 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 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 之间的对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时期,自由公民 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万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被保护民  ——外地人和被释放奴隶为45000人。这样,每个成年男性公民至少有18个奴隶和2个以上的被保护民。

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116-118页)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罗马氏族的制度和希腊氏族的制度是相同的;如果说,希腊氏族是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发现其原始形态的那种社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那么,这对于罗马氏族也完全适用。除了已经完成向父权制的过度这一点外,都完全是易洛魁 氏族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18-121页)

罗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这样的:公共事务首先由元老院处理,而元老院,是由300个氏族酋长组成的,氏族酋长总是从每个氏族的同一家庭中选出的习俗,在这里也造成了最初的部落显贵;这些家庭自称为贵族并且企求进入元老院和担任其他一切官职的独占权。随着时间的进展,人民容忍了这种企求,这种企求就变成实际权利。(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25页)

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炸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     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28页)

共和国的贵族与平民为了担任官职以及分享国有土地而进行种种斗争,最后贵族熔化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货币所有者的新阶级中,这种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货币所有者逐渐吞并了因兵役而破产的农民的一切地产,并使用奴隶来耕种由此产生的广大庄园,把意大利弄到十室九空的地步,从而不仅给帝政而且也给帝政的后继者德意志野蛮人打开了门户。(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29页)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有一种设施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从事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声誉的军事领袖,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掠夺成性的青年人,[……]首领供给吃喝并奖赏他们,把他们编成等级,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随时可以战斗的队伍,对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的,但是他们仍然成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开端[……]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切。掠夺成了目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45-146页)

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持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 4卷148页)  

帝国越是走向没落,损税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普遍的贫困化 ,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霸权的最终结果。(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49页)

  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值得费力去取得的收益,因为它的产品市场已经消灭了。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50页)

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岀来,为此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三分之二 在自己人当中分配。(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51页)

各德意志氏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组织起来。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而这种代替物只能是另一种国家。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转变为王权的时机来到了,这一转变发生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52页)

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兰克国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人民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赠送或赏赐给他的扈从队。这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的基础。(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53页)

在查理大帝的后代统治时,由于国内战争,王权的削弱和相应贵人跋扈[……]最后,还由于诺曼人的侵犯,法兰克的农民等级就完全破产了。[……]法兰克王国便毫无反抗地匍匐在诺曼人的脚下,正和400年前罗马帝国匍匐在法兰克人的脚下一样。(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53-154页)

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一切部门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58-161页)

铁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硬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63页)

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64页)

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劳动获得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为。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实行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64-165页)

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是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它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实际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随着它,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随着金属货币就岀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谁有了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65-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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