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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摘编(上)

2021-1-13 23:3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070| 评论: 0|原作者: 马克思|恩格斯|来自: 鲁凡提供

摘要: 多年前在新华书店,我见到一位棉大衣上沾着水泥浆的工友也来到店里,他从一楼书架底层娴熟地拉开一扇柜门取岀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坐在地上就看起来。

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民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奴隶的強制性劳动构成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67-168页)

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与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允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69页)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0页)

国家和旧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0-171页)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2)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2页2)

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随身带来的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岀生产者的支配范围[……]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统治的形式。(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4-175页)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圧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6页)

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7页)

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8页)

“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历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恩:《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于188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179页)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摘自《选集》二版4247页丿)

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摘自《选集》二版4251页)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他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的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253页)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恩格斯致保·恩斯特》写于1890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688页)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恩格斯致约·布洛赫》写于1890年,摘自《全集》二版4695-697页)

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独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定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恩:《致康·施密特》写于1890年。摘自《选集》二版4700-701页)

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的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恩:《致康·施密特》写于1890年,摘自《选集》二版4701页)

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 而斗争呢?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质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恩:《致康·施密特》写于1890年,摘自《选集》二版4705页)

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地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祥,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 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恩:《〈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导言》写于1891年,摘自《选集》第二版3卷12-13页)

    

 

 

 

 

(三)现代唯物主义认识论与私欲对真理的歪曲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摘自《选举》二版1卷55页)

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摘自《选举》二版1卷55页)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摘自《选举》二版1卷56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摘自《选举》二版1卷57页)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资本论》写于1872年,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4页)

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资本论〉第二版跋》写于1873年,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21-22页)

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像,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像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374-376页)

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卷431页)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摘自《选集》二版3卷456页)

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的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认识上也受限制的各个人身上的实际存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463页)

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能力弄清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恩:《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摘自《选集》二版3481页)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蔽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244页)

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恩:《〈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写于1886年,摘自《资本论》二版一卷32页)

* * * *

有一大批所谓“高级”劳动者,如国家官吏、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等,他们的劳动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他们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这一批人来说,在经济学上被列入丑角、家仆一类,被说成靠真正的生产者养活的食客、寄生者,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这对于那些向来显出灵光,备受膜拜的职务,恰恰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亵渎。

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岀来。因此,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 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马:《剩余价值理论》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一版26卷一册167-168

后来甚至又有一些人[…]企图把资本家对物质财富的要求归结为“工资”,即归结为一个“生产劳动者”所取得的报酬。[……]已经是作出妥协并且承认不直接包括在物质生产当事人范围的一切阶级都具有“生产性”的时候了。大家互相帮忙[…]无所事事的人也好,他们的寄生者也好,都必须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地位。(马:《剩余价值理论》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一版26卷一册169页)

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政治经济学上的阿谀奉承的侍臣们便认为,对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必须加以推崇并给以辩护,说它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说它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表示敬意,说他是“第一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即为资本服务的,在这一或那一方面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有用的劳动者,等等。(马:《剩余价值理论》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一版26卷一册169-170页)

大多数反驳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著作家,都把消费看作对生产的必要刺激,因此,在他们看来那些靠收入来生活的[…]非生产劳动者,甚至从创造物质财富的意义来说,也和生产工人一样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扩大物质消费的范围,从而扩大生产的范围。可见,这种看法大部分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出发,一方面为有闲的富人和提供服务给富人消费的“非生产劳动者”辩护,另一方面为开支庞大的“强大政府”辩护,为国债的增加为占有教会和国家的肥缺的人,各种领干薪的人等等辩护。因为所有这些非生产劳动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生产“非物质产品”,但消费“物质产品”,即生产工人的劳动产品。作为全部争论的基础的,倒是下面这些:

工人的消费,平均起来只等于他的生产费用,而不等于他的产品。因此,全部余额都是工人为别人生产的。所以工人的这部分产品全是为别人而生产。(马:《剩余价值理论》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第一版26卷第1册,291-292页)

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了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 过的东西是合理的。

此外,这些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就是教士、教授等等),也热衷于证明自己“在生产上的”有用性,“在经济上”证明自己的薪金的合理性。(马:《剩余价值理论》写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一版26卷第1册315页)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马:《〈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写于1867年,摘自《资本论》二版1卷10页)

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新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废话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而现在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恩:《论住宅问题》写于1872年,摘自《选集》二版3217                                                                 

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 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 方便还是不方便, 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斗争, 不偏不依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资本论〉第二版跋》)写于1873年,摘自《资本论》二版117页)

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玄想家(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于1886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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