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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摘编(下)

2021-1-13 23:4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210| 评论: 0|原作者: 马克思|恩格斯|来自: 鲁凡提供

摘要: 马恩学说是发现和应用社会发展规律,谋求工人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思想体系,确实不可不读。

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政权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如果他们下了决心,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这个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我们使之免于真正沦为无产者,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越迅速和越容易。(恩:《法德农民问题》写于1894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498-500页)

    使本书[《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

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一个统治的少数这样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有能力并且负有使命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安然听之任之。但是,如果撇开每一次的具体内容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他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于是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少数代表了全体人民。

在初次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表面的利益的。在个别场合,这些比较激进的要求也曾实现过;不过,往往都只是瞬间的,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了上风,刚取得的成果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呼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大多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一旦达到这一点,从而得到眼前需要的东西,激进派及其成就又从舞台上消失了。

17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就连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白应该选那一条道路。

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那么,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正好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了他们自己还没有理解到,而只是刚刚模糊感受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就变为心灰意冷,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现在问题不是要欺蒙,而是要实现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虽然这些利益当时还根本没有为这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亲眼目睹而令人信服,一定会很快就会为他们所认识。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才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式,造成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恩:《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写于1895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508-512页)

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恩:《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写于1895年,摘自《选集》二版4卷517页)

(五)“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它必将遍立于全世界”

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马:《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写于1870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7-8页)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到:“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55页)

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58页)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58页)

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59页)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59页)

应该[…]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59-360页)

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60页)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和官吏。(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61页)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61页)

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62页)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62-363)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们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66-368页)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败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83页)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马:《法兰西内战》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384页)

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行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权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它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篡夺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十九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马:《〈法兰西内战〉(初稿)》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586-587页)

只有因对全社会负有新社会使命而得到鼓舞力量的无产阶级,即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使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够粉碎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是集中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马:《〈法兰西内战〉(初稿)》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587-588页)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马:《〈法兰西内战〉(初稿)》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588-589页)

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以议会的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马:《〈法兰西内战〉(初稿)》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589页)

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置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马:《〈法兰西内战〉(初稿)》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589-590页)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篡夺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篡夺、欺骗、权诈才能由少数人把它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公社以下述措施来开始解放劳动—它的伟大目标:它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为非作歹的活动,杜绝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另一方面,以工人的工资执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实际行政职务。由此可见,公社是以大规模的节约,不但以政治改造,而且以经济改造来开始其工作的。(马:《〈法兰西内战〉(初稿)》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593页)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使目前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马:《〈法兰西内战〉初稿》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594页)

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一样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驯顺的警察、僧侣、卑贱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它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马:《〈法兰西内战〉(二稿)》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642页)

政府的镇压力量和控制社会的权威会这样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理应属于政府权力的职能,应当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勤务员来执行。(马:《〈法兰西内战〉(二稿)》写于1871年,摘自《全集》一版17卷647页)

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摘自《全集》一版17卷677页)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20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些补充。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地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

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岀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摘自《选集》二版3卷9-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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