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出版而写的。在《导言》中，恩格斯对19世纪40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作了深刻总结，对19世纪90年代初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作出深入探索，成为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问题的最后的政治“遗嘱”。在《导言》中，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合法斗争的作用和意义，同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开展合法斗争是有原则的、有前提条件的。无产阶级日常的合法斗争要同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放弃革命权及其对革命的领导权,不能指望资本主义自发地、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自《导言》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跌宕起伏，恩格斯在《导言》中阐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真谛，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恩格斯;《导言》;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合法斗争;暴力革命;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恩格斯一生最后的重要著述。《导言》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出版而写的。在《导言》中，恩格斯对19世纪40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作了深刻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根据19世纪90年代初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工人运动新经验，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作出深入探索，成为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问题的最后的政治“遗嘱”。
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重读《导言》，廓清一百多年来对恩格斯这一“遗嘱”的种种误读甚至是刻意歪曲，昭彰恩格斯思想的真谛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新变化
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探索,大多集中于暴力革命问题。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问题,是他们深入考察近代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亲历1848年欧洲大革命,深刻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后得出的结论。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在《法兰西内战》等著述中,马克思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作了总结,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在革命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 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真正获得解放的思想。
19世纪70年代初以后,西欧主要国家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发生了新变化，西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新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问题适时作出了新的探索。他们在强调暴力革命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各国工人阶级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革命道路和方式的问题,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过程中,如果能够用和平手段获得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是有利的。(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因此，只要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无产阶级不仅不反对,而且一定会抓住这样的机会;当然,即使在这时,也要做好暴力革命的充分准备。1872年,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1]
1877年，德国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1878年初，恩格斯在《1877年的欧洲工人》系列文章中，对德国工人运动的这一新变化作出深刻阐释，提出：“1877年一开始，就迎来了一次胜利，这次胜利是工人曾经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之一。1月10日，根据普选制举行了三年一次的德国议会(帝国国会)选举;这种选举从1867年起就使德国工人党有机会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组织得很好而且不断壮大的队伍。”[2]163恩格斯不仅肯定“德国工人党的迅速进步，是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付出重大牺牲才赢得的”;而且还充分估计了这一变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将产生的积极影响，特别提出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共同的行动计划”的思想。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中“再也没有宗派了，再也没有人标榜教条主义的正统性和教条的至高无上了，只有共同的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最初由国际所草创而现在已被普遍采用，因为在每个地方它都是从运动的实际斗争中自觉地或自发地产生的;这个计划既能灵活地适应每个国家和每个地方的各种不同的条件，又能在任何地方都同样保持自己的基本特点，从而保证目标的统一，保证为达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这一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方法的总的一致”[2]169-170。恩格斯提出的“共同的行动计划”，是对第一国际精神的彰显，也是对实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目标的新的探索。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欧洲的经济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同时，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在日益壮大,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同时，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军队和军事统治力量得到加强，无产阶级举行旧式起义的革命方式遇到极大的困难。这时，在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3],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在国会选举上所得的选票迅速增加，工人运动利用“合法”的选举手段为新的斗争形式，也成为当时工人运动发展的一种重要选择，利用普选制也成为测量工人阶级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尺。
在这一背景下，恩格斯在1884年就提出：利用“合法”的选举办法，显然是一种新的“武器”;但是，“选举已经表明：对敌对者采取顺从和让步的办法，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因此，在利用“合法”的选举办法时，也不能放弃这一过程中的“顽强的抵抗”，“只有通过顽强的抵抗，我们才能迫使人们尊重我们，才能成为一支力量”，这应该是一种“可以让人透过丝绒手套感觉到钢手铁腕”的力量。恩格斯强调：“任何一个政党，要是不撒谎的话，都不曾否认过在一定的情况下有进行武装反抗的权利。从来没有一个政党会放弃这种非常的权利。”在坚持和决不放弃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也应该看到，“在目前的军事情况下，当武装力量还在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同军队发生战斗。我们可以等待，直到武装力量本身不再是反对我们的力量”[4]528-529。支撑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合法斗争的力量，在于无产阶级自身的顽强奋斗，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坚守的“不放弃这种非常的权利”的胆略和信心。
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家议会的选举再度“获得巨大的胜利”，恩格斯给予充分肯定。他在1890年2月撰写的《德国1890年的选举》和《今后怎么办》的文章中认为，这一“巨大的胜利”表明：社会主义的工人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和果断了，德国工人正是“由于自己的坚毅和沉着、铁一般的纪律、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才获得这样的胜利”[5]10。同时，恩格斯也提出：“反社会党人法已经给了我们工人够好的教训,在我们的队伍里已经有够多的老战士,他们当中有够多的人已经学会,在弹雨的袭击下持枪待命,直到冲锋的时刻到来。”[5]11对于德国资产阶级统治者来说，他们也将会看到：“德国工人阶级只是把他所能提供给它的一切当做分期偿付的债款来领受,而不会在它的原则和要求上作丝毫的让步,而且不会缓和它对那个只有靠奴役人民中的劳动者大多数才能生存的政府所采取的反对立场。”[5]5
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合法性”问题作出分析，认为“应当努力暂时运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来应对局面。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享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运用这种办法收效最大”。能用“合法的斗争”手段达到“收效最大”的目标，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最好选择。但是，恩格斯同样提醒德国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政党运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必须以对方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选择上，“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这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重新走上它还能走得通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即不合法的道路”[6]400。这是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和选择上不能作“丝毫的让步”的“原则”。
1891年10月，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再次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合法斗争条件下利用普选权取得的胜利作出肯定，同时也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合法斗争中的策略问题作出阐释。他认为，“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这种状况延续下去，而我们却要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合法斗争不仅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唯一选择，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一成不变的策略。恩格斯指出：“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对旁观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感到厌倦;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也许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然而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6]430。恩格斯对新形势下无产阶革命和策略问题的这些辩证的战略的思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发展的新境界，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二、《导言》撰写的初衷及思想特征
1895年1月30日，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出版社经理的理查·费舍写信给恩格斯，建议把马克思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述法国1848年革命的三篇文章编成单行本出版，并请恩格斯写一篇导言。
恩格斯同意费舍的建议，并对这一单行本的内容作了调整。他首先提出，费舍建议的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至第3期发表的总题目为《从1848年到1849年》的几篇文章，可以作为单行本的第一章至第三章;同时，还要增加一篇文章，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期和第6期合刊撰写的《时评·1850年5—10月》中马克思写的关于法国革命的那部分内容，恩格斯给这部分内容加了“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的标题，作为这一单行本的第四章。其次提出，由这四章组成的小册子，可以定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凸显马克思这四篇文章的主题思想。
1895年2月，恩格斯在给费舍的信中对这两个方面的调整作了说明。恩格斯提到：“附上小册子的书名和几章的标题。为了使这三篇文章更加完整，必须加上第五—六期(合刊)上论述法国的部分作为第四章。材料的安排应像附页上注明的那样：开头(放在括号里)是我写的几句引言，然后是从第150—153页中按照说明摘录的部分，再后是一行删节号，表示省略，最后是从第160—171页中摘录的主要内容。这样就可组成相当不错的一章，加上关于废除波拿巴在1851年12月作为借口使用过的普选权的段落，就真正使得这部著作完整了，否则小册子将显得残缺不全。”[4]684-685
恩格斯提到的“真正使得这部著作完整起来”的内容，指的就是收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四章中的有关论述。1850年初，法国革命的反动力量沆瀣一气，把人民在“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7]176，由此，“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期所能起的作用不过如此而已。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7]178。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期间就已经提出的这一论断，是对迷信“普选权”、一味追求“合法斗争”策略的深刻抨击。
1895年2月至3月间，恩格斯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小册子写了《导言》。在《导言》中，恩格斯充分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就，认为在德国工人那里普选权从历来的资本的“欺骗手段”变成了劳动的“解放手段”，普选权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应当利用普选权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为未来的决战积蓄和准备力量。同时，恩格斯也告诫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完全放弃暴力革命，提出“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6]550-551的重要思想。
1895年3月6日，费舍受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托给恩格斯写信，以当时德意志帝国国会正在讨论所谓反颠覆法草案为由头，请求恩格斯按照随信附上的修改方案，对《导言》作出修改。费舍特别提到，党的执行委员会“担忧”的是：“你总得承认，一个心术不正的对手不难把以下两点作为你的论述精华公布于世。首先，承认我们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进行革命，只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因为军队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感染——而对于防止政变法草案来说，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其次，如果我们遇到战争或别的严重动乱，譬如公社，我们就会在面临祖国的敌人这类情况下举起起义的旗帜。”[8]30-31
3月8日，恩格斯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所谓“担忧”作了驳斥。他在给费舍的复信中提出：“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虽然我十分愿意理解但还是多半不能理解你们的担忧是由何而起。”恩格斯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错误观点：“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在那些已被其制定者违犯的法律面前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恩格斯坚定地指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4]686恩格斯郑重声明，《导言》的原稿经过这样的删改已经受到一些损害，他自己在修改原稿方面“决不会再多走一步”[4]687。恩格斯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分歧的焦点所在。
但是，恩格斯没有料到的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小册子出版前，《前进报》在1895年3月30日发表了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在未经恩格斯同意的情况下，就从《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几段话，对恩格斯的观点作了严重歪曲。这篇社论强加给恩格斯的观点是：“今天的无产者不管遇到任何挑衅，都应冷静，也不打算再回到老式的街垒革命;用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渗入日渐衰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方面他掌握一种更为革命的手段。”[8]43
恩格斯看到这一社论后非常气愤，他在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今天我惊讶地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成了一个温顺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对我只字未提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4]699两天之后，恩格斯于4月3日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再次批评了《前进报》的做法，他指出：“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对使用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要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4]700恩格斯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大局上看待这个原则问题，从战略和战术的结合上对待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和策略的选择问题。根据恩格斯的要求，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2册第27期和第28期连载了这篇《导言》，但是发表的还是恩格斯在单行本中有过删改的《导言》。
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出版过程中的这些论述，特别是在如何全面理解他在《导言》中所阐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论述，最清楚不过地阐明了恩格斯思想的真谛。在整个20世纪，所有对恩格斯思想作出误读或者曲解的观点，不仅站到了恩格斯作出严厉批驳的错误观点的那一边，而且还硬要把恩格斯作了严厉批驳的错误观点说成是恩格斯的观点。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对《导言》的误读和曲解，不仅成为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的所谓“证据”，而且也成为那些武断地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由他和马克思一生信守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观点的所谓“证据”。
三、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新阐释
《导言》是恩格斯晚年留下的最后一篇重要著述。在《导言》中，恩格斯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就是恩格斯对走向新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全面阐释。恩格斯对此作了四个主要方面的阐释。
首先，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对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运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结果。《导言》一开始，恩格斯就指出，收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四篇文章，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6]535。在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时，“由于马克思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他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这样的叙述，这一叙述对事变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6]535这里讲的“两度检验”，一是指1848—1849年欧洲革命期间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检验，二是指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之后事件判断的检验。
其次，恩格斯坦率承认,在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由于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曾经错了”。恩格斯指出:“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6]537当时,整个欧洲甚至俄国边境都卷入了革命运动,他们一味强调“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种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是，历史证明，“当时的看法只是一种幻想”;而且“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6]538。1848年以后的工业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他们推到社会发展的前台,革命的客观前提和斗争的主观力量、阶级基础都发生了变化。在现在社会主义者国际大军“不可阻挡地前进”，在“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大军“还远不能用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就更为“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6]541。恩格斯由此而认为,“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6]538;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6]540。
再次，恩格斯结合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策略,即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的策略。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但是，战斗的无产阶级不仅没有被埋葬,“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发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6]543。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以来实行的普选权,社会民主党迅速地成长,力量进一步壮大。
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充分利用普选权一步步地扩大自己的阵地、取得重大胜利的实践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头一个重大贡献，而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6]544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内外的合法斗争,是无产阶级手中的一件卓越武器,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
恩格斯分析了民主制和普选权对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意义。在恩格斯看来，民主制和普选权可以使工人阶级政党更多、更好地传播自己的主张,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能对广大群众广泛而深入地宣传自己的观点,揭露资产阶级的攻击诽谤。(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由于工人阶级有成效地利用了普选权,并使它作为自己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发挥作用,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工人阶级也能利用其中的某些东西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等的选举,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其结果就“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6]545。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认为普选权对于工人只是“陷阱”和政府的“欺骗工具”的看法,应当把它看作是工人“解放的手段”之一。工人阶级政党应该有效地利用议会和普选权,广泛宣传、教育、训练和组织群众,为未来的革命斗争做好充分准备。
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发展,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特别是“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6]545-546。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政治、科技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如大城市得到扩展,政府军队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军队调遣也因交通的发展变得便利,而且各国政府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的改进。与此相反,各国无产阶级自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已经有数十年没有掌握武器了,无产阶级丧失了物质的保卫手段。显而易见,“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的起义,很难再有了”;因而在现在的条件下，“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6]548。
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是多数人参加的、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这一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让多数人觉悟,并自觉地投入到斗争中去。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策略,应当是利用合法斗争提高工人阶级的理论素养和觉悟,不断积聚力量。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充分利用合法形式长期不懈地做好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并且保持现有的良好发展势头,“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间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6]551。
最后，恩格斯强调，在合法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坚持自己的“革命权”。对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的充分肯定,决不意味着他把议会斗争视为唯一手段，更不意味着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权”;无产阶级政党“须知”的是，“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这其实也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6]550。
为了保证不放弃“革命权”,无产阶级需要建立一支“决定性的‘突击队’”[6]551;如果没有了这支“突击队”,“决定性的战斗就会推迟、拖延并且会造成更大的牺牲”[6]552。在恩格斯看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6]551。恩格斯还从革命策略上提出，在决战时刻未到来之前,决不接受统治阶级的挑衅,以避免把工人引到“枪响箭鸣”的地方,消耗自己的力量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而是要聚集力量,为决定性的战斗作出充分准备。
四、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根本要义
在《导言》中，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的新阐释，是恩格斯对其一生经历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其根本要义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开展无产阶级斗争是有原则、有前提条件的。无产阶级要把日常工作中的合法斗争同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即把它作为实现夺取政权目标的手段,而不是放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标,让资本主义自发地、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相反，要“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4]613。恩格斯提出的这一根本要义，并没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所接受;相反，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让资本主义自发地、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却在党内得到滋蔓，逐渐地侵蚀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科学的思想基础。
在1895年3月8日给费舍的回信中，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对《导言》的删改，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下三点意见。
一是在《导言》中，恩格斯的论述是：“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6]549恩格斯不同意把这段论述删改为“他们一定要弄明白，他们采取行动是为了什么”[4]686-687。
二是在《导言》中，恩格斯提出：“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6]550党的执行委员会建议删去这一论述，只把“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的论述，改为“号召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恩格斯认为：“你们的建议有事实上的错误。英国人、意大利人等每天都在运用攻击的号召只是不认真罢了。”[4]687
三是在《导言》中，恩格斯提到：“现在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颠覆，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式的颠覆，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颠覆。”[6]553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张删去“现在”这一限定词，恩格斯指出：“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把暂时的策略变成永久的策略，把具有相对意义的策略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因此我拒绝写什么相反的东西，我说‘正是现在遵守法律对社会民主党从事颠覆十分有利’。”[4]687
显然，恩格斯在这三个方面意见中强调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尽量利用普选权和一切合法手段进行斗争,但是无产阶级开展合法斗争的前提是统治者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如果政府破坏法律,迫害工人政党,无产阶级就要转向非法斗争,而不会相信任何无端攻击革命暴力的道德说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德国统治者方面“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会放开手脚”,就能随意地对待统治者了。“但是它届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6]553可见,恩格斯是以科学的、辩证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的。不顾一切时间、地点和条件,一味崇尚暴力,是极端愚蠢的;但是如果完全放弃暴力的准备,甚至放弃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也是绝对不可取的。事实上,恩格斯晚年依然认为，“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4]578。
1889年12月，针对意大利资产阶级学者把“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的观点强加给他的事实, 恩格斯作出严厉驳斥:“我没有说过‘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有八九的前景是，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6]4431893年，法国工人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使党的一些领导人冲昏了头脑。(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米勒兰等人极力主张利用资产阶级共和国来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针锋相对指出:“共和国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只要它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地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因此,无论把它看做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4]671
1892年7月，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提到，在英国，“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只要他们提出要求，并且明白自己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去关心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鼓舞英国人的奋斗精神”[9]380-381。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合法”斗争的成效和意义作了肯定，而且还把这种“合法”斗争看作是国际工人运动联合的一种新的形式。与此同时，针对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调和阶级矛盾和冲突实际的观点，恩格斯指出:“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豺狼。”[9]3711895年3月3日，在给理查·费舍的信中，恩格斯依然严正声明:“守法，目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还是适用的,但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守法,即使是口头上也罢!”[4]689
未经修改、删节的《导言》全文，到1930年才第一次公开发表。在未经修改、删节的《导言》中,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否定巷战形式。他指出:“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6]548在恩格斯看来,巷战形式及和平议会斗争都只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手段,至于采取哪一种形式,则必须依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恩格斯在临终前还一再声明:“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4]686
显然，任何试图在《导言》中“发现”恩格斯晚年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暴力革命、视和平议会斗争为唯一合法手段的说法，都是对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歪曲，是完全违背恩格斯《导言》的基本思想的。
《导言》完成于1895年3月，半年之后恩格斯与世长辞，《导言》成为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问题的最后的“遗嘱”。自《导言》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跌宕起伏、砥砺前行，但恩格斯在《导言》中阐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真谛，依然具有重要影响，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