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利党利国民

　　10、南街村

　　南街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全国十大名村，它是集体主义经济的代名词。在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下，南街村几近实现了共同富裕，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和谐，人们安居乐业。

　　南街村成功的关键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坚持集体主义。南街村是国家4A级景区，长期生活工作在南街村做出突出贡献的非南街村籍人士，被授予“荣誉村民”称号。

　　南街村集团是南街村创建的集体经济实体，下属28个企业，产业涉及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包装、医药、工艺品雕刻、旅游等。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南隅，紧靠107国道，西临京广铁路和石武客运专线，东临京珠高速公路，早在20世纪90年代产值就突破1亿元成为有名的“亿元村”，但资产负债率一直偏高。

　　南街村村民享受住房、医疗、教育等多项福利待遇，生活富足而安逸，但外来劳动力无法享受村民的待遇。南街村村容整洁，宁静而美丽，并设有自己的工业区。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共848户，3180口人，10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

　　村里有26家村营企业，诸如拉面工厂等。1984年，村办企业的总产值只有70万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12亿，实现了飞跃发展。在2008年，该村银行负债实际达17亿元人民币。

　　一度传出南街村破产的谣言。实际当时资产26亿，负债17亿，远未达到破产的边缘，也比同时期大部分在金融海啸中挣扎的企业强很多。

　　经过2年努力，到2010年，资产已经积累到30亿，负债下降到4亿，重新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改革开放以来，南街村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无条件获得了大量银行贷款，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

　　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以雷锋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强化了职工村民的集体主义精神，营造了浓厚的昂扬向上的集体主义氛围。

　　全村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发扬“二百五”的“傻子”精神，坚持“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人人敬业爱岗、乐于奉献。党务、村政、企管、教育、民兵、治安、工会、共青、妇联、计划生育等各项工作。这些均受到了党中央和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高度称赞。

南街村是一个坚持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的村庄，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部分私有，属公有制集体经济。从1993年起，南街村开始建设高标准的住宅楼，大套三室一厅，92平方米；小套二室一厅，74 平方米。村里统一配备了冬暖夏凉的中央空调、彩色电视机和高档家具；卧室里席梦思床、高低柜、床头柜款式新颖，一应俱全；液化气灶、抽油 烟机等都是统一配置。卫生间设施齐全，一天24小时热水不断，村民们洗澡十分方便。一 套住室耗资近8万元人民币。

在这个面积1.78平方公里，用城墙将自己“与世隔绝”，时至今日依然坚持着集体主义经济的村庄里，村民享有包括住房、食品、医疗、教育在内的14项福利，统一配置花销，一切由集体“买单”。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南街村实行 “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免费享受水、电、气、面粉、节假日食品、福利卡消费、住房、上学、医疗等多项福利待遇，经济上没有负担，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全体村民居住在几十栋配备齐全的花园式的现代化公寓里，人人安居乐业、家家生活幸福。

南街村街道宽阔平坦，道旁绿树成荫，路灯彩灯交相辉映，厂房住宅鳞次栉比。成立了艺术团、军乐队、盘鼓队、门球队、腰鼓队、秧歌队、女子健身舞蹈队、戏迷协会，建起了娱乐活动中心、太极拳馆、文化园、图书馆、档案馆、卫生院、康寿乐园等。同时，大办教育事业，投巨资建起了现代化高标准的幼儿园、中小学和高中，还办起了报社、广播站、电视台和网站。南街村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中国幸福村”、“中国十佳小康村”、“中国第一雷锋村”、“国家级生态村”、“全国优秀乡镇企业”等光荣称号。南街村系国家4A级景区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每年接待游客50多万人次。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  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

(1)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572页))

(2)1965年8月，主席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3)1966年3月4日，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凡是有人在中央捣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4)“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5)“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6)“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7)“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8)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个省要顶住。6月14日又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引自袁永松、王均伟著《左倾二十年》267页)

(9)“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7.23)

(10)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11)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0页)

(12)1965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把他的话“传达下去。传达到县，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2002年1月18日《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1390页)

(13)在1965年9月18日至10月20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10月12日，毛泽东又在这个会议上又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错误”。这天，当彭真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了几句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14)“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

(15)毛主席在1960年谈到一些变质的干部时指出：“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毛泽东传，1115页)

(16)“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17)“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18)毛主席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项观奇拜会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

(19)“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页)

(20)“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矛盾论》)

(21)“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立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2至373页)

(22)“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23)“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在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24)“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做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1936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寿辰上的讲话》，引自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25)“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1974年我国代表邓小平出席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时的讲话《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第45页)

(26)“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

(27)“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赱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转引自《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赱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

(28)“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四0六页)

(29)“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三百二十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