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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学解释

2021-1-17 00:0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866| 评论: 0|原作者: 张可亮|来自: 文化政治经济学

摘要: 中国人民在经历了百年的顽强抗争和百年探索之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重构了中华文明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并且毛泽东也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重构中华文明的理念价值,以期实现文化、政治、经济三者的完美契合。  



中国人民在经历了百年的顽强抗争和百年探索之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重构了中华文明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并且毛泽东也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重构中华文明的理念价值,以期实现文化、政治、经济三者的完美契合。

  

原文 202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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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亮说

  今天是毛主席诞辰127周年,早晨朋友圈都在转发纪念毛主席的文章,感觉这些年纪念的文章多了,转发的人也多了…

  这些年所从事的行业有些沉沦,自己的言语中也有些消极。沉沦的时候就读书,就会把沉沦变成沉淀,读书读多了,难免想要表达,这几年断断续续的在读,在写。所有的阅读,都可以在文化政治经济学这个框架下找到位置,也可以在这个框架下得以表达。

  史料读的越多,越感觉到毛主席的伟大,越感觉到我们党的伟大。今天趁毛主席诞辰,把正在写的书中关于毛主席的一段发出来,以纪念我们的伟人,表达自己的缅怀之情。

 

  新中国成立,是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既是中国人民反对国内清王朝封建主义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胜利。所以我们要创建的新中国,既不能走封建的道路也不会走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用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奴制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成为与美国比肩的世界两大巨头之一,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苏联靠的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下建立起来的这套政治经济体制,这在当时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苏联的社会实践,理所当然的成为我们学习参照的榜样。

  除此之外,二战之后,全球迅速分化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成立的共和国政治敌视、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此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师,结合中国实际,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设计上,我们以马列为指导、以苏联为榜样,但是更多的还是依据共产党所掌握的中国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符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成立了,但是我们接手的依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必须依据新成立的政权,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重建,由此中华文明的重构由探索进入了实施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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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政治制度——人民民主专政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带领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参照苏联模式对我们的国家政治组织层面进行了重构,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沿用这套政治组织构架,沿用这套社会制度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迅速的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国家治理机制,从中央政府到最基层的村庄、厂矿企业等单位都建立起了完备的党组织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彻底结束了旧时代“皇权不下县”,依靠乡绅代行治理的局面,真正的将国家治理体系延伸到全国广大基层农村,从而能够使国家政策在农村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实现党和国家与广大农民紧密相连的组织建制。”比如在农村,通过土地革命,打碎了农村原来的权力结构,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完成了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革命性改造。明清以后,代表中央政府权力的皇权只能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则交给地方乡绅、地主和宗族进行统治。北洋政府期间,也无力进行基层组织改造,民国时期的县以下委托式治理更为彻底,税收未能建立全国统一的体系,只能采取包税制,即由地方乡绅或豪强承包税收。

  由此,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将全国纳入同一个政令畅通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状况常被忽视,但是如果我们对比来看,就会明白政治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央政府政令只能贯彻到一定层级,再往下则完全无力进行有效的管理,基础社会完全处于无组织状态,地主、私营企业主、宗教机构在基础的权力要远大于政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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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经济制度——区别于苏联的延安道路

  让我们再来回想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历史背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国家就一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几乎被大大小小的战争摧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满目疮痍。要想发展经济,必须进行统筹安排。所以在经济层面,我们经过过渡期之后,进行了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的三大改造,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扬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研发体系。

  从"一五"计划时期开始,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

  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看: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2046万吨。发电量从1949年的43亿度发展到1976年的2031亿度。原油从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从1949年的3200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4.83亿吨。汽车产量从1955年年产100辆发展到1976年的年产13.52万辆。到1978年,中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9%。可以说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经济奇迹。

  这些科研、经济建设的成就是怎么来的呢?目前普遍的说法都认为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中国仿照苏联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取得的这些成就。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即反对本本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我党在革命时期就懂得将马列原理跟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依然保持了这一优良作风。我们虽然学习苏联,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有所了解。所以实际上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我党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1955年底,毛主席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为鉴”。1956年2月后,毛主席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经济建设问题的调查研究。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由毛主席集中概括出来的。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在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时,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即权力下放给地方),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等。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甘阳也在《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一文中引用美国学者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的研究和著作,提出了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间,中国走的并非是苏联模式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根据当时的国情和社会结构,在“地方分权化”基础上,延续了中共依靠地方依靠群众的“延安道路”。

  甘阳在文中介绍了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一书,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舒曼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

  “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应该主要依靠少数的技术专家走苏联道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中国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数当时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这在舒曼看来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基本选择。

  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1957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从毛泽东这段话其实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他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道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老是在地方上。从前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个传说说只要毛主席的专列一出动,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因为毛泽东总是要移出中央,靠发动省地县干部甚至公社干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地方从基层发动的。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最大比例,达43%,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党员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30%,他要把整个政权权力基础往下放。

  “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2]。

  不光在宏观领域,在微观领域,在厂矿车间的管理上,毛泽东都注意到了以苏为鉴,在不断总结探索自己的经验,标志性事件就是用《鞍钢宪法》来替代苏联的《马钢宪法》。

  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究竟建立什么样的企业管理制度?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并不是十分清楚的。资本主义在长期的工业发展中,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制度即“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这种管理制度尽管有一些合理因素,但它毕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劳资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对于已经建立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管理绝对不可能照搬和借鉴过来。五六十年代的原苏联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发展,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一套企业管理制度即“马钢宪法”。这个“宪法”就是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其特点是实行一长制、搞物质刺激、依靠少数专家和一套繁琐的规章制度、冷冷清清地办企业、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因为建国初期,我们没有现成的企业管理制度,当时强调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也包括学习苏联的“马钢宪法”。作为新中国较大规模的的大型国营企业鞍山钢铁公司也曾在许多方面照搬了“马钢宪法”。鞍钢老一辈工人阶级代表、劳动模范孟泰和王崇伦等工人同志不仅在生产劳动中竞竞业业、勤勤恳恳,工作实践中摸索出来一套工作方法和操作技术,即著名的“孟泰工作法”。同时他们还带领更多的工友对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了60多项重大技术革新。所有这些都体现出鞍钢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爱国精神、钻研精神、苦干实干精神、主人翁精神和团结精神等等。当时的中共鞍山市委及鞍钢总经理、总工程师的马宾同志(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后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在实践中既发现了“马钢宪法”的缺陷,也发现了孟泰、王崇伦等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作风及管理方法。鞍钢市委和鞍钢领导在管理鞍山钢铁公司这样一个典型的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自觉运用毛泽东思想,延续党在民主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中的优良作风,走与群众运动和专家相结合的道路,带领群众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努力探索和总结基层领导和工人群众创造的管理经验,逐渐形成了许多新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于是就把其系统总结为《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并以鞍山市委的名义于1960年3月11日上报辽宁省委转中共中央。毛主席3月22日看到了这个报告,于是就写了重要批语,并把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命名为“鞍钢宪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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