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宪法》的内涵包括以下五条核心内容：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指工人群众、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所以我们看到，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新中国的经济体制以及厂矿车间的管理体制都没有唯苏联马首是瞻，都在深入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当然也是艰辛的探索。 虽然党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要“以苏为鉴”，并在不但探索总结自己的经验，但是苏式科层等级制度中伴生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很快嫁接了从井冈山“红色割据”时期延续下来的“山头主义”，形成了“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沉疴[4]，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滋生，这也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和沉思。 政府以及企业当中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在哪里?是政治和经济制度有问题么?应该说建国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发挥地方积极性讲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的经济体制是匹配的，也跟我们当年一穷二白的实际状况是匹配的，在那种情况下，在工业领域，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才能完成一些重点项目。在农村，经年累月的战争已经牺牲了太多的青壮年，如果在当时分田单干，搞包田到户，将农户直接推向市场，很多家庭根本没有生存能力。所以必须实行集体合作化，才能够确保因战争失去劳动力的家庭和一些老弱病残的家庭有生产能力和生存希望。 如果政治和经济制度本身没问题，二者之间的匹配也没问题，那问题是不是出在思想文化领域?
03 思想文化领域——文化大革命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百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世界风云激荡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屈辱与抗争的一百年，而所有的这些矛盾冲突，都会反映在思想领域，也都会引发思想领域的激烈斗争。彼时的中国是各种势力演变、交会的战场，也是各种思想产生、交汇的战场，中国国内存在着各种思潮，既有清王朝的封建思想，又有西方列强的资产阶级思想，既有北洋军阀地方官僚的割据思想，又有依托帝国主义的买办思想，甚至还有汪伪政权的卖国投敌思想等等。新中国成立后用政治制度保证了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实施、改造，地主、官僚作为阶级被消灭了，可是封建思想和官僚思想不会立刻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劳动人民的小农意识也不会立刻消失。 这一方面是因为封建主义在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历史，影响着中国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封建主义就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如何区分封建思想当中的精华和糟粕，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个十分艰巨且复杂的任务。这一点上，人们群众没有这个自觉性。 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相比于东亚的传统社会，有着巨大的现实优势。当年的知识分子，为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以西方为师，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冲击，误以为现代化必须以全面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余英时在1984年 9 月 1 日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到: “五四”的知识分子要在中国推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是把西方的历史机械地移植到中国来了。他们对儒教的攻击即在有意或无意地采取了近代西方人对中古教会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俗世化”所必经的途径。但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根本碰不到“俗世化”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西方教会的传统，纵使我们勉强把六朝隋唐的佛教比附于西方中古的基督教，那么禅宗和宋明理学也早已完成了“俗世化”的运动。中国的古典研究从来未曾中断，自然不需要什么“文艺复兴”，中国并无信仰与理性的对峙，更不是理性长期处在信仰压抑之下的局面，因此“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没有着落的。[5] 甚至直到现在，很多人依然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是现代社会的模板，西方资产阶级所宣言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这就更不用说在建国之初，在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认可度、亲和度会有多大了。 此外，由于共产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新生事物，1949年后成立的新中国是新生政权，如何在中国的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虽然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建立了新政权。但是大部分的干部和士兵靠的是翻身做主人的强烈愿望，对于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所以这些人头脑中笼统的共产主义理想在面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时候，容易产生迷茫、发生动摇。 比如说官僚主义。很多党政军干部当中可能很多就一直持有官本位的思想，只不过战争时期不明显，条件也不允许。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领导干部之后，一方面环境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心态发生变化，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比国民党更加官僚，更加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比如说小农思想。中国的主体是农民，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着深厚的家庭观念和族群观念，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写到： 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老最大的毛病是“私”。 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 从这些事来说，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了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私人关系圈层关系的思想是深入骨髓，融入血液的。虽然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政治制度人与人的关系也得到重建，但是民众的思想大多还停留在传统社会，封建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正是基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基于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不断探索和思考，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角度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做了客观的总结，毫不回避问题，承认它的不完善和不巩固。他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的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紧接着，毛泽东指出：“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6] 毛泽东分别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高度准确的把握了建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深刻的揭示了问题所在。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确立但是还很不完善，需要继续探索完善;另一方面我们的上层建筑即建国以后建立起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这就是说中国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是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文化)和经济也是相适应的，这是主流，但是也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作风”，这些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矛盾的。这就必须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批判，否则也将影响和阻碍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思想工作和整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整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基于这一科学判断，要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改造干部和民众的思想，和过去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弘扬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才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相衔接，才能更好的发挥干部的引领作用，让“官员”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成为人民公仆，才能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相匹配，让老百姓成为主人，才能更好的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主席在1963年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弘扬雷锋同志所说的“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党中央在1964年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都是基于这一认识和思想。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要求各地从四个方面学大寨：一要学大寨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二要学敢于藐视困难、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优良作风;三要学以整体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四要学永远向前、并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如下的概括：“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3年底，经过三年多的奋战，位于东北松辽盆地的大庆油田完成探明和建设，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吃苦耐劳，公而忘私，使大庆成为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得到全国工业交通战线的崇敬和学习。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其他部门学习大庆油田的经验。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此后，“工业学大庆”的口号在全国传播。同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总结了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指出他们的成绩是突出的，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值得学习的，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 毛主席和党中央树立“雷锋精神”、“大寨精神”和“大庆精神”，弘扬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用来抵制官僚主义和小农意识，以期重塑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发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奉献精神。 于此同时，二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主要矛盾就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而且此认识被当时东西方阵营的领导人所接纳。在美苏争霸的大背景下，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即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等各种手段诱压东欧国家，促使它们向西方靠拢，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同年6月，他又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要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在杜勒斯的鼓吹下，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以促进苏联和共产党“内部的变化”。 毛泽东最先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1959年11月，他讲到：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1月，他公开揭露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毛泽东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有可能得逞呢?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1966年6月16日，毛主席回到韶山，在滴水洞中整整十天，闭关思索。在这期间，毛主席做的一首七律，颇说明他这时思绪：“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十天后，1966年6月26日毛主席在滴水洞召集湖南省、地、县三级干部开会时，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壮语：“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7]大家都认为，此后的10年文革就是毛泽东领导的新“长征”。 毛泽东的秘书王力，在《王力反思录》有一节“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是要被人民打倒了。 毛泽东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儿，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推进，毛主席凭借着个人的威信，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批孔斗私，让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希望从文化层面(理念价值)进行改造，使之与新建立的规范价值(政治制度)和实用价值(经济基础)相适用。毛泽东因为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人民心中有着巨大的威望，人民愿意追随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去建设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社会。 建国70周年，大型文献片《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毛泽东的文革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04 担当生前事，何记身后评 中国的儒家传统在文革的过程中，遭到了彻底的批判和破坏，其影响程度远远大于20世纪初那场新文化运动。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知识分子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批判，是思想领域的观点争锋，并未深入到社会大众的生活实践层面，而60年代的那场文化革命，则是通过政权统一推动，全国人民集体参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全方位的批判，这不光是对全体国民的思想洗礼，这些思想上的改变也体现在了他们的日常行动当中，很多人开始自觉自发的抵制私的一面，发扬公的一面。 中国人民在经历了百年的顽强抗争和百年探索之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重构了中华文明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并且毛泽东也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重构中华文明的理念价值，以期实现文化、政治、经济三者的完美契合。但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他想要带领人民进行的新长征，也随即戛然而止，中国自此进入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 [1]萧武：《大路朝天——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中信出版社，第7页 [2]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17第六期 [3]郝贵生：《“鞍钢宪法”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复兴网，2020年3月 [4]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东方出版社 [5]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1984年9月1日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册，第59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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