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课之八 | 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曹征路，1949年9月生于上海，当过农民，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大陆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思潮的代表性作家，著有《那儿》、《问苍茫》、《民主课》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民主课》以小说形式还原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现场，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不论幼稚不论荒唐却充满真诚善良的普通人的成长，以及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对平等的追求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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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接见了首都红卫兵。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给毛主席写的信才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我一次次用钢笔扎手心，看着血一点一点渗出来，好像才舒服。我真想不出怎么才能把事情说的又清楚又简短，让人一眼就看明白。
书倒用时方恨少，只怪自己平常不努力，写得太少了。我想到一个办法，把这些血手印做成信笺，梅花朵朵，字字血泪。
本来还想补充一些材料，多找一些根据，可是隐隐约约感觉到学校有了微妙变化。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是有变化。
首先是对我们几个人的态度。班上的批判会已经推迟了好几次，不说不开，也不说什么时候再开。我也不便去问，人家还以为你想挨批呢，骨头贱。
听说高三那个被留校的同学，也放他回家了，工作组说主要是为了防止他自杀，才强行留校的。他回家以后再也没回校，也不再有人追问。
其次是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好多人都领到了红袖章。我当然是没份的，连郭卉也没份。能参加红卫兵的，都是工作组信任的。
但和以前的团组织也不同，入团一般被认为是比较优秀的同学，起码学习成绩不能太差，这次的标准似乎是以家庭出身画线，活跃的都是干部子弟，还有一些根正苗红的。
再有就是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不是那种故意避开的样子，目光不再躲闪。也许他们认为我并不是青面獠牙，跟他们没什么两样。
郭卉在操场上居然还和我笑了一下。这种笑别人看不出，可我能感觉到。虽然有些不自然，毕竟像解冻的的春风。我多么渴望春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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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看见出去破四旧的回来了，扛着搬着，有不少战利品。自从报道北京红卫兵破四旧以来，学校里每天都有红卫兵出去破，我看见郭卉也跟在后面。
战利品有佛像神龛，有古董字画，也有旗袍高跟鞋。这些东西拿回来也没人管，学校也不收，就堆在教室里。
郭卉本来是个被排除在外的人，现在也想积极表现。她碰碰我说，今天逮住一个大案，是电台!我抬头看了一眼，是有一个人急匆匆地往办公楼去，手上捧着一个方匣子。这是这些天来她头一次跟我搭话，所以有点意味深长。
可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是个等待判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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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些跟我有关系。阳光、空气、水份，跟每一株小草都有关系。
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意味着什么？它仅仅是报纸上的提法不同吗？还是意味着运动的方向发生了改变？
也许自己太敏感，可是我多么渴望转机出现。
下过一场雨，明显更热了，太阳毒得很。我注意到，最先被揪出来示众的许老师今天没有光头，而是戴上了一顶草帽。工作组在办公楼进进出出，谁也不去管他，倒是比平日悠闲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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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学校里有北京来的大学生来串连，有北大清华的，还有北航北外和地质学院的，其中有两个还是我们校友。
他们根本不理睬工作组，而是直接分头到各个班发表演讲。他们的话更是吓人：现在就是要打倒工作组、踢开党委闹革命！要大串连大辩论大揭露大批判！
这些话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全都傻了，目瞪口呆，热血沸腾。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太刺激了!
他们的袖章也好看，上面一排小字毛泽东思想，下面是毛主席的手书体红卫兵，秀气又贴切。不像学校发的那种硬邦邦的大字，还散发着一股油漆味道。
他们演讲完了很多同学都围着问这问那，一直围着来到操场。他们就表演了一个集体舞算是结束。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最后一句是：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大家都拼命鼓掌。
清华的同学是个女的，我一直等着她想和她请教。我问：我们学校一直有个说法，就是我不赞成某一个人的具体观点，就叫反对他吗?反对某个具体的人就叫反对党支部工作组吗?反对党支部工作组就叫反党吗?
她把眉毛挑起来说，你们这儿还这么落后啊?这一套早就臭不可闻啦。原先清华也有这个论调，现在谁还敢提?这是天底下最反动的逻辑!
一下子，这些天来积攒的眼泪全都喷射出来，抓着她哇哇大哭。也不知是怎么了，觉得她就是世界上最亲的人，我抱着她再也不想撒手。
她听说我被学校定为小右派的事情，眼睛也红了一下。她拍着我说，小妹妹我告诉你，这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个别现象。像你这样的情况全国到处都有，我们出来串连，就是要把全国的同学都发动起来，造他娘的反！
北京的大学生真是了不起，短短一个下午，工作组经营了两个多月的阵线就完全崩溃了。
大操场上围成了一个一个小圈子，都不愿他们走，他们每说一段话，同学们都报以热烈掌声。
我看见周围还有好多老师也在鼓掌，而工作组的那几个人只是在路边走来走去，干瞪眼毫无办法。他们也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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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高三班两个“小右”张宇和王兴元找到了我，说有几个人想去北京串联，问我敢不敢去。我问是哪几个，他们不愿说，说只有你一个是女的。我犹豫了一下，他们就说算了。看来他们是信不过我，不仅仅因为“女的”。
可是我真的想去啊。我去串连，当然不是去发动别人，而是去北京受启发，看看北京发生了什么事，究竟什么是文化大革命。
如果可能，我还要上访，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想法子摘掉这顶大帽子。既然我不是个别现象，全国到处都有，那么总是得有个说法。
可是我没有钱。我没办法开口向妈妈要钱，家里的情况是那么艰难，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绝对不会同意。她的经验明摆着，多一次申诉，就多一重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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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要有决心，就不会缺少办法。前几天还在为走不走发愁，现在，我们已经坐在开往北京的13次列车里了。
上海接待站给我们开的车票是到南京的，我们从哪里来还要回到哪里去。理由是，你们不是来华东局上访吗?上访结束了你们就该回家了。但火车在南京掉头的时候，谁也不下车，都明白这车是开往北京的。
我们没用语言讨论，只把脑袋伸出车窗比画了几下，就统一了意见，所有的手都指向前方。现在，火车已经在轮渡上，再有几分钟就到浦口啦。没有人来查票，悬着的心基本可以放下来，只要熬过这一夜就到北京啦。
可是，还是有人吓哭了，是高一(2)班的周永根。这样的胆大妄为对谁都是第一次，我们没办法安慰他，自己不也是心里狂跳不已吗?
他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不是小右派，可他愿意跟我们出来上访。在关键时刻有两个人打了退堂鼓，可他没有。这不是一句够义气可以解释的，也不仅仅是出于对我们的同情，而是对我们的遭遇想不通，他想求证一个道理。
仅凭这一点，我就佩服他，放在自己身上，肯定做不到。哭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哭，说明他有勇气面对良心。
看着那些眼泪是那样顽强那样汹涌，我也哭了。不过我们谁都没有擦，我们就是那样面对面地看着对方，听任热泪奔涌。
这一次还要感谢郭卉，她主动借给我十元钱，支持我出走。她不知从哪听说了，就把钱握成一团塞在我手心里，什么话也没说。其实她家也不富裕，这十元还不知省了多少日子呢。
我猜很多同学都是这样想的，我们的遭遇激起的不是同情，是愤怒，是正义感。如果我们能扳回来，他们也会有安全感，如果我们失败了，他们也会兔死狐悲。
十元，我只用了两元不到。我买的是五等舱小轮票，分散遛进码头。他们说，我们已经暴露了 ，为了避开监视阻挠，我们只能像地下工作者。
到了外面才知道，大城市早就开始串连了，而且各地都有接待站，不要钱就能签票，就看你敢不敢。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北京，我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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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出北京站，就已经感到气氛不一样。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同学!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到处都是这样的口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们天天都在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手都写软了。后来才发现，收集传单和小报可能更高效。张宇嘲笑我，说我是笨蛋，所有的大字报内容都能在传单上找到。
我们到北京的目的已经模糊了，几乎所有的消息都在印证，我们没有错，错的是工作组党支部，是他们在执行了一条资反路线。
那么，告状上访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我们需要谁来给一个答复？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既然这是一条全国范围的资反路线，就需要全国范围的深揭狠批。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只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了，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天安门去过了，长城登过了，本来就可以回去了，可是又得到消息，毛主席可能要在最近再接见红卫兵，这样的机会当然不能错过。
这期间我们也写过大字报，是一封倡议书。北京的馒头很好吃，但浪费严重，很多学校都是这样。有些人明明吃不了也要多拿，吃剩的馒头随便扔，床铺上暖气片上到处都是。所以就写了大字报，几个人还一本正经签上名，总算在北京也留下了小地方人的声音。
北京的红卫兵也有不好的，特别是那些穿着马靴和毛料军装的红卫兵，他们好像有一点天之骄子的自负，往往几个人结成一伙，故意在人堆里招摇、说粗话，或者骑着摩托车自行车呼啸而过，给我印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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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傍晚我们听见了广播通知，明天早晨5点集合，毛主席接见!
我要记下这个光荣的日子：1966年8月31日。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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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新出现在学校，自然引起一些骚动。同学们大多以一种异样的目光在注视着，并不是注视我们这几个人，而是注视工作组的态度。
气氛是紧张而又微妙，大家就好像屏住呼吸，等待炒爆米花的那个爆裂，在揭开盖子的那一声响亮。
我们很平静，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我们的胸膛挺起来了。
下午去贴了第一张大字报：《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最后的一句话是，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批准，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落款是东方红公社。
我们七个人，并没有怎么商量，就组成了一个公社。从此，我们就要造他娘的反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无疑这是挑战，也是我们的真实心情。
这张大字报，不过是起义的第一声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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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走的这几天，学校里气氛空前紧张，据说连公安局都有人来勘察过。
但工作组并没有对这件事发表看法，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说是外松内紧，不受干扰，大概是不愿意被我们牵着鼻子走。想秋后算帐呢，到时候再来收拾我们。
另一方面，工作组抓紧在各个班级选举红卫兵代表，说是要组织全市的红卫兵代表进北京。这件事的真正含义，谁都心知肚明，他们才是权威是秩序，而我们不过是小小泥鳅。
而且，他们是很认真地经过民主程序的，统计人数，推举监票人，计算选票数，划了很多正字。
其实这样的民主，自然是打引号的，清一色是那些干部子弟当选，谁都不傻，知道工作组要的是什么。也许后来觉得太清一色也不好，工作组又决定增加了一些名额。
我们学校共有60名代表，全市120名，组织三辆大客车，要在市中心广场举行欢送大会。
这样做再一次证明了，他们这些大字兵才是正统的红卫兵，是有群众基础的经过民主选举的是组织上信任的。我们这几个不过是冒牌货，我们的袖章连公章都没盖，不合规矩。已经有人这样说了。
讨论的结果是这样：
一、他们不发表看法不等于没有看法，外松内紧是真的很紧;
二、没让公安局把我们抓起来，是因为他们也吃不准，不清楚外面的形势，如果在一个月前我们早就进了班房;
三、组织大字兵代表是转移视线，蒙蔽群众，目的是继续推行资反路线，维护越来越虚弱的旧秩序。
我们要采取行动，要揭露他们，这也是我们打出旗号的极佳机会。但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是有分歧。
温和一些还是激烈一些?是贴大字报还是呼口号?呼什么口号?要不要考虑大字兵同学的正当要求?毕竟他们想去北京见毛主席没有错。
争到半夜，没有结果。最后统一在拉横幅上，写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八个大字。不管怎么说，我们首先要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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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一夜!
这次欢送大会是他们精心组织的，在十字路口用一辆大卡车搭了临时主席台，三辆大客车围成一个会场，还拉了电线架了大喇叭。
一切都表明他们是有充分准备的，布置了一个正式场合，这形式本身就很有意味，四方四正。他们不相信我们有勇气来挑战正统。
我们当然都很紧张，尽管在外面见过听过，还是紧张，毕竟是第一次。加上没吃晚饭，九月天居然觉得冷，小腿都有些发抖，肌肉里像有一只老鼠在拱。
有人说，深呼吸吧，于是我们就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我们互相对视了几眼，确认了，就举着横幅冲进去。这是商量过的，我们必须在他们开始之前进去，否则很难占据有利位置。
然后，就在主席台前一字排开，坐在地下。我们的横幅很小，和他们的没法比，但我们的更显眼，因为这是白纸上的最新画图。
会议还没开始，他们就已经乱成一团。本来他们打算是，学校领导讲话市委领导讲话大字兵代表讲话，然后上车敲锣打鼓放鞭炮，但现在如意算盘打不成了。
有一个市委的干部来跟我们商量，如果同意撤下横幅，欢迎我们参加大会。如果对学校有意见，欢迎向市委反映。如果想去北京，市委会考虑安排。你们现在这样搞——要考虑后果啊。
我们的回答是，除非现在就把我们几个抓起来。我们也清楚，他们不是不想抓，他们早就想过，牙根早就痒了，只是不敢。他们表面强大，内心却很虚。
然后就呼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呼口号的过程中，我们的声音逐渐响亮，又有些同学参加进来，已经扩大到几十个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在镇压革命学生，谁在防范人民群众，看得清清楚楚。
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言辞多么华丽诱人，可那双手一伸，就是血淋淋的。
台上经过一阵慌乱，大喇叭里就喊话，让各校的红卫兵代表回到客车上去，清点人数。可能是他们决定不开会了，直接上车出发。出现了始料不及的情况，会场一乱，我们也乱了，谁在喊什么都听不清楚。
当那三辆大客车发动的时候，几个男生突然醒悟过来，他们真是好样的，似乎也没商量，举着横幅就冲了上去。
汽车仍在缓缓滑动，人群逐渐退到两旁。可他们几个一下子就贴到车身上，汽车哼哼两声，刹住了。然后横幅就拦在第一辆的车头，然后，几乎是所有围观的群众都涌上来，车龙瘫痪了。
然后我们就唱歌——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您有方向
黑夜里想您照路程
……
困难时想您有力量
胜利时想您心里明!
唱啊唱啊，眼看到了后半夜，他们想赶上轮船已经没有可能。车上的大字兵有的熬不住了，主动要求下车回家。
每下来一个我们就报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的革命行动。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围观群众也在鼓掌。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1点20分，市委来人宣布，取消这次集体进京，今后也不再组织类似活动，支持同学们自发组织革命大串连。
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撤出，谁都不希望看见市中心交通瘫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