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课》之二十四 —— 无产阶级夺权政权容易，建设自己的文化很难 ...-红色中国网

《民主课》以小说形式还原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现场，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不论幼稚不论荒唐却充满真诚善良的普通人的成长，以及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对平等的追求和要求。

民主课之二十四 |无产阶级夺权政权容易，建设自己的文化很难，所以叫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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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征路，1949年9月生于上海，当过农民，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大陆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思潮的代表性作家，著有《那儿》、《问苍茫》、《民主课》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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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日

　　我找大荣子谈了。我说郭卉贤惠善良心灵手巧百里挑一，如果喜欢就大胆去追。大荣子的表情是错愕，结巴半天问，听说你有一个解放军对象是真的吗?怎么没见盖三角章的来信?我说这不关你的事。

　　我也和郭卉谈了。我认为婚姻毕竟是个大事，最好能想清楚再决定。郭卉的表情也是错愕，沉默了好几天。她说她是羡慕我，那天发火不是因为妒忌，我说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你发了火，而是大荣子确实不错，有正义感有责任心，人也能干。

　　但愿我没做错。

　　做完这件事我好像才轻松了。我是在保媒吗?不是。我是在挑破一层纸吗?好像也不是。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只是觉得坦坦荡荡人才舒服。

　　20岁，是女人的一道槛，女人在石门关，20岁儿子都满地跑了。郭卉的女性意识太强了，像那棵只开花不坐果的树。性别是爹妈给的，躲不过啊。

　　可我真的不愿意做女人，太麻烦了。

　　×月×日

　　分红了，我分到127·5元，这是我第一次有了收入。

　　这个春节又不能回家，我得把郭卉嫁出去。郭卉是铁了心要结婚的。转眼插队一年多了，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

　　妈妈来信说，你一定要阻止郭卉，她妈妈是绝不会去参加婚礼的，你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也不希望郭卉这么快就结婚，这是最直觉的内心感受，起码她走了我的生活就会艰难很多。

　　她作出这个决定也吓我一跳，她不说明理由我也不能强逼她。她说家里如何如何，显然是不充分的。家里无非是又给她介绍了一个，逼她嫁人，等等。

　　我劝不了也就不想猜，知青中的很多传闻有真有假，都是这么不负责任说出去的。郭卉是我最铁杆的朋友，她决定了，我只有支持。

　　明天就去沙河镇给她挑嫁妆。

　　×月×日

　　我到镇上才8点，供销社还没开门，就随处瞎逛，没料想被那个老疯婆子缠上了。老疯婆子居然要给我喂奶，说囡囡不哭，囡囡都这么高了，吃奶，吃奶!她举着干瘪的乳房，跳起来喂我。

　　我走不开，也不敢笑，只好替她把衣服拉上。四周全是嘻嘻哈哈看热闹的人，真是难为情。幸亏她男人赶到把她拉走。她走了几步，又回头对我做了个鬼脸。我浑身一抖，不知为什么心里特别难受。忽然联想到郭卉将来的样子。

　　供销社里没多少合适的东西。本想送郭卉一对粉红的枕头，带花边的那种，我见别人送过的，还有铁壳热水瓶。可是看来看去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倒是一架蜜蜂牌缝纫机吸引了我。其实一台缝纫机，对郭卉是最合适不过的，但122，差不多是我的全部所有了。正犹豫着，售货员过来说，那个是要票的，是春节前摆出来做样品的。这话反而让我觉得不买就对不起郭卉。

　　我就闯进后面办公室找主任，我说知青嫁给农民算不算新生事物?你支持不支持新生事物?那主任倒也好说话，问清楚情况，说缝纫机要票是不假，票已经发出去了也是不假，但如果你愿意多出一点钱，我可以说服那个人先让给你，这不就支持你们新生事物了吗?

　　将军将到这个份上，我也就没有退路了，我把口袋翻过来，把钱全部摊在桌上，也不足140元。那主任看看钱，又看看我，手一挥说，我作主了，开票!他收了130，还退了我几块钱。知道我是石门关的，还让人用自行车给我送。

　　我跟在后头当甩手掌柜，像押着一个俘虏，心里特得意。想像着郭卉以后能陪伴缝纫机哒哒哒哒地做她喜欢的手工活，我松了一口气。我为自己欢呼。

　　×月×日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郭卉今天过门。

　　胡小泉和刘广勤都留下来，我又喊来王兴元，我们四个算是郭卉的娘家人。我们都不想让郭卉感到孤单，所以郑重其事。

　　可郭卉还是哭成了泪人儿，早晨起来就收拾屋子，还把窗玻璃擦了又擦，一边擦一边流泪。等他们几个到了，更是哭到站不起来，我是抱着她出门的。我自然也陪着抹眼睛，这种心情他们男的体会不到，只会傻傻地搓手。

　　王兴元还说，你要觉得委屈，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这傻叉声音都劈了，还真以为是郭卉不想嫁。

　　到了门外，郭卉突然想起开箱子，拿出一只新买的热水袋。她说，我真是想不出有什么东西能给你，以后天冷就记着灌点水，就当是我在给你焐脚了!

　　听到这话，想起那些冬夜，想到曾经对我的照顾，想到从前在一起的快乐，怎一个心酸了得。

　　大荣子那一方也是郑重其事的，整个家族都动起来，可以称得上隆重。新房是老屋的山墙接出来的两间披厦，全队都去帮忙了，也许在他们看来，讨一个城里的媳妇是惊天动地的喜。大荣子的爸爸再三说，这屋子是将就的，等有了钱，一定给他们翻三间大瓦屋!

　　婚礼上还请来一个公社的老领导，老领导不会说话，只会结结巴巴念语录。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无论到了哪里，都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的队长倪永昌平时老成持重，阿基米德头脑这场合也有点慌乱，居然说郭卉是活的郉燕子，活的董加耕，引来哄堂大笑。

　　总之，气氛很好。吃得也不错，队里杀了一头猪。

　　我是目送着郭卉入了洞房，她也瞥了我一眼。大红的新衣，大红的蜡烛，大红的门帘，在一片欣喜中隐去。

　　郭卉，祝福你!

　　×月×日

　　他们都拿我开心，郭卉都“落户”了，你什么时候“落户”?我说我的心早就落户了，人嘛还得等一等。现在他们都知道我有个解放军对象，是个“军婚”。这个招牌在农村很管用，省去不少麻烦。但笑声散去以后，特别是收工回来，一个人烧锅的时候，看着火苗舔着锅底，听着锅里嗤嗤作响，心里还真是抓挠。晚上好办，晚上可以看书，看累了就睡着了。

　　孤独是一条虫子，慢慢噬咬着时光。劳作是单调的，重复的，乏味的，虫子便慢慢长大了。这种感觉不是难受，而是一种空空荡荡，好像身体被抽空了，变成了气球，飞又飞不起来，沉又沉不下去，只有虫子在里头咬。隐隐约约理解了郭卉，她为什么会那么坚定地选择结婚。

　　这种时候还真有点想他。不知他为什么一直不联系我?难道还要我主动吗?或许他已有了别人?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随便吧。

　　×月×日

　　郭卉告诉我不少石门关的掌故，当然是大荣子的嘴巴里的。关于倪永茂有几次自杀未遂的，关于土改和大跃进时期集体闹事的，关于生产队分红的，关于家长里短的。今天又来说沙河镇老疯婆子一家的故事。我知道她是怕我寂寞，用心良苦。

　　但今天的故事值得重视。

　　原来老疯婆子一家也是下放干部。她丈夫姓安，这一带人都叫他安老爹。他比倪永茂的资格还老，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得不到重用，听说还坐过劳改，是文化大革命前下放到沙河镇的。

　　难怪老疯婆子让我觉得不寻常，不像当地农民。这一带是老区，老革命多不奇怪，奇怪的是老革命也一直不得志。

　　×月×日

　　今天队里去卖丹皮，倪永昌安排我跟去结帐。他的意思是，供销社不敢欺负我，上次供销社还派自行车给我送缝纫机，说明我还有点马力。天晓得的事，人家根本不认识我。不过有人赏识我还是挺开心。

　　结过帐，在供销社门外，又见着老疯婆子在胡闹，要给人家喂奶。她身后跟着一个老者，估计就是安老爹，在装神弄鬼地又是哄又是吓。他说，公安局来了，公安局来了!老疯婆子愣了一下，转眼又笑了，说，骗人。然后又要把衣襟掀起来，去追一个抱小孩的妇女，说囡囡不怕公安局，囡囡要喝奶。那妇女倒也不怵，跟着围观的人们一起傻笑。老爹急了，扑在她身上喊，老娘哎，醒醒啊。

　　我上去帮了忙，帮老爹一起去拖她。老疯婆子力气还挺大，死活不愿回家，一直弄到快到中午了，没劲了，才弄回来。

　　安老爹的屋子在镇东头，红砖，大瓦，一看就不是当地居民房。屋子是三间，没有院子，但门前有一块空地，摆着几把小竹椅。家里门开着，可屋里没有人。老爹估计也有七十多了，头发花白，胡子拉喳，累得气直喘。

　　听我说是慕名来访，他愣了一会儿，说，我得把她安顿好才能跟你谈。原来是老伴这阵子又犯病了，总往外跑。

　　他服伺老伴吃了药，说了一堆哄小孩子的话，老太太才安静下来。安静以后倒也无事，眼睛直直吐了一个字，饿。听到这话安老爹笑了，扭头对我说，你会烧锅吧?来，我们做饭吃。

　　安老爹不把我当外人，让我一下子就觉得亲近。我坐在锅灶下，听他有一句没一句地絮叨，那意思分明是夸奖，说他老婆如果不是有疯病，早就死过了，撑不到今天。得亏有病，他说，有病才有盼头，有盼头才有抵抗力，这就叫精神变物质，你给她喝脏水都不拉肚子。

　　他下的挂面，打了七八个鸡蛋，还放了葱花和猪油。他让我别客气尽量吃，然后自己端个碗去喂老伴。我打量这间屋子，发现他们没什么家具，倒是地上床下堆着不少书，还有报纸。这是我喜欢的环境。

　　吃完饭我们才开始谈。原来他已经接待过好几批知青了，他说他们没有小孩，特别欢喜小孩。他说他老伴不犯病的时候，一来下放学生就跟过节一样高兴。

　　我说我们不是下放学生，我们是插队落户，是接受再教育。

　　他说就是“下放”，别不承认，别以为不拿工资就不叫下放。在农民眼里你们是上边来的，在你们心里是认为自己下来了。我说我们还有同学嫁给农民了，他说那也叫下嫁农民!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评论。他是一眼就看到了本质。他说你去打听打听，有哪个农民认为你们和他们一样?你们比他们高得多，真心来落户的有几个?

　　听说我是对老区革命历史感兴趣，他严肃起来，目光中还有几分警惕。他说过去的事情他不想再提了。我一再说明我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好奇。他还是不愿意谈。

　　后来我就说了石门关倪永茂的故事，并且说了我自己的看法。他一直在点头叹气。

　　道别时，他欢迎我再来玩，说老毛号召学生上山下乡是很高明的，确实很高明。他不说毛主席，他说老毛。

　　我问为什么。他说，不把自己变成农民怎么能理解农民?不理解农民怎么能理解革命?不理解革命怎么能理解中国?

　　我说，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上山下乡是因为城里没办法就业，就把学生骗下来了。

　　他冷笑道，燕雀安知鸿鹄!

　　他说，打从孙中山起，中国出了多少能人?共产党里出了多少理论家?为什么别人不行就老毛行?因为老毛身上集中了两千多年中国农民造反的智慧，跟马克思一结合，他就行了!

　　安老爹，确实是个高人。

　　×月×日

　　这几天一直沉浸在安老爹的身世中。

　　我去了好几次，看我是个老赖，安老爹就开口了。

　　先从我老婆说起吧，他说，为什么我怕老婆?为什么她一发病就要给人家喂奶?那都是我作的孽呀，是我对不起她呀。她是共产党员不假，可她也是个母亲。

　　安明远，1923年安庆师范肄业，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党筹集经费，公开身份是青红帮的“白相人”，利用英法租界巡捕房的边界空隙，他成为了“郑家木桥小瘪三”的一个头目。名义上给青红帮收保护费、商务费，实际上是给党组织筹集经费。

　　那个时代党的经费来源很少，共产国际给不了几个钱，开会要钱吃饭要钱，那些洋学生动不动还要包酒店，进百乐门，钱从哪来，还不是靠我们去搞?他这样说。

　　1931年的顾顺章叛变是个转折。中央机关被搞完了，来不及撤走的领导都要设法转移出去，那一次基本上把家底搞空了，几个公开经营的商铺也都典当出去。有一天他接到通知，无论如何要在当天晚上送40块大洋来，一位重要领导干部必须离开，等着这笔钱。而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一家人是借住在别人的阁楼上，连吃饭都是靠邻居接济。这样的时刻他到哪去搞40大洋?就是去抢也来不及组织。

　　他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法子呀，要有一点法子我都不会这么干。那个时候天天都有人被捕，天天都有人叛变，多耽误一天就意味着一批人的生命危险。叛变随时都在发生，谁也不能担保谁不叛变。什么叫紧急?紧急是下一分钟你在哪，是活着还是死的，紧急是被巡捕房的哨子吹出来的。这样目光就落在了才六个月大的儿子身上。有一个浙江来的绸缎商因为夫妇两个不能生养，非常喜欢这个儿子，经常到我家门口来开玩笑，逗一逗乐，让我把儿子过继给他。我儿子确实好玩，能吃能睡，而且夜里从来不闹人，醒了就自己咬手指头，想尿就呀呀叫，见到生人就笑，就拍巴掌。人见人爱，没有人不喜欢的。

　　他骗妻子出去送信，其实没什么内容要送，只是想把她支走，然后抱上儿子去找那个绸缎商。他说赌钱赌输了，急等钱用，你们真想要儿子，现在就给钱。他们都知道他是个“白相人”，赌钱自不必说，说话不讲理翻脸不认人也是常有的事，就连夜抱着买来的儿子回了老家。

　　等他把40大洋送出去，领导人安全出境，才明白自己已经铸成终生大错。他妻子那时还在哺乳期，生理压力加精神刺激，一下就崩溃了。见人就说他把儿子卖了，当街扇他耳光，看见人家的小孩就掏乳房……他没有办法，他只能终生承受。

　　而她毕竟是个女人，是个做母亲的女人。她家过去家境还不错，生在大城市，女高毕业，没吃过多少苦头，脆弱一些也正常。他们也想过再养一个孩子就好了，再养一个她的心思就转移了。他们还看过名医，可终究也没能养出来，才30岁就闭经了。

　　他妻子也是共产党员，清醒的时候也能明白那些道理，知道革命是痛苦，斗争是残酷，牺牲是难免，不能从个人角度看问题。然而这些道理对一个精神病人是无效的。那时，他自己也快撑不住了，整天恍恍忽忽，压力实在太大了。他想从帮会中退出来，可是已经找不到上级，后来就自己去郊区做了教员。

　　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后有人认出了他是租界里的“白相人”，向政府检举他是个流氓头子。解放初期还很混乱，他自己一直从事秘密工作，他找不到上级，也没有人来为他作证。

　　他说，秘密工作就是这样，还比不得一般的地下工作，单线联系，没有档案，如果被捕就自动脱离了关系，一切责任都要独自承担。这些，都是自己当初向组织上保证过的。所以，法院宣判劳动教养时，他放弃了申诉。

　　他说，人就是这样啊，共患难容易，同安乐很难。那些年轻人根本不会理解，认为我在污蔑共产党。他们认为共产党怎么会进帮会当流氓，干这种下三烂的事只有国民党。他们根本忘了，上海几次工人武装起义，都有帮会里的穷苦弟兄。他们认为革命就是上马杀敌，妙手著文，是光明磊落气吞山河。他们根本不愿意相信，共产党是从血污里站起来的，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是从耻辱中煎熬出来的。他们认为我这种人如果是真的，那是给共产党丢人、抹黑，就是有也不能承认。我还有什么话说?

　　直到1961年全国大规模甄别平反，白茅岭农场来了一位将军，点名要见安明远夫妇，当场宣布为安明远同志平反。当然，此后又经历了一些波折，他才于1963年回到老家，定为17级干部退休。退休了也不认为他有什么光彩，没有过也不等于有功，省委对这件事一直讳莫如深。他从1922年离家出走，整整在外漂泊41年，家中已经没有一个亲人。

　　但对我，冲击是如此巨大，比倪永茂还要震撼。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真是沸腾。

　　×月×日

　　这几天，好像老是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眼前晃，她身着旗袍，头发蓬乱，衣扣松垮，露出雪白的胸脯，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发了疯地乱蹿。她眼圈乌黑，目光已然散了，细看就像两只黑洞，只是见到人家怀里的小孩，才陡然一转眼白。嗓子早就哑了，只能咝咝地吐气，仔细听，方能辨出那里仍有含义。

　　囡囡，囡囡，妈妈给你喂奶!

　　她已经三四天粒米未进，可奶水已然汹涌，旗袍的前襟总是湿湿的一片。给她喝水，那水就像是从嘴巴直接通到乳房，眼睁睁喷到了外面，开头还是白的，后来就是水，喝多少流多少。

　　囡囡，囡囡，妈妈给你喂奶!

　　她不发烧，体温一直正常，医生也觉得惊讶。似乎她身体里有一个另外的控制系统，在控制着奶水，控制着蓬勃的生命欲望。直到打了针，睡死过去，睡了几天，她才慢慢苏醒。

　　她说，你不该骗我去送信。

　　年轻的安明远哭了，跪在地板上哭了。

　　她说，本来我蛮好可以给他喂最后一次奶，可你最后一次机会都不给我!你怕我没有觉悟，其实我觉悟比你高得多!

　　共产党员安明远只好给另一个共产党员磕头，把楼板磕得咚咚响，把上海弄堂那个亭子间磕成了一座钟楼。在那个深沉夜，用那个彻骨痛。

　　×月×日

　　继续和安老爹探讨。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明明知道革命是暴力，斗争残酷，充满血腥，但就是不愿意承认呢?

　　因为胜利了呀，安老爹说，胜利者就要打扮自己呀，哪个胜利者都不愿意让人看到血污看到泥巴呀。当初把我捉起来，上海没有人了解安明远吗?军管会里就有，至少他们知道安明远这个名字。但他们不愿出来作证，他们宁愿相信我是流氓小瘪三。就是承认了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也是革命在利用流氓小瘪三。

　　我说，这不是很奇怪吗?共产党没有胜利的时候，一直被人家讲成匪，讲成共产共妻，连骂人都是小赤佬。现在胜利了却要洗刷自己，洗刷的逻辑还是原来的逻辑，我们不是匪，我们不是小赤佬，我们不是流氓小瘪三。

　　这就是文化呀!安老爹说，这个文化太厉害了，它告诉人们，统治者就要像个统治者的样子，就是要制礼作乐，就是要为尊者讳，就是要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按老规矩来，不能容忍造反，只能鼓励顺从鼓励奴才。如果承认革命就是造反，那不是鼓励人家造自己的反吗?

　　我说，革命不是抽象的，是有具体内容的。

　　对呀，他们就是要把革命抽象化!说你是革命人，是说你是玻璃人，透明人。

　　安老爹说，老毛伟大就伟大在这个地方，他不认为夺了政权革命就完成了，共产党就胜利了，革命还早得很。他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文化的命，要把这个文化颠倒过来，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办法。承认人民有造反的权力，承认统治者不是永远的天生的。人民当家作主，当权派为人民服务，不合格就撤掉你，这才叫民主呀。如果革来革去，不过是老爷又换一副面孔，不过是扑克又换一种玩法，那又何必闹革命呢?

　　他指着老伴说，她们家上几代人都是举人，早就是老爷了。

　　×月×日

　　这些日子，没见着郭卉，猛然一看她竟像企鹅一样走路了。她说怀孕以后，人懒得很，也没来看我。难怪我没见她下地。看着她颟顸古怪的样子，一时竟找不到开心的话说。

　　记得有一幅苏联的油画，几个青年手拿鲜花逗着婴儿，祝贺刚刚当母亲的产妇，画面明亮笑容灿烂，标题好像是《欢迎开垦区的第一代小公民》。要是能找到这幅画就好了。

　　其实我这段也忙，当了会计，忙着跟大队核帐。现在我们都是正经的石门关人了，拉的家常话也都是村里那些事。

　　她说就怪你送了一台缝纫机，害得我现在睡觉睡不安，快都要累死了。一问才知道，家家都有一些针线活要找她。推又推不掉，干又干不了，天天晚上都要熬到十一二点。

　　我说，家务事针线活什么时候都干不完，身体要紧。

　　她说她有个想法，生过孩子以后她就在家当裁缝算了，把村里人家的缝补都承担起来。

　　我说那怎么行?真成家庭妇女了。

　　可她说，能不能算工分?算工分我就干。

　　绕了一大圈，落脚在这儿。

　　我说这话得跟倪永昌讲。但想了一下，我认为是可行的，这也算是一个副业，因为逢年过节大家反正要花钱到外面做衣服，有的队还请裁缝。对郭卉的巧手我有百分百的信心，这也算亚细亚生产方式吧。

　　问题是，副业和主业，集体和个人，总是矛盾。

　　倪永昌也认为可行。他说，光一个生产队没有那么多活做，但如果把全大队的裁缝活都接过来，那就真成了一个副业。做衣服给钱也行，换工也行，换柴禾也行，别人也没什么话说。

　　我问，如果出现矛盾怎么办?

　　他说，关键是当家人，为公还是为私。外面养鸡养鸭还闹矛盾呢，闹大了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弄得鸡飞狗跳。其实农村没有副业真是不行，靠地里刨粮食刨不到几个钱。

　　我问，为什么养鸡养鸭能扯上资本主义道路?

　　他说，还不是因为干部有私心吗?说白了就是公私不分，公权私用。农民最可怜老好，你自己清白谁敢闹腾啊?闹的地方一般都是因为私人家畜跟公家争饲料，有的人还故意把鸭子撵到田里吃稻谷，你占了便宜人家不就吃亏了吗?农民做事实打实的，一个村里住着，七大姑八大姨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嘴巴不讲心里也没数吗?脚跟着走手照着做就是了，那能不打架吗?打到最后，大哥不讲二哥，大家都别干了，就戴个帽子叫资本主义，你叫他什么主义都是那点事。

　　别看倪永昌没什么文化，真是有头脑，做事也有魄力。

　　明天就回郭卉，让她挑旗子干。

　　×月×日

　　国庆节，这是我插队落户的第二个国庆节了。我以主人的身份把安老爹夫妇接来一起过的节。好在有小秋收，花生芝麻现成的，我买了一只鸡，用板栗红烧的，还算丰盛。

　　我带他们去看了滴水崖，相思树和老母树，老太太很开心，总是说有照相机就好了。可惜我没办法满足她。

　　下山时我们又专门探访了倪永茂。倪永茂好像脑子不太好用了，问什么都哼哼。他大女儿小燕还没嫁，妹妹嫁了，她说是决心不嫁了，要把老人送走。我听了心里发酸，无言以对。

　　回来时，安老爹突然回过身来看着山顶，肃立了半天。我见一抹夕阳从他身上散落下来，满头银发在光斑里跳跃，身后的影子拖得很长，一直拖到马路上。秋风乍起，落英满地，壮怀激烈，仰天长啸，可视作一副老骥风采图。

　　他回过身来，眼角竟是湿的。

　　他说，你那天问我觉不觉得委屈，我没答腔，现在我可以回答你了。我还真是觉得委屈了，我发过很多牢骚。

　　我说，那你现在怎么答腔了?

　　他说，今天看到了倪永茂的样子，真有收获，他比我觉悟高!你看，我不管怎么说，还是个17级干部，还过着比一般人好得多的日子，可他呢?他过什么日子?我还有什么不知足?跟他比，跟死去的人比，我已经活在天上了。

　　我说，你吃过那么多苦，还能这样说，真是高人。

　　他说，不对，我是个“矮人”。这里头有个道理，我也是刚刚才悟出来的。你拿什么来判别真英雄假英雄?受难!真正的大英雄，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受难者。革命高潮时期风风光光不困难，水落石才出，上岸两脚泥啊，真正的英雄一定是把那个时代最疑难的问题抗在了肩上，他是心甘情愿去赴死受难，自觉自愿为大疑大难在煎熬。共产党为什么赢了国民党为什么输了?那是因为共产党吸引了一大批心甘情愿去受难的人。受难，是必须付的代价，总要有人去的。

　　那风风光光者就是不革命的吗?

　　他说，这个道理反过来对不对我不知道，正面说肯定对的。倪永茂是这样，许继慎也是这样。你知不知道许继慎?

　　许继慎是大别山的英雄，我在学校就听说过，他的事迹口口相传，只是政府一直没给他平反。但他活在老百姓的心里。

　　安老爹说，我俩个还认识，在安庆就认识。

　　真的啊!

　　他说，他长我两年，我读师范，他读工业学校。那时他就是青年团的活跃分子，经常演讲。1930年他离开上海回大别山，我们几个安徽老乡还摆酒为他壮行。他知道这一去就不能回来，必死无疑的。前不久他弟弟的人头刚被砍下来挂在城墙上，他是决心赴死的，喝得大醉，又号啕大哭。他老婆叫谭冠玉，冷静得出奇，抱着儿子不停地给他擦。谭冠玉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刚强，镇定，识大体。然后他又抱着儿子亲，把儿子也亲哭了，那个场面今天想起来我还心酸，肝肠寸断啊。

　　他说，谁能想得到?他确实死了，但没能死在敌人的枪口，却死在了自己同志的刀下?一个建立那么大功劳的人，打下一片根据地的人，一个红军军长，莫名其妙就被肃反肃掉了!

　　我说，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的疑惑，为什么革命队伍里总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是个带兵的人，对付张国焘不是易如反掌吗?他如果有一点点戒心也不至于啊?

　　他说，这就是受难啊。张国焘王明这些洋学生，在上海我们就知道，不是个好鸟，我们早就在背后议论过。但他是代表中央的啊，谁也不知道他后来会叛变。中央要肃反，打改组派，打AB团，大家都同意的啊。为了节约子弹，听说还是用大刀砍的。也不光是许继慎被肃掉了，鄂豫皖被他们肃掉了一两千干部。连徐向前的老婆程训宣也被肃掉了，他还在前线指挥打仗，回来一看，老婆没了，他吭都没吭又上了前线!

　　为什么啊?

　　你还年轻，还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你理解不了。放在今天，我也理解不了，没有人会答应他们这么干。但在那个时代，斗争太残酷了，前途太渺茫了，叛徒太可恨了，谁都希望队伍更纯洁，谁都不能保证谁。许继慎有没有缺点错误?当然有。一个带兵打仗的人，没有个性能行吗?但他对革命，从来就赤胆忠心，不叫他当军长，他就当师长，不叫他当师长，他就当兵上前线。那时不少党员都出现过一个奇怪的想法，求死。好像死了，才能证明自己，当然最好能死在敌人手里。死，是一种境界。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的民族是苦难，我没有理由不苦难。这就是受难啊。

　　好像是一种宗教情绪?

　　也差不多。那时谁也不相信张国焘要把地方干部搞掉，是要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谁也不知道他能叛变，屁股一扭就坐进国民党的轿车里。他们是一批理论家，能说会道，又有国际背景。这几方面因素加在一起，才造成这样的惨剧。老毛说损失了90%，我看差不多。可悲的是，到现在还不敢彻底纠正，还留着一个大尾巴。

　　为什么不纠正?不是已经总结过了吗?

　　这就是文化啊，不愿意露丑啊，不敢承认革命的阴暗面啊，不敢承认自己光过屁股讨过饭干过丑事啊。

　　你说的受难，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因为看不清楚，又要去担当，所以才会把死也看成了一种境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他答，差不多吧。

　　他说，大别山有一个营长，当时也被打成改组派，审查时候把胳膊都打断了。他也怕疼，疼得嗷嗷叫。他也哭，也想妈妈，想回家。可部队转移时，为了吸引敌人，他愣是一个人向山头爬，最后还是拉响榴弹同归于尽的。他心里最明白，他不是为你张国焘干的，你张国焘算个屁呀。他不是为任何个人干的，他是为掩护革命事业，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他赴死受难，受尽委屈，他觉得值。没有这样的觉悟，谁都干不下去，一天都坚持不下去。

　　听了他的话，看到他的样子，突然感到自己是多么幸福!

　　我真想对他说，你就把我当孩子吧，收我做养女吧，我需要你这样一个父亲，一个精神上的父亲。可我知道他会不屑一顾的，这是封建意识，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不需要回报的。

　　×月×日

　　关于文化大革命，安老爹是这样评价的：

　　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改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社会主义还没有自己的文化，现在的文化都还是人家的。无产阶级夺权政权容易，建设自己的文化很难，所以叫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是准确的。老毛在这一点上既清醒又迷惘，所以他亲手建立的组织系统又要亲手把它打乱，可真乱了他又怕，又想收。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加上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难啊。

　　那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胜利?你怎么能想到胜利?没有几起几伏，没有正面反面的教训，没有全体党员的觉悟，怎么可能谈上胜利?武装斗争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有多少战死的?还有多少冤死的?最后才能谈胜利二字。我们这代人是看不到了。

　　安老爹说，老毛是个诗人，他已经把革命诗化了。

　　安老爹说，革命本来就是一本深奥的哲学诗。

　　安老爹说，你看着吧，老毛最后也要栽在写诗上。

　　这话怎么讲?

　　安老爹说，太浪漫了。

　　安老爹，真是高人。

　　×月×日

　　公社转来一份电报：你父亲刘查理出事故，盼速回。落款是T市革委会筹委会生产指挥组。

　　我拿给郭卉看了，我说，莫名其妙。

　　郭卉看看我，把缝纫机踩得咔咔响，没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