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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课》之三十二 —— 人间悲剧的总根源在于整整一个官僚统治阶级的文化 ...

2021-1-24 00:2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412| 评论: 0|原作者: 曹征路|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民主课》以小说形式还原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现场,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不论幼稚不论荒唐却充满真诚善良的普通人的成长,以及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对平等的追求和要求。 



《民主课》以小说形式还原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现场,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不论幼稚不论荒唐却充满真诚善良的普通人的成长,以及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对平等的追求和要求。

  

民主课之三十二 |人间悲剧的总根源在于整整一个官僚统治阶级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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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征路,1949年9月生于上海,当过农民,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大陆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思潮的代表性作家,著有《那儿》、《问苍茫》、《民主课》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民主课》以小说形式还原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现场,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不论幼稚不论荒唐却充满真诚善良的普通人的成长,以及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对平等的追求和要求。

  32

  ×月×日

  我要把这一切都忘记,什么刘查理,什么解放军,统统忘记。我有这样一个父亲,只能自认倒霉,猪八戒投错了胎。而且,还路过了高老庄。

  我没有必要生活在阴影里,更没有理由生活在过去里。那只是一个故事,一段插曲,尽管有些凄凉,有点哀惋。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郭卉生了个儿子,粉嘟嘟的一个大胖儿子。他整天呼呼大睡,醒来就要喝奶。而郭卉的奶水就像喷泉,奔流不息。我和妈妈都去帮忙了,给他洗澡,穿小衣服。我们笨手笨脚,大呼小叫,快活死了。但又生怕把他弄疼了,他是那么的软,那么的嫩,实在太可爱了呀。最后还是得大荣子妈来解决问题,她让孩子的头躺在肘弯里,一只手就完成了我们四只手的工作。

  大荣子妈对郭卉照顾得很好,床头整天都有火桶,屋里还生着火盆,定时通风,换炭时要把烟吹得干干净净才端进来。队里给的木炭管够,家家都意思了一下。有鸡蛋,有红糖,还有米酒,说是补的。

  郭卉说,还没起名呢,你给起个名吧。我脱口就来:光荣,叫倪光荣。我点着小萝卜头的鼻子,你——光——荣!

  郭卉眼皮翻了一下,看着我,噙着泪,点点头。她知道我最近的心情,也明白我真实的想法。我们俩,从小到大都在所谓的家庭出身的压迫下,我们自己都觉着低人一等,干什么都要考虑别人的想法,难道我们的孩子还要这样吗?偏不。绝不。

  欢迎你,倪光荣!欢迎你,上山下乡的新一代小公民!

  妈妈过了春节就回去了,她说放暑假再来。看来石门关给她的印象不错,除了冷一点。但这儿人心是暖的,是她亲眼看见的,淳朴,真执,透明。所以,她完全放心地回去上班。

  她问我,为什么我们在城里看见的乡下人不是这样的?难道因为水土?我想想,还真是这样的。他们在城市里,委琐,肮脏,有时还有点无赖。再想想,也就明白了。在城里,他们是异乡人,是漂泊者,是乞讨者,确实水土不服。在这里,他们是主人,这是他们的家。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人有没有自信,精神面貌是不同的。

  ×月×日

  可是安老爹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说你起码要把事情搞清楚。你对父亲没有感情,我能理解。可你连想都不愿深想一下,总是说不过去。他打右派又不是今天,被批斗又不是一次两次,为什么以前不自杀,现在形势稳定了反而要自杀?

  去供销社买化肥,又去了安老爹家。这段时间,还是憋闷,还是忍不住要说。说出来好像就轻松一些,关于刘查理,关于解放军,其实都跟安老爹无关。我把这些陈年旧账痛痛快快跟他发泄了一通,还流泪了。我所有的困惑都愿意和他说,好像他真是我的精神父亲。

  你在骗自己啊,孩子!怎么可能忘记?

  这些道理我不是不懂,我的憋闷也许正是这些道理。

  ×月×日

  今天王兴元来,说了些情况令我警觉。前几天张宇也有信来,他们也知道了,还到家里去找过我。可见这事影响不小。

  王兴元比我大两岁,他爸爸出事的时候,他14,又是家里的老大,好像比我成熟得早一些,也胆小一些。大概是我的锐气还没磨掉吧,不喜欢他那种畏畏缩缩的样子。吞吞吐吐了半天,还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不对吧,不是吧,不会吧,烦死。

  我说你要不想讲,就向后转吧,我还忙着呢。

  他这才开口,说刘查理不像你说的那个样。跟你以前讲的完全是两个人。矿上都在传,刘工就是因为嘴太硬,死不认错。

  根据呢?

  他说他也没什么根据,只是从常理分析。去年全城都在为“双三万”发疯,哪有时间对付他?不是因为他的影响太大,报纸电台能没完没了?不是因为嘴太硬,群众专政指挥部能往死里整?现在又不是两派在斗,大家都是一派,有那么大仇恨吗?

  不能不承认,道理是有点道理。末了他说,是他妈让他来劝劝我的,希望我别记恨刘查理。说刘查理不是我想的那么没出息。

  我谢了他,也谢谢他妈妈。

  在T市,在有色公司,毕竟有那么些老人还活着。他们也许是同病相怜,也许是出于某种正义,总之有话要说。而在我,总是觉得别扭,是不是我太自私?总是不能忘记他对我的陷害?

  ×月×日

  安老爹让人带信,让我去一趟。他也是有话要说吧。

  昨天做了一个很荒唐的梦,在梦中的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却无法从梦中醒来。因为感到难受和无奈,想要挣扎,却发现能够醒来的梦,并不可怕,可怕是做梦做个没完。死亡,对于相信物质不灭的人意味着什么?对自己,自然是时间消失了,对别人呢?时间还在继续吗?生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时间继续,物质不灭,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为什么死去的人会对活人产生影响,而活着的人却像生活在梦中呢?

  我相信科学,才相信人类的渺小。其实我们不可能知道有关这个世界的全部。世界是如此破碎,我们永远生活在世界的一小部分,永远只能理解世界的一小部分。

  用心想像辽阔的宇宙,抬头仰望浩瀚的星空,即便是尘埃,也想活得明白一些,所以才会在梦中游荡吧。

  ×月×日

  安老爹一见我就说,事情没那么简单。他说他去查了那段时间T市的报纸,批评是逐步升级的,一开始火气也没那么大。

  这能说明什么呢?我问。

  说明你父亲不是胆小鬼,也不是见风使舵的人。他不服气。

  我说,反正人也死过了。反正他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不是吧?安老爹盯着我看了半天说,你心里的疙瘩越结越大,孩子。你瘦了。

  我不好意思,一个劲揉脸。我承认这些日子睡眠不好,老做梦。但我坚持认为这件事情无关紧要,而且出身不好在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影响不了什么,我能正确对待。

  不是吧?你是以有这样的父亲为耻的,而且包袱越来越重。

  那他也死了,而且是自杀的!

  安老爹叹气说,我是个饱经沧桑的人,知道耻辱感很伤人。我在劳改农场,干的活并不重,他们让我放鸭子,单独住湖边,自由得很,还有鸭蛋吃。可是心里不舒服。像有一条虫子,天天爬出来咬你的心。又像是一顶铁帽子,压得你眼珠子都要弹出来。我是过来人,我知道。

  我忍不住哭出声来,他说的都对。

  可我该怎么办?

  至少你该搞搞清楚,他说,前因后果,有没有道理,道理在哪里?弄明白了心里也就顺了,否则老是憋着会憋坏的。

  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父亲?没有养育,没有亲情,没有哪怕一点点帮助,连死了都不能让人清净!

  安老爹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老毛说的。

  ×月×日

  回到了T城,带着那双翻毛皮鞋,和一串钥匙。

  妈妈很奇怪,怎么又回来了?

  还是石门关理解我。倪永昌听我讲了一半理由,就说去吧去吧,你不去就不能踏实。他说春忙也忙过了,耽误不了什么。可他的眼神里多少还是有点忧虑。

  我问,你担心什么啊?

  他说怕你干傻事啊。

  我说怎么会?

  他说从前倪永茂也是没完没了要搞清楚,搞清楚了吗?倒是把自己搞傻了。世上的事搞不清也没什么了不起,饭照吃觉照困,你年事还轻,天地大得很,非往牛角尖里钻啊?他说倪永茂当初可是这一片大山里响当当的英雄好汉?怎么样呢了?

  郭卉抱着她的光荣子一直把我送到关前。她倒没说什么,她明白我不会干傻事的,从前明白现在也明白。我上了公路见她还在关前站着,便挥了挥手。那一刻,还真有点动情。当初我们出去串连,她也是没说什么,只是悄悄塞给我十块钱。

  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把这事看得严重?我有那么认真吗?

  安老爹也陪我到汽车站,说,早点回来!

  风萧萧兮易水寒,我自己没觉着什么他们倒是悲壮起来。

  ×月×日

  这一串钥匙已经变形了,显然不能开锁的。但它在提示我,还是要先找到他的住所,了解他的生活。如果有死神的话,那么死神没带走这串钥匙,显然是一种安排。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一直在搬家。最初的印象是,家里有一个院子,房间很多,因为不能随手关灯,经常在半夜里被罚,去一个一个房间关灯。后来才知道那是给苏联专家盖的别墅区。直到上中学我们才稳定下来,妈妈带着我回到了她的祖屋。祖屋里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间,所以一开始就学会了每天早晨到公共厕所去倒痰盂。后来,又学会了去井边洗衣,和挑水。

  而这段日子,也是刘查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月×日

  我找到了工人新村刘查理的最后住所。这是在T市最常见的那种工人住宅,一排一排的瓦房,一栋房住着八户到十户人家。自然这里也是没有自来水和卫生间的。

  我敲门,一个老工人很警惕地打量我,自我介绍以后他放我进了屋。他一再说明是房管科给他开的条子,不是他自己搬进来的。他说屋里的家具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如果我需要可以搬走。

  我说我不是来要东西的,我是想了解父亲以前的生活。他这才松弛下来,说他家原来就住在7栋的披厦里,实在太挤了。我看了看,现在也很挤,一间屋里放着四张床。他说现在好多了。

  他姓顾,顾师傅。他告诉我,这一带住户都认识刘工,说那是个老实人,说自己还跟刘工喝过酒。然后重重叹了口气。

  我问都喝什么酒?他说地瓜干子酒。井下工人不喝这个酒还能喝什么酒?嗓门很大。

  他告诉我,刘工跳了大遛井,大家心里都不好受,那么斯斯文文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我问,大家对这件事都怎么看?

  他叹气说,主要是刘工犟嘴。批就批一下,斗就斗一下,过了站你不还是你?你犟什么犟?你犟得过他们啊?

  他还说,到底知识分子脸皮薄啊,经不起啊。不像我们大老粗,早就没脸了。你把我脸皮撕下来搁地下踩三天,没事,拿刀剁都没事,我是滚刀肉!

  忽然想到,如果当初他们离婚,自己是跟父亲生活的,会是个什么样子?那么我和父亲就是挤在这间卧室里的。家里只有一张桌子,那可能是我专用的,吃饭就在锅台边。那时的父亲也不需要写字台,他和工人新村的任何一个男人没有两样,只需要胶靴和雨衣,那是下井用的。另外,他还需要大量的劣质烧酒。他会说粗话吗?他打人吗?

  这样的想像令我亢奋。主要是我以前对父亲的印象被推翻了,我很高兴被推翻。它证实了一个看法:刘查理不是胆小鬼。他们用的字是,犟。今天还算是有收获。

  妈妈带回来一些报纸,她说都是那一阶段的。妈妈对我的调查不置可否,但明显是在配合我。

  ×月×日

  我读了报上的批判文章,基本是同一个逻辑:反对“双三万”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军管会,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要砸烂他的狗头。

  但究竟是怎么反对的?为什么要反对?不清楚。

  今天我找到了那两个老干部。他们很意外,有些不知所措。他们虽然退休了,但很高兴我能回来。见我愿意调查了解刘查理,他们给我开了一串名单,说这些人了解老刘,也了解有色公司过去的恩恩怨怨。

  他们说老刘是个好人,自杀归自杀,良心还是要讲的。他们认为自己不方便说话,说你不一样,你是家属。

  其中一个说,他们绝对不是出于私心杂念,自己过去还和老刘干过仗,个人感情是谈不上的。但看到一个人这么忍辱负重,死了连亲人都不能原谅他,心里过不去,太难受了。

  另一个有点迟疑地告诉我,老刘确实和一个女工有点关系,你和你妈妈可能接受不了。

  我说,他和妈妈已经不是夫妻了,而且这只是个生活问题,我要了解的是自杀真相。

  但他们也并不很清楚全部真相。他们已经退休了。我猜他们一定是过去有色公司那些恩怨的受害者,不是右派也是右倾,因此内心总是站在刘查理一边。但这毕竟是一面之词。

  ×月×日

  访问了七八个那些名单上的人。他们有的是技术干部有的是领导干部,其中一个还名声显赫。他们都很谨慎,谈的也大都是过去的旧事。

  这些旧事不说我也知道,文化大革命已经揭示得很清楚了。无非是中央企业与地方党委之争,巷道走向之争,财政困难之争。

  但也有新的信息流露出来,那就是旧事和新事,道理是一样的。过去是巷道走向问题,现在是产量多少问题,都不能改变一个本质:要产量,要钱。只是他们没直接明说。他们怕我不懂,说了个比方:你下乡种过地你就明白,土地上长粮食还要让土地轮休呢,妇女生孩子还要坐月子呢,矿山怎么可能只出不进?

  我明白这是指三级矿量平衡,也明白他们认为刘查理不是反对谁,他只是在尽一个采矿工程师的责任。

  那些矿都在地下埋着,它能跑了吗?慢一点拿,有计划地拿,拿干净一点,不是更好?他们说,人都是有缺点的呀,刘查理怎么可能没有缺点?他话讲得重一点轻一点,态度好一点差一点,有那么重要吗?

  但我的疑问是,巷道走向是一个技术问题,产量多少是一个计划问题,它们是怎么转化为政治问题的?是谁,为什么,怎么变成了政治?问到这个,他们都不愿回答了。他们摇头了,嘿嘿苦笑了,宁愿承认自己不懂,需要好好学习。

  其实他们什么都懂,只是不愿说。谁也不是傻子,都在这片土地上吃干饭,都要看天气种庄稼。

  我在想,现在我大概已经进入了一个古老的巷道。这巷道深不见底,年久失修,破败荒凉,不留神就会踩上一副尸骨。这巷道五十年代进去了一批人,六十年代进去了一批人,七十年代又进去了一批人,他们进去了就没再出来。刘查理进去了,现在我也要进去吗?

  ×月×日

  妈妈说,他有一个女人,你知道吗?我还没吱声,妈妈又飞快地说,我不会在意的,那是个小脚女人。

  我好笑,如果是大脚女人呢?知识分子女人呢?她就在意了吗?这是女人的天性,没什么不好意思,我自己也这样,刚听到心里也别扭,只是注意力不在这儿罢了。

  她其实是要说,应该去见见这个小脚女人,可以了解得更多。但她在无意中透露出,对刘查理的这件事还是在意的。对刘查理这个人呢?那就另说了。

  不过我还是要尽量去理解妈妈,理解他们那一代人。

  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妈妈是这样描述的:

  其实那个时候两派已经形成了,有没有苏联专家团,两派都是对立的。高扬文走了以后,有色公司这一边一直受压,1953年揪出个反党集团,就更抬不起头来。只是那时这些斗争都在上层,严格保密,谁也搞不清。那时候年轻啊,什么也不懂,领导说批判大家都跟着批判。刘查理是知道内情的,但他回家也不说,从来都不告诉我。讲起来我还是交际处副主任,是机关团委书记,其实一直都蒙在鼓里。1957年省委来了工作组,动员大鸣大放,这样矛盾才公开化了。

  那时的刘查理确实瞧不起苏联专家,他们经常吵架,我都夹在中间受气。大鸣大放时确实来过人在家开过会,反官僚反教条,个个都很激动的样子。结果一反右,都瘪了。后来领导就动员我出来揭发,要划清界线,我能不说实话吗?

  是谁?谁动员你?

  那还能是谁?机关党委书记杨良才啊?

  后来呢?你就离婚了?划清界线了?

  离婚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这个有一句说一句。领导没让我离婚,只让我划清界线。离婚是他不信任我,他也相信我和苏联专家有关系。当然也有为前途考虑的意思,为你,也为我自己。

  和苏联专家究竟是怎么回事?

  主要是吵架吵多了,双方都伤了感情。我又不懂技术,我怎么知道谁对谁错?但交际处就是做这个工作的,自然要去安慰苏联专家,跳舞,旅行,改善生活,就是这些。有个叫安德烈的,确实有这个意思,还动过手,可那又怎么样?开头他还动员我去跳舞呢。谁知到后来他还真信了,还骂我婊子。

  后来就打右派了?

  打右派也没把他怎么样。房子照住,工资照拿,只是苦了我们娘俩。我带着你搬到机关宿舍,又住过食堂仓库,最后才回到这间祖屋。他真正受苦是甄别平反以后,工资降了,房子收了,真成工农兵了,就那也比我们日子好过得多。苏联专家走了,反修防修了,所有的罪过都落到我头上了,好像是我把他打成了右派,好像有色公司的灾难都是我造成的。我有那么大本事吗?

  妈妈越说越气,越说越离题,这些多年的委屈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完全能想像她当年的痛苦,可这些并不能成为怨恨刘查理的理由,她自己心里也明白。

  为什么当年打右派的原因消失了,刘查理反而落魄了?为什么右派帽子摘掉了,刘查理反而更加不自信了?为什么妈妈主动划清了界线,结果反而比右派还要惨?为什么苏联专家撤走了,妈妈却成为靶子供人们吐口水?这内里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可能我比她看得还清楚些。

  我问,你每次申诉都石沉大海是什么原因?

  还不就是那帮人还在吗?只要他们在我就没有出头之日。杨良才最不是个东西,当初就他动员我的,后来又是他把我下放的,反过来又说我不能正确对待!他都正确的,我都错误的。他刚来时跟我差不多,都是科级干部,打了三人小集团他就成机关党委书记了,打了右派他就成常委了,打了四清他就成市委副书记了,我看打完文化大革命他还要当市委书记!

  这就对了,妈妈!你能这样想就对了!

  这不是一个你和刘查理的个人恩怨,也不是一个你和杨良才的小是小非,而是整整一个官僚统治阶级的文化。这个文化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只能在权力交替时出现一点空隙,然后又迅速缝合,变得无比强大。这个文化千年不变的公式是:你不同意我,你就是反对我;你反对我,你就是造我的反;你造反你就万劫不复。反帝或者反修,反左或者反右,都不过是一个借口,时代特色而已。这是一个鼓励向上爬的文化,这也是个培养小人和顺民的文化,只要能向上爬,只要能坐得稳,什么真相真理,什么人民利益,都可以牺牲,都可以利用。只要这个文化在,官僚主义阶级就在,一切善良和正直都被碾为齑粉。

  因为妈妈没有经历过造反有理,没有经历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她才会这样想。而我,早就不这样看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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