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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工长组织"与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共产党的关系

2021-2-2 08:58| 发布者: nepal1996| 查看: 9493| 评论: 0|原作者: 李星整理|来自: 李星整理

摘要: 如何把握左翼工人与整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工人斗争的积极分子与新兴的共产党之间的摩擦,如何推动社会革命,而又时常犯错,如何想尽办法避免与共产党陷入自相残杀 ... 这种种激动人心的画面,都是21世纪的中国工人,所需要了解和思考的。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讨论之一:"革命工长组织"与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组对话)



A: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的作者是拉尔夫·霍夫罗格(Ralf Hoffrogge),中文版的翻译完成于2020年,译者是龚义哲。

这本书的中心人物里夏德·米勒,是20世纪初德国的一位革命工人,社会民主党成员,积极参与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在欧战时期,他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左翼工人网络“革命工长组织"的核心骨干。1919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期间,他曾任德国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后来,他一度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直到20中后期最终离开了工人阶级的斗争队伍。

这本书深入探讨了米勒在形形色色的工人组织中的活动:党、工会、”革命工长组织“以及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书中简洁有力地勾画了米勒如何对抗社民党主流派维护资本秩序的倒行逆施,他如何把握左翼工人与整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他如何处理工人斗争的积极分子与新兴的共产党之间的摩擦,他如何追随俄国革命,渴望在德国推动类似的社会革命,而又时常犯错,他又是如何想尽办法避免与更经常犯错的德国共产党陷入自相残杀…… 这种种激动人心的画面,都是21世纪的中国工人,所需要了解和思考的。


B:


斯巴达克同盟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他们和工厂活动家是脱节的。这种脱节在社民党的战前时期就存在了,也就无怪乎革命工长组织在1919年对直接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抱有各种顾虑,他们觉得斯巴达克份子“太激进了”。



C:


长期以来,沟通基层工人和社民党的,是社民党的主流工会及其官僚。战争爆发后,这个沟通渠道就被工人自觉地抛弃了,革命工长组织也是比较觉悟的那部分五金工人在对五金工会失望后产生的替代,因为欧战的爆发证明,主流工会已经是统治秩序的一部分。但这类觉悟工人在本阶级里,不占多数。

1918年里,革命工长组织不是对参与社会革命有顾虑,而是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顾虑。在他们看来,党的政治家抛头露面,工会组织者要组织工厂内工作,“我们工人组织的阵地在工厂,其他事情是你们能言善辩的党报编辑和国会议员的工作”。但社会革命实际上需要打破这种分工。

说实话,在1918年革命的前夜,我觉得斯巴达克斯同盟的街头行动路线比革命工长的稳健酝酿路线更正确。革命工长组织不愿抛头露面的风格、保持秘密地下组织的行动方式,在这时对工人行动有一定掣肘。

革命工长组织注意到当时的多数工人仍然不愿意介入到街头政治中去,也就顺水推舟地选择了迎合工人一时一地的倾向,反对斯巴达克斯直接行动的主张。而且在当时,普遍存在一种避免“手足相残”的想法。一方面政治光谱上偏左的人希望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能重新联合起来,另一方面阶级合作拯救德意志祖国、收拾局面的思想,在左翼和工人重也很有市场……

在这时,街头政治、主动的政治宣传攻势,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而且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



A:

工长组织的稳健,平时是契合阶级情绪的,但革命危机时期,就容易保守。对比一下,俄国的党,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布尔什维克地下干部,也是差不多的状态,他们对1917年的二月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布尔什维克对工人阶级的内部演变非常了解,往往自己就是工厂里的工人。在危机到来时,他们还是容易掉队,因为无法克服阶级带给自己的惯性。

德国的斯巴达克派或许是因为距离工人阶级较远,反而能捕捉到危机时期的阶级气息,以及行动的必要性。德国的工长组织在把握阶级节奏上,跟布尔什维克差不多,局限也差不多。布尔什维克工人的优势是有很多政治斗争的经验,所以能很快适应。德国的工长组织是想革命,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着手。从事政治活动的德国左派,更急于革命,也更不知道怎么入手。

他们两边互相不信任以及看不起。又不得不合作,合作又干不好,干不好又总结不了教训,不断失败,一直坠入法西斯统治的深渊。



B:

斯巴达克派在把握革命时机上的直觉,确实是对的,他们是革命的“眼睛”,却没有“手足”。主要还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内长期的工作分工,让党内左派与工人活动家隔离了。另外,革命工长组织的一些成员不是社民党员,也加剧了这种隔离。


革命工长组织对参与革命有顾虑,认为多数工人对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热情不高,但是斯巴达克派也是对的,如果当时工人阶级还不开始推翻当局的行动,革命工长组织本身也会面临“接下来做什么”的危机。就是说,工长组织希望保全工厂活动家的组织力量,而斯巴达克派认为再不起来革命,也就没有什么组织力量可言了。


他们都是对的,但他们没想到各自所担忧的糟糕可能最后都成真了:多数工人没有来得及理解社会革命,工长组织被事变的洪流冲走了…… 到最后,革命工长组织分裂了,部分活动家要么加入了独立社民党或者共产党,要不就回到了社民党或转向无政府主义派。



A:


这一批激进的社民党左派,看到了国家权力的重要性。但他们是否理解"工人政权"的含义,就未必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掌权!我们要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国际所能推动的,最大胆的想象,或许就是这样了。

这一批人是不可复制的:他们是第二国际秉承社会革命理想但被日常改良所束缚的一代社会主义者。他们只要在资产阶级国家的主流政治里再浸淫的深一些,也就顺理成章地同流合污了。

像威廉 皮克这样的人,为何能跟后来的苏联官僚专断集团结合的十分自然?因为他在第二国际里就受过类似的训练:“我们要掌权,要革命,我们代表工人阶级,我们自己就是革命。。。。”


C:

我觉得革命工长组织代表的那些觉悟工人最终分裂为几个部分,证明虽然爆发了革命,社民党在工人阶级中依然拥有巨大的控制力量。


B:

社会民主党机器已经自觉不自觉的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换言之,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网和俱乐部,自己就是一个“隐匿国家”。一个隐匿的国家怎么不可能拥有巨大的力量?

德国的工人街区就是它的国土,社民党的党政官僚和总中央就是它的政府,各工厂的工会是它的基层政权。很多德国工人的一生都是在社会民主党的体制下度过的,想借书去社民党的图书馆,想健身娱乐去社民党的俱乐部,吃饭去社民党的工人街区餐厅,保险是社民党的保险机构代办。


俄国反而没有这么完善的工人组织及其改良实践,结果是工人阶级没有那么多精神束缚。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实践具有极大的社会革命潜能”的历史论据……




A:



关于工长组织在战争中的活动,书中这样写:


”……柏林车工就通过工会大会上的非正式谈话来建立联系,或是为本行业的工人组织宴会和节日活动,以此来作为掩护。……

……释放米勒成了四月罢工的第一个政治诉求,而这正是科恩竭力想要避免的。但是,他巧妙地操作会议程序,让一个以他为首的代表委员会而不是全体大会掌握了罢工的领导权。这样他就可以操纵罢工的进程了。“


这批革命工人没有想到去建立平行于党、工会的工人代表组织。因为他们没有摆脱成长起来的岁月里,所习惯的规则,而受困于这些规矩。这是阶级教育的问题,但教育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再看看这一段:


”米勒则抱怨说,’在李卜克内西和其它斯巴达克斯派成员看来,工人就得不停地行动,不停地投入斗争。必须不停地示威游行、罢工、与警察搏斗,才能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促成革命……他们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当作最根本的信条‘”




这是德国工人想象出来的俄国实践。而真实的实践,他们其实茫然无知。无知,是因为德国工人的日常改良,限制住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虽然主观上,他们有很大热情去关注俄国,比如1905年的事件。但关注了,其实看不懂。又是阶级教育的问题。



C:

在德国社会民主培养出的茫茫多党务人才和知识人才中,为什么只有多伊米西能深度介入到工人中去?我是指,为什么收到革命工长信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多伊米西一个人?为什么李卜克内西无法获得那些革命工人的真正信任?




D:


其实还有一个雷德布尔,也是深受信任的党内左派。但这本书里没怎么提他。


李卜克内西与多伊米西从身世上就不可能相同了。多伊米希年纪比李卜克内西大接近二十岁,当过军队里的士官,做过剧作家,很早就当上国会议员,在国会内已经是得到倍倍尔支持的左派,脑筋也转得比较快,属于被革命大潮推着走以后,还能自己往前再走一段的人。

李卜克内西的威望早年是来自于他父亲的,迟至1914年之前,社民党内一直把他当“公子哥”,即利用父亲的声望来吹一些革命牛皮。他在战争中被捕后很快就成了德国左翼激进派的象征,但从实际情况和个人能力上,他不可能让团结各派,更谈不上“领导”广大的左派工人。



E:

德国社民党的改良主义体制,或者说“艾伯特体制”,造成的政治与经济分离、基层积极分子与领导层分离的状况。也反映在了德国革命左派里面——这就是革命工长组织与斯巴达克斯同盟的脱节。对社会革命的敏锐嗅觉和卓越的组织才干,没能很好地结合起来。结果就是双方都没有给德国革命找对方向。

必须想办法避免这种脱节,首先就要打破“各司其职”的思想。



F:


关于党内分工,书中是这样写的:


"尽管肩负着这一重任,米勒仍是个中层干部。他的工作是自愿性质的,出了这个部门,就没人知道他。在工人运动的另一重要组织——社会民主党当中,他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当党内围绕修正主义问题发生著名的派别斗争时,他并没有积极参加;他只能通过报纸认识爱德华·伯恩施坦和罗莎·卢森堡这样的人物。“



这一段说的太有意思了。如果不爆发革命,米勒跟卢森堡大概一辈子都不会说话吧?分工发展到这一步,本来是一个整体的工人实践,已经被割裂的支离破碎。这样的背景下,社会革命不可能成功。





B:

李卜克内西是投身革命的社民党主流派。对他来说,这样的奋勇一跃是很不容易的,他是社民党高层里唯一一个支持激进反对派的人,后来就自然而然成为激进反对派的代言人。

他可以是专职的鼓动者、教育者,但不适合当一个革命的领导者。不过话说回来,里夏德·米勒难道就比他更适合吗?




A: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这样描述李卜克内西:



“对李卜克内西而言,这种保持隐蔽和低调的工作作风是非常陌生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惯于在竞选活动和群众行动中面对听众口若悬河,他的气质更适于站在讲台上面对广大观众,而不适于隐蔽地建设网络。坐了两年牢之后,他更加渴望公开行动,对革命工长组织谨小慎微的作风、对他们在行动前先要打探工人阶级情绪的做法愈加感到不耐烦。”




第二国际所孕育的那些革命者,除了俄国人,绝大多数习惯于严格分工,对工人阶级的日常,从生存到斗争,实际是隔膜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训练,以及党在外部领导的阶级斗争,保证了李卜克内西的觉悟以及嗅觉。但是他没有能力去领导一场工人革命,因为他与阶级本身,实际上无法衔接。





C:



德国革命的悲剧就是,社民党长久改良所制造的铁笼子束缚了每一个人,让一场工人革命没有牵引前进的自觉力量。但没有这个铁笼子,在革命前的长久岁月里,工人似乎又什么都做不到。

革命推着那些左翼工人走,让他们努力行动,但他们走的每一步,又都是错位的。





E:


德国革命的所有领导人,卢森堡属于能领导而把自己的潜力挥霍掉的,盲目敌视布尔什维克,甚至于等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了才似乎开始转变脑筋;李卜克内西经常犹犹豫豫,又和工会活动家格格不入;革命工长组织的活动家在革命危机时期,担心轻易动手会失败,表面的稳健往往等于保守,还是在挥霍机会……

相比之下,俄国完全是另一番样子……




未完待续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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