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养不起孩子是一种潜在危机

　　为什么在经济高度发展、总体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今天，却出现了“生养不起孩子、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养不起老”等一些社会性问题?问题出在哪?问题在于不平衡、差距悬殊上。以教育为例，发展民办学校、民办学校办成“贵族学校”，吸引聚集了教师等优秀资源，进学校上学的也大都是“贵族子弟”，造成公办学校优秀资源被挖空。公办学校教师待遇比民办学校待遇低，没有更多的手段激励教师，干好干坏一个样，教学及管理积极性下降，导致教育教学质量下降，进而导致家长千方百计也要把孩子送到“好学校”去，怕在公办烂学校给孩子前程耽误了、废了。而许多普通工薪家庭是难以负担民办或公私合办学校高收费的，整个初高中下来，没有二三十万是下不来的。而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讲，用几十万元供孩子进贵族幼儿园、中小学校是不成问题的。这种由市场造成的严重的贫富差别导致的教育质量的严重差别，是造成当今“上不起学”的逻辑链条。有人会说，公办学校不但不收费，还免除学杂费，不就是为农民、工薪阶层准备的吗?为什么不去公办学校非花大钱上私立学校?有钱的上好学校，没钱的也有学校上，这不很好吗?这不既有效率又兼顾公平了吗?但现实情况是，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谁家愿意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又有谁家不是望子成龙?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精英教育”吗?

　　其他看病、养老、买房等都是类似的问题。比如买房，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不仅有房子，而是有几套房子，一线城市、自然山水风光地区到处都有富裕阶层的房子，冬天在三亚，夏天在青岛、秦皇岛，住房如同候鸟般自由迁徙。还有一部分是享受“房改”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受益者，他们用极少的代价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或大或小的一套全部产权房子，也算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贡献的应有补偿。再就是有一部分因国家发展建设规划而得到拆迁高额补偿的房子，有的是几套甚至十几套，有的则获得成百上千万的高额资金，一夜暴富。而更多的“后房改时代”新生代青年则拼着命地在一二线城市为房子而奋斗，被高额房贷大山压一辈子也难以翻身解放。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因为贫富差距悬殊导致消费水平和能力悬殊造成的。而现实情况是人人都情愿和期待有好的教育、就医、住房等物质生活条件和保障。这显然是市场经济永远解决不好解决不了的问题。美国的医保改革为什么进行不下去?根子在贫富悬殊上，在不同利益群体的不相容上，在平民阶层的消费永远跟不上少数极端富裕阶层的消费上。因而造成阶层差别的固化。当然不否定少数特别优秀的学生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我国这方面的典型也能找出几个来，农村孩子通过刻苦学习，考上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毕业后有好工作，改变了一生命运。

　　因此，解决上学、看病、住房、养老等全生命周期问题，只能走国家公有的社会主义路子。改革开放前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尽管那时水平低，但不是效率问题，而是当时的总体经济社会发展处在新中国建设初期，是在一个旧中国烂摊子上搞建设，不可能一下子有更好的条件办各种事业。但随着经济发展是会逐步提高的。那时的人都上得起学，那时的人都能看得起病，那时的人大小都有房子住，那时的人不担心老了没能力养。就像现在的朝鲜，虽然经济不发达，但却有美好前景，生活水平是逐步在提高的。

　　还有城乡二元经济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延续40多年前的计划经济走下来，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工人(市民)化是不是早已经实现了呢?剪刀差问题也解决了呢?起码会缩小吧?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差别越来越大。

　　现在似乎陷入一种话语路径依赖，一说改革开放只说好处、没有坏处，好象市场配置资源就有效率，就是是天经地义的。是的，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国家发展步子是快了，经济实力有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大为改善，房子大了好了，车子也有了，物质生活很丰富。其实全面地辩证地总结，改革开放后，伴随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政治严重腐败、社会道德严重滑坡、贫富差距悬殊、思想混乱价值观念扭曲、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浸淫了人们的头脑、资源严重浪费、生态环境重走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等，这些问题都在那明摆着呢，并且除了生态环境问题外其他问题都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较好解决。而这些问题什么时候会形成严重危机，实在是不好判断。但正像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产生经济社会危机一样，走市场经济的路，这些危机尽早会暴发出来的。

　　前面指出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还都是直接灾害，其实还有次生灾害危害更深远，比如严重腐败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害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和认同，损害着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甚至产生怀疑。道德滑坡严重腐蚀着人们建国后几十年培育起来的原有马克思主义“三观”。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助推着人们的拜金主义、潜规则盛行。我不相信那些花大钱上了民办或公民合办“贵族学校”的学生，学成后会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恐怕更多地会为个人奋斗，难有家国情怀，正像那句流行语说的，培养出了一大批“精准利己主义者”。那些出国留学不归的人就是证明。当今社会现实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早已经成为一种少数人自己喊自己听的口号，成为浮在空中的一片彩云，美丽却无雨，只是领导干部在台上讲话中的用词，与社会民众的现实追求完全是两张皮。社会民众的理想是“票子、房子、车子”等物质财富。只有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下才能实现物质财富与理想信念等精神的高度统一。

　　还有一个最大危机是生养不起孩子。这些年人们对生孩子积极性没那么高了。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啊。除了价值观念问题外，如个别人主张所谓“丁克家庭”，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这又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原因也是平民经济条件不允许，生不起养不起孩子。我国的人口基数还是计划经济时期培植起来的，从1949年的5.4亿人，增长到1978年的9.6人。想想计划经济时期，物质生活条件差，房子简陋且小，物质匮乏，吃穿都紧张，但丝毫没影响人们生孩子的积极性。哪家哪户都不缺少孩子，少的生四五个，多的家庭生七八个，都活得活蹦乱跳的，活跃了中国人口数量。由于巨大的生育能力人口的存在，到2019年我国人口突破了14亿。应该说，我国人口数量一直保持世界第一，是与计划经济时期适度调控人口政策分不开的，如果不加干预顺其自然生产可能人口规模会更大。并且人口素质一直保持健康良好。这也是改革开放中国能够迅速发展的根本性资源。巨大的市场，才是吸引发达国家资本进来的巨大诱因。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基础和前提。但现在遇到了“生养不起”的危机。问题是不是人们不想生，而是因为经济条件限制开销太大不敢生。现在人们房子大了，财产多了，政策也支持了，但国民却没积极性生孩子了。生养一个孩子会严重影响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这是普通农民、工薪阶层考量的问题。人们不愿意生孩子，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通病。住房、教育、婚姻等成为人们生孩子面对的座座大山，生孩子成为“恐惧症”，再也不会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轻轻松松生孩子了。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对一些普通家庭来说生孩子成为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市场经济千般好万般好，各种危机也不少，其中，生养不起孩子是最大的危机，这才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未来命运的根本大事情。家也好，国也好，有人就有一切，没人什么也没有了。

　　人口结构问题国家已经意识到了，放开二胎政策说明了这一点。但这种意识是不是仅仅从国家即将面临人口老龄化来考虚的呢?老龄化是一个问题，但更为严重的问题应该是人们不愿意生养孩子，恐怕这方面考虑还不够吧?以为调整了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放开生二胎就能解决。其实问题没那么简单。放开二胎后，也没见有预期的生育高峰出现。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奖励生育的政策不是也没见效吗?生育危机不是政策能解决得了的，而必须靠相应的根本性制度。只有计划经济制度才能让人们放心轻松地生孩子。指望经济高度发达、指望系统完备的社会化服务都不可靠，只能加剧人们不愿生养的悲催心理。市场经济的路径只能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消费差别”，社会阶层会永远固化不变，各种社会性问题也必然永远不能解决。这已经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几百年资本主义社会事实证明了的规律。想想我们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为什么选择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选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恐怕原因就在这里吧，目的就是让劳苦人民群众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实现社会民众无差别化。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根本上看，今天我国取得的成就的原因主要不在改革，而是开放。开放使得我国巨大市场资源优势得以有效发挥，使得资源迅速资本化，进而有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增长速度达到了建国前三十年的水平(文革个别年分除外)。而改革带来的却更多是弊病。许多方面的改革需要的不是深化，而是需要改回来。这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精神。

　　人类有史以来一直生活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不是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而是物质中有精神，精神中有物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物质和精神哪个占主导地位的问题。纵观人类已有的社会历史阶段，一直都是物质占统治地位，因而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物质统治的社会。在物质统治的社会中，人都是被物质所“异化”了的人。只有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后人才从物质统治下被彻底解决出来，人才从“异化”中回归于人之道路上来。人们在理想信念主导下去积极主动地创造物质财富。这就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追求。这种理想型追求自古有之，从未停息，也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主旋律。

　　市场经济是利益机制在发挥作用，有良心，更有恶意，靠法制来制约和调整。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理想型机制，而不是过去人们认为的“指令型”机制。“有恒产者有恒心”，绝不是普世价值，只属于市场经济的低层次的价值理念而已。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不起作用的。不要说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领袖，就说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老一辈革命家以及他们带领的队伍，靠的就是理想信念宗旨意识，支撑着他们积极努力奋斗、奉献甚至牺牲生命，他们的“恒心”不是源于“有恒产”而是有永恒的革命理想，革命者永远是年轻。还有钱学森、邓稼先等一大批在新中国成立后回来报效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科学家们，哪一个是为了追求个人“恒产”私利?哪一个不是为了实现美好理想愿望?

　　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也可以在一定阶段实现高效率运转，但虽然有法治调控，却难免利益最大化地不择手段。利益冲突必然导致经济社会冲突和危机，危机的结果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伤害，包括其他负作用等一定程度上会冲销市场经济效率。这些马克思等早有论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必然产生阶段性周期性经济危机。而靠理想信念支撑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排除极少数思想落后的人“吃大锅饭”和“搭便车”等消极行为，但总体上绝大多数人思想上是先进的、行动上是自觉的，是将建设美好家园的共同理想付诸于行动实践的。

　　此外，市场经济永远也解决不了贫困问题。因为贫困是相对的。现在国际上确定的所谓贫困线标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定标准，没有普遍适用价值，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标准也是动态的，一个时期划一个杠，达到了算脱贫。其实只要是有悬殊的贫富差距存在，贫困就存在，富裕与贫困二者是相伴而生的，也是永恒的，更是由市场经济决定的。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是否发达无关，贫困既存在于经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存在近4000万的极端贫困人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存在贫富差距，也就不存在贫困。那个国际上的贫困线标准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不适用的。

　　2021年2月8日

　　作者：孟广竹   原中共衡水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