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工人阶级家庭观念变迁

　　酷儿的补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恐同”也显出一些模糊性。在1869年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对马克思提到了同性恋激进人士卡尔·乌尔里希(Karl Ulrich)的一本书：

　　这里显出的情况是极不自然的。鸡奸们已经开始重视自己，并发现他们是国家的一种力量……他们一定会取胜。现在的口号是“Guerre aux cons, paix aus trous-de-cul”。幸好我们就个人而言，已经老得不用害怕等到这个政党获胜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用身体向胜利者致敬……到那时，情况对我们这种对女性怀有幼稚嗜好的可怜的前线人来说会变得很糟糕。【20】

　　这里表达的鄙夷是明显的，但也可看出他们自己对于落后于即将来临的酷儿革命的自嘲，反思着他们对自己的落后的忽视。【21】我要花一点时间来描述这种担惊受怕的幻想，以及在工人运动兴起之前19世纪酷儿的可能性的其他路径。

　　尽管卡尔·乌尔里希没想过要呼吁酷儿专政，但马克思很可能在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书中读到过这样一种性乌托邦。马克思仔细阅读了傅立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赞同地引用傅立叶的一段话：“女性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自然标准。”【22】但他对傅里叶捍卫性自由的主张似乎就不那么赞同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了资产阶级对于废除财产将导致“女性自由共同体”的恐惧，他们指出恐惧隐含的逻辑是资产阶级认为女性是财产。但他们也含蓄地拒绝了傅立叶乌托邦社会主义政治中对自由恋爱、开放关系和性愉悦的强调。

　　夏尔·傅立叶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愿景，其中，爱欲和欲望是社会变革、社会凝聚力和人类实现的机制。傅里叶对资产阶级家庭做出了有力的批判，认为永久且不可逆的婚姻一夫一妻制是痛苦、社会混乱和绝望的根本原因：“对于把沉闷、贿赂和背叛引入爱与愉悦的关系来说，难道人们还发明过比孤立的家庭和永久的婚姻更有效的东西吗?”【23】相反，傅立叶提出了一个基于“激情吸引理论”的理性社会，对人类欲望和人格类型的仔细研究，以平衡愉悦的来源并创造一个和谐的乌托邦。

　　傅里叶不那么有名的另一个观点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情爱世界”，其中爱欲是新秩序的核心。社会的结构不仅要满足所有人基本物质生活水平的“社会最低标准”，也要满足“性的最低标准”，即为每个人的性需求提供社会保障，以便为真正的、非操控性的爱提供基础：

　　当一个女人所有的性需求都得到满足，当她能得到所有渴望的肉体情人、狂欢和迷狂(既有简单的也有复合的)，那么她的灵魂便会有足够的用于情感幻想的空间。这样，她便会寻求纯净的情感关系来平衡她的身体快乐。【24】

　　傅立叶想象设想了一种完全基于性无私的贵族娱乐，他们给在性上被忽略的人带来有技巧的愉悦。他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队爱的给予者在新十字军东征中穿越大陆，到访社会主义城市，参与情爱之战。他们让两厢情愿的囚徒乞求精心准备的情色惩罚，这些惩罚是用以展示捕获者的高超技巧。最终这些勇敢的性冒险者会在有频繁的群交中开始他们的成年生活。

　　这种对公开的爱欲自由社会的激情号召，也体现了傅里叶的作品更为人知的一面：号召建立起有意设计、精心组织的集体住房安排，让居民们在这里共同工作和娱乐。白天，人们一起从事专业的集体生产制作，用共同劳动和协作来提高生产率。他们也一起分担再生产的劳动，吃大锅饭;晚上则共享群交的愉悦以及其他性的连结。傅立叶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愿景，把集体生活、共同分担再生产劳动和自由恋爱联系在一起。他的首批追随者在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建立了许多公社。整个19和20世纪，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文化运动的公社也再次体现了傅里叶的设想的关键特征。

　　傅立叶被恩格斯指责为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他缺乏对无产阶级这一行动者——是他们追求、并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运动很快便会得出结论说，产业工人是这一转变中的核心人物。但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那些年间观察到的，并不是一个由工厂生活规训的统一、同质的无产阶级群众，而是犯罪和社会混乱的刺耳声音。由无产阶级“性偏异”的增加所激发的共产主义团体，体现的与其说是恩格斯对自然的一夫一妻制的倾向，不如说是傅立叶的酷儿共产主义。

　　资产阶级对手把性和性别偏异理解为对公共秩序、资产阶级家庭的工作日纪律的稳定性的威胁。迅速的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产生了大量集中的无产者群体。这些人见识到了社会习俗的颠覆以及对农民生活的控制，他们没有投身于资产阶级的习俗中。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时间内工作，在通常施行性别隔离的行业寻找工作;在季节性周期与繁荣和萧条循环中长时间地努力干活。工作之外的时间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这种状况是从未有过的。克里斯·奇蒂(Chris Chitty)描述了在繁荣城市的港口和街道上的大量同性恋情色的机会：

　　大多数男性不规律的工作和极低的工资，使他们成为嫌恶家庭责任的游牧人口……同性恋往往隐藏在更广泛的无产阶级性无政府状态的背景中……因此各种恶习委员会都打击同性恋和卖淫，因为两者都可能威胁到婚姻单元。【25】

　　在城市生活特有的公共隐私下，同性恋性扩展开来，有时是在无产者之间，以乐趣和愉悦为目的;有时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者之间，作为紧张、违法的货币交易;有时是在有产者之间，在寄宿公寓和起居室的私人空间里。

　　在工业化城市的卖淫和性亚文化中，人们捕捉到了新形式的性别越轨。一系列和变装有关的词汇出现了，除了顺性别的性工作者，新的跨性别女性、性别偏异者也出现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街上：Mollies(译注：指女性化的gay)，Mary-Anns(译注：异装癖)，他-她女士(he-she ladies)，皇后(queens)。他们在街上向资产阶级出售性服务，躲避警察，参加暴乱，定期举办变装舞会，并在遍布伦敦的约2000家专门提供男性性服务的妓院里工作。

　　许多无产阶级女性也开始卖淫，顾客既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的男性。反性工作者的英国传染病法案的出台以及要求废除这些法案的运动，留下了大量关于性工作者的档案，展现了无产阶级女性在工厂劳动和性工作之间的流动性。性工作能带来比制造业更高的报酬【27】，许多无产阶级女性都时不时地卖淫，她们同时也与家庭和邻里维持着积极的强纽带。传染病法案恰恰是切断这些纽带、孤立性工作者，把她们当做偏异者与体面的工人阶级区分开的生命政治运动的一部分。

　　美国刚刚获得解放的奴隶也带来了新的家庭观念。黑人无产者抓住他们的自由，运用他们在奴役期间形成的各种浪漫关系的规范，建立起新的家庭和性关系。在美国内战后收集的关于黑人家庭的政府记录中，历史学家发现他们的人际关系与家庭结构比同时代农场或工厂中的白人更加多样化。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的许多黑人情侣都以“情人”或者“试婚”的关系“交往”，或者以非婚姻的、暂时且往往是非一夫一妻制的浪漫关系“同居”。在这些暂时的关系中，情侣也会共同抚养“情人小孩”。【28】这种情况(尽管称呼不同)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可能很熟悉，但在1870年的白人家庭中却很少见。政府代理人、传教士、警察和新兴的体面黑人都试图竭力干预这种非正式的结合。接受一些联邦和教会服务的黑人情侣必须合法结婚，不久就有黑人因违反婚姻法而被调查和起诉。

　　对19世纪工人阶级生活中日益扩大的性偏异和家庭异质性的认识，指向了另一种性别政治，它与社会主义运动在根本上追求的不同。试图在合法婚姻狭隘的体面性之外共同生活的黑人家庭、朝去剧院的人群起哄的异装的跨性别女性、在小巷里做爱的水手和工厂工人，以及巴黎公社中开救护车的妓女，都指出了摆脱工人阶级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另一条道路。这里，工人阶级家庭的废除没有带来家庭的自然化恢复，也没有那种即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的性别保守主义。这些无产阶级性偏异者倾向于一种不同类型的酷儿共产主义，而这种共产主义在随后几十年的工人运动中却消失了。

　　2.工人运动与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

　　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时，指的只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新兴的工人运动开始把提高家庭工资作为核心要求，由此确保了实现体面的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所需的底线。从1880年代持续到1970年代中期的工人运动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工人阶级身份，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中规模庞大且稳定的政治组织的基础。【29】无论是在争取工人阶级选举权的斗争中，还是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由工人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想象中，工人的身份都为统治权力和能力的主张提供了共同的基础。参与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没有争取废除自己，而是试图实现一个从工业雇佣劳动的推论得出的世界。这些要素是包括大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各个潮流，直至1960年代末的起义的共同视野。

　　工人运动典型的家庭理想，是一个男性挣钱供养一个没有工资的家庭主妇、供养孩子上学，他们的家庭是体面的道德与性规范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工人运动就是为了这种家庭模式而奋斗的，在斗争占优势的时期他们确实成功了。这种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加上与之相伴的工人运动的经济及政治胜利，为工人阶级的代际社会再生产的维持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新条件。即使对于在经济上做不到把妻子或母亲完全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工人阶级家庭，这种家庭模式的关键要素对于新产生的工人阶级的体面性来说，也变得至关重要(而这在以前的时代是罕见的)：不与和家庭生活在一起;尽可能争取单户住宅;男性控制家庭财务;在孤立的家庭结构和住所中，父亲对家庭成员的身体和性虐待不再受到邻居的监视;妻子则承担着无报酬生育劳动的全部责任。

　　这种家庭结构是一项巨大的胜利，它提高了数百万工人阶级民众的生活和生存水平，并为稳定的邻里组织、持续的社会主义斗争和重大政治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工人运动区别于流氓无产阶级、黑人工人和酷儿的手段。这种家庭形式将为美国白人身份和中产阶级财产所有权提供性和性别基础。在这里，我们可以这种家庭模式称为“男性养家糊口(male-breadwinner)型”或者“家庭主妇型(housewife-based)”，表明这种家庭模式同时依赖于男性有薪的劳动和女性无薪的劳动。由于工资纽带对于这种模式的维持来说至关重要，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家庭工资”模式。

　　在1880至1890年代间的欧洲工业中心，多个因素共同为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创造了条件。【30】在对混乱的工人阶级叛乱的恐惧下，工会、工人党派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赢来了一系列规章、举措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也带来了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推动的结构变革巩固了工厂的有薪生产，把儿童和已婚妇女从有薪劳动大军中驱逐出去，并降低了消费品的成本。

　　工会的鼓动和组织，赢来了工资的显著增长以及工资份额的增长，生活水平全面地提高了。更高的工资使得只依靠一份工资生活的家庭成为可能，这把体面的工人阶级与流氓无产阶级区分开来。关于男性养家糊口家庭的愿景给工人、雇主和国家提供了象征性的团结。1890年代，工会明确地把“家庭工资”的要求作为提高工资的合法基础。这一呼吁也引起了他们进步的资产阶级盟友的共鸣——正因为这体现了工人阶级怀有资产阶级的愿望。在男性工资较高的同时，工会也组织起来把女性排除在他们的行业之外，作为防止竞争和工资下降的一种手段，1880、90年代间他们成功把妇女排除了。男性工人阻止女性就业有着合理的理由：在工会没能阻止女性就业的地方，工资会由于劳动力供应增加和女性的工资较低而大幅下降。工人阶级男性比女性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这反过来又使工人阶级家庭有更合理的理由把精力集中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成年男性家庭成员的有薪工作上。【31】

　　随着工资提高这一政治进步，资本主义竞争也压低了消费品的价值，从而提高了实际工资，这进一步改善了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及之后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期间，工人阶级消费品的生产率的提高改善了很多工人阶级人口的生活水平。

　　此外，当雇主开始试图更全面地控制工作流程、取消工作团队，他们也大幅减少了对儿童的雇佣。基于团队的工作模式的结束，逐渐与限制童工和儿童工时的政治运动重合。离开了工厂的孩子们进入了新的义务性公立学校系统，学校又进一步向他们灌输资产阶级家庭理想。

　　制造商逐渐把生产从家庭转移出去，整合进工厂中，这结束了能让母亲在家从事有偿劳动的外包系统。适合母亲的有偿工作消失后，母亲越来越多地在家中从事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只有在分娩前或孩子长大以后，妇女才能从事有偿工作。工厂和家庭之间的这种日益扩大的分工，巩固并加强了一种关于工作的特殊的性别化的、主观的理解：有薪劳动男性化与无薪的再生产劳动的女性化。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很关心妇女工作的腐化性，这体现出一种关于家庭生活该如何组织的观念。随着189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权力的种种变化，工人阶级的其中一个阶层实现了这种家庭模式，以及与之相伴的性别分工。

　　在社会主义组织的推动下，市政府为这些新的体面的工人阶级社区建设了基础设施：自来水和污水系统、安全的住房和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有轨电车。这些基础设施极大地降低了疾病和死亡率，使工人阶级能在更远离工厂、更舒适的条件下生活，形成更严格的个人卫生习惯，这也进一步把他们与穷人区分开来。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允许、激励并迫使工人阶级家庭采取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这为一种肯定性的工人阶级身份提供了性与性别的基础。在1873至1914年的家庭账单中，欧洲各阶层的工人阶级家庭收入中，由一名成年男性提供的份额显著增加，通常稳定在70%至80%左右。男性养家糊口的范式的巩固时期似乎是已婚妇女经济活动的一个U形低谷，在1910年至1920年间达到最低值。【32】

　　这种家庭范式为工人运动赢得的体面性是不可低估的。工人阶级经常被描述为生物学意义上的非人，智力和文化能力在根本上低下，完全不适合参与任何形式的治理。这种对工人阶级的敌意与种族征服和意识形态混在了一起，固有的基因劣势的观念被当做反对黑人、移民、犹太或爱尔兰工人的武器。对于工人运动来说，赢得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员的尊重，以及在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尊严，对于一场更广泛、最终有效的斗争来说是关键和必要的——包括取得投票权和参政权，使工会活动合法化，让工人阶级生活的许多方面去罪化，以及显著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降低婴儿死亡率。对许多人来说，这种体面是走向全面社会主义和全面解放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的一步。在今天，“体面”往往意味着政治保守;但对于参与工人运动的许多人来说，这曾经是一种获得实质政治权力的手段，也是社会主义对社会的一种革命性改造。

　　这种家庭模式是一种“范式”，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体面性的衡量和标志。母亲继续在家中或家外从事有偿工作的家庭会面临邻居的谴责，以及来自社会的越来越多的排斥。与此同时，男性工人开始把他们养家糊口的能力与父权制的自豪感、成就感和自尊联系起来。工人们追求这种家庭结构，以便宣称他们的工资的道德维度，让资产阶级政治家通过倾向于工人的法规。家庭主妇成为工人阶级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主要组织者。赋予这种家庭结构以道德合法性，也是工人运动得以将其影响力从工作场所扩展到整个社会的一种手段。

　　几乎没有证据能表明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没有证据表明它是由雇主在19世纪末设计和实施的。大多数雇主对工人的非工作时间、家庭选择和家庭安排缺乏直接控制权，也反对把家庭看做是服务于资本家的功能主义观点。除了偏远地区的公司市镇以外，雇主似乎并没有想争取这种控制权。这种家庭模式也和资产阶级家庭价值观在工人阶级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扩大无关。包括继承权在内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关键要素，对绝大多数无产者来说都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意义。这种家庭模式是阶级斗争的偶然结果。

　　工人运动的一切因素，也包括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从来都不是普遍共有或普遍可获得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它才是大多数无产者可以获得的。但在1880、90年代，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在美国和欧洲的白人工薪阶层中迅速增加，并成为许多稳定的工人阶级社区的主要家庭模式。也有许多工人阶级家庭被落在了后面。最底层的工薪阶层家庭从来没能取得足以靠一份工资生存的收入，这就要求母亲们继续从事非正式的有薪工作，或者在工作和抚养孩子之间找平衡，忍受着富裕邻居的评判。工人可以通过把他们的运气和流氓无产者、殖民地人民作对比并感到宽慰。这基本上是一种种族化的异性恋本位(racial heteronormativity)的逻辑，一种把性偏异者和性工作者排除在阶级的自我观念之外的逻辑。换句话说，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下的核心家庭不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那样，被看做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机构，而开始体现并标定出文明的白人和未开化的其他人的区分。到了19世纪中期，性工作者和酷儿与同阶级的其他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发生了变化，性偏异者越来越被排除在体面的工人阶级生活之外。

　　第二国际中有关家庭的矛盾

　　工人运动对家庭的导向具有两面性。对男性养家糊口模式的范式性追求，和另一种与之相反的驱动力构成了张力，而后者形塑了工人运动在性别方面的斗争。工人运动认为，社会主义平等基于无产阶级化的共同经历，这为通过女性就业和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主动废除家庭的主张，提供了内在依据。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与普遍就业的平等性之间的张力，形塑了工人运动进程中有关家庭的辩论和斗争。

　　无论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们对妇女就业的立场如何，他们至少完全放弃了废除家庭的呼吁。欧洲最大的大众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解释说，尽管资本主义正在破坏工人阶级家庭，但人们可以确定社会主义者绝不会在政治上攻击家庭：

　　一个最常见的反社会主义的偏见在于这样个观念，即社会主义提议废除家庭。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会有一丁点想废除家庭，也就是在法律上强行解散家庭的想法。只有最严重的歪曲才会给社会主义安上这样的意图。【33】

　　女性是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和效力的核心。她们也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积极的志愿组织者建设起它在社区的基础架构。在世纪之交的德国，最畅销的社会主义书籍不是《共产党宣言》，也不是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Erfurt Program)，而是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妇女与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书中，倍倍尔讲述了性别压迫的漫长历史，并预言了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主义未来。性别压迫是第二国际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的群众基础的主要关切点，因为性别恰恰是无产者理解资本主义压迫和社会主义解放的主要形式。

　　女性在社会民主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其中包括克拉拉·柴特金(Clara Zetkin)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爱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在第二国际的英国分部也很受尊敬。尽管在社会民主党应该如何关联女性议题这一议题上，存在许多大的分歧，但女性们对女性平等的研究很有热情，并成功说服社会民主党加进了一个立场坚定的女性权利平台。女性就业问题是个核心议题。第二国际的女性倡导者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辩论：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女性进工厂工作是否对对阶级事业有害，家庭主妇是否了构成组织运动的重要部分，以及妇女就业是否对她们的平等来说至关重要。

　　罗莎·卢森堡把她对女性权力主张，完全落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上。女性是政治主体正是因为她们工作。罗莎·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女性的权利在根本上取决于她们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

　　如今，数百万无产阶级女性和男性一样创造着资本利润——在工厂、车间、农场、家庭工业、办公室、商店……因此，每一天、每一点工业进步都为女性平等政治权利的坚实基础增添了新的基石。【34】

　　其他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依靠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来实现平等的代价太高了，他们主张社会主义者对女性的有薪工作进行限制。克拉拉·柴特金在文章中反对女性就业：“需要建立新的壁垒，以反对对无产阶级女性的剥削。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需要得到恢复和永久的保障。”【35】

　　家庭主妇型家庭的体面性，深深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社会的想象。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以及与之相随的邻里关系，承载着使社会民主党声称自己适合执政的社会声望。许多工人运动的报纸都赞美“社会主义好妻子”养育“社会主义好孩子”【36】。女性的社区组织，是把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基础扩展进范围更广的工人阶级生活政治的主要机制。有关女性的社会主义辩论和宣传，强调得最多的是家庭主妇面临的问题，包括消费品价格、社区条件、住房、学校教育、与丈夫的权力动态、家庭内部的工资分配、工人组织内部的决策以及妇女选举权。工人阶级核心家庭模式及其与之相伴的稳定的工人阶级社区，成为把工会权力扩展至社会生活的主要机制，构成了工人运动及其身份的深度。

　　俄国革命中的家庭

　　在工人运动期间，“废除家庭”的要求有了不同的新含义;不再是共产主义者为废除资产阶级社会而进行的斗争，而是通过再生产劳动集体化，实现全面无产阶级化的社会主义愿景。俄国革命期间，工人运动的逻辑中确实包含着真正的废除家庭的努力。

　　俄罗斯的小工业工人阶级甚至还不曾像德国和英国的一些同志那样，过上体面的家庭主妇的生活，而且布尔什维克起初也没想鼓励这种家庭形式。相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开始相信，充分动员女性对俄罗斯革命的成功和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实施了一套涵盖广泛的支持女性的政策，远远超过了欧洲的现有政策。布尔什维克推出了简易离婚、法律上的性别平等，以及堕胎的机会。在进步的性学(sexology)的启发下，布尔什维克还实施了一套类似的支持同性恋的全面立法，包括废除所有反鸡奸法，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举措。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革命后的苏俄在女性平等方面领先于世界。

　　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在早期苏联政府的多个职位上工作，包括领导社会福利部门和妇女工作。科伦泰敦促国家机构承担起抚养孩子、养活工人阶级、洗衣服、打扫房间等各种形式的家务和代际再生产的全部责任。她呼吁通过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废除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

　　共产主义经济废除了家庭。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社会向单一生产计划和集体社会消费的过渡，家庭失去了作为经济单位的意义。家庭的外部经济功能消失了，消费不再以单个家庭为基础进行组织，一个社会厨房和食堂网络建立起来，衣服的制作、修补、洗涤以及其他方面的家务劳动被纳入国民经济。【37】

　　再生产劳动的集体化是废除家庭的实际物质性机制，对于家庭的废除十分关键。通过逐步扩展幼儿园、儿童聚居地和托儿所，“工人国家”甚至在儿童抚养方面也将取代家庭【38】。科伦泰把这种再生产劳动的转变看做是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性别和性关系、建立全面性别平等的一种手段：

　　不再有对女人的家庭束缚。不再有家庭内部的不平等。女性不再需要担心失去生活来源，独自抚养孩子。共产主义社会的女性不再依靠丈夫，而是靠自己工作。【39】

　　柯伦泰对于这样一场家庭生活的社会革命之后性和性别问题会如何变化，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高度平等的性别关系、性少数群体的权利的提升，以及组织亲密关系和浪漫的新形式。如果所有的再生产劳动都完全集体化，家庭就不再有任何经济功能，而完全成为个人的选择。

　　但这种解放是有代价的，这也是工人运动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的必要要求：国家权威下的有薪劳动的普遍化。科伦泰明确表示，家庭必须被废除，正是因为它消耗了工人本可以投入劳动的社会资源：“国家不需要家庭，因为家庭经济不再有利可图：家庭分散了工人对更有用的生产性劳动的注意力。”【40】在柯伦泰的设想中，工厂作为再生产的社会统一体取代了家庭，工作和国家的新的专制取代了父权制。

　　很少有关于俄罗斯革命中女性(如柯伦泰倡导的那样)住在在集体住房里、共享儿童保育、在食堂吃饭的文档记录。然而，中国农民在大跃进期间的经历表明，其中的矛盾可能不容忽视。在中国，国家主持的项目同样用住房、食品和儿童保育的集体化取代了家庭。毛泽东曾呼吁通过集体化废除家庭：

　　“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的产物，在未来，家庭的一切痕迹都将被抹除……现在，工人家庭已经不再是生产单位。”【41】尽管这些食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却也成了强制规训的工具，由于政治偏袒，厨房管理者面临着食物配给越来越少的状况。国家政策加剧了饥荒，农民也不再有独立的谋生手段。1958年至1962年间有超过三千万人挨饿，集体化厨房似乎是罪魁祸首之一。1961年一名政府官员写道，“群众对公共厨房深恶痛绝……他们说：‘跟食堂经理交朋友，你就再也不会缺馒头和粥了……刀挂在饭勺上。’”【42】

　　作为在内战期间生存的直接手段，列宁支持科伦泰废除家庭的努力，但柯伦泰是唯一一个渴望永久改变俄罗斯家庭的人。随着1922年战争的结束，布尔什维克政府取消了对家务劳动集体化努力的支持，只保留了像日间托儿所这样能让女性在工厂和田间工作的设施。到了1933年，斯大林重新将同性恋定为犯罪，也收回离婚的合法权利，引入了鼓励形成核心家庭的生育政策。1940年代科伦泰在瑞典担任大使，在那里度过了晚年，安静地接受了苏联性别不平等的重新出现和核心家庭的巩固。

　　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工人运动中有关家庭的核心矛盾：一方面是通过无产阶级化实现社会主义平等和进步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依靠核心家庭提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社会民主党倾向于后者，而俄罗斯革命从前一极摆向了后一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