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上台，中美冲突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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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ISA中港台支部于2月7日会议上的讨论。原文首先发表于3月11日。

Tom Crean 与Vincent Kolo

新冠疫情清晰地展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衰败。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在控制疫情上完全失败，本应可以让很多人免于丧命。

但对于新殖民主义下的世界来说，疫情所引发的、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深重的经济危机也极具毁灭性。资本家宁愿将资产投入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赌局中，也不愿意去扩大生产规模；这场危机是生产力的危机。

2021和2022年的全球经济前景与疫苗接种的进展息息相关。但现在，欧盟、英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疫苗民族主义日益增强。他们有的使用疫苗作为外交工具，有的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方法来囤积疫苗，更有什者像欧盟那样还威胁说要拒绝出口疫苗。中国向中东、东南亚、拉丁美洲，还有被排除在欧盟疫苗计划之外的一些东欧国家提供了国药和科兴的疫苗；中国的宣传一方面吹捧他们的“疫苗外交”，同时不断抨击西方疫苗“不安全”。

《商业内幕》2月6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今明两年疫苗生产量不可能满足全球所有人口接种所需。瑞银（UBS）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按目前的速度来看，到今年年底，全球仅有10 ％的人能得以接种疫苗；到2022年底，这一比例也只会上升到21％。”

“富裕国家几乎购买了全部的疫苗，所以有限的疫苗供应将几乎全部用于富裕国家。但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做法只会延长疫情大流行的时间，并增加其他国家出现新的耐疫苗株的可能性——这种毒株将给公共卫生造成巨大的损失。”

《商业内幕》还提到，国际商会发现，疫苗分配不均会导致疫情的继续扩散，并可能使全球经济损失9万亿美元。他们得出结论，“全球疫苗战中没有赢家。”

就这样，一家大型商业出版物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疫苗生产的技术不断获得突破，但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下，不同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精英越来越水火不容。哪怕是危机威胁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也无法通过有效合作来应对全球危机。取代合作的是对抗和保护主义，宛如1930年代一样。

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败甚至比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来得更为明显。当时美国在奥巴马领导下协调了各国共同应对危机，但是在过去的12年中，全球资本主义的协调机制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尖锐，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已经破裂。

中国与美国在过去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但现在，他们正在推动“去全球化”的进程。这不是特朗普、拜登或习近平的“功劳”，而是帝国主义的逻辑。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帝国主义厌恶一切分享权力的做法。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而现在，贸易变成了对增长的拖累。全球供应链正在分崩离析，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进行经济脱钩，其后果是深远的。

除了疫苗民族主义外，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也在威胁着经济复苏。当前的美国股票市场显然被高估，巨大的债务危机也不可小视。特斯拉公司绝妙地体现了美股市场上的泡沫：特斯拉的产值还不到全球汽车行业的百分之一，但其市值却超过了全球九大汽车公司的总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全球约有一半的低收入经济体处于债务违约的危险中——同时，除了主权国家以外，企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债务风险。

抗争回潮

2019年，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反动政策为纲，大规模斗争浪潮席卷了厄瓜多尔、伊朗、印度、香港等地。 2020年初的疫情一度遏制了这股斗争的浪潮，但随着黑人的命也是命（BLM）在美国的崛起、泰国反对君主制的运动、尼日利亚青年的反对警察暴力的斗争、玻利维亚右翼政变的失败、白罗斯反独裁斗争、波兰和阿根廷争取堕胎权的斗争、印度农民反对有利于公司的“改革”的斗争以及缅甸现在对政变的抵抗等一系列斗争，则标志着抗争的正式回潮。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参加了许多这样的斗争。在俄罗斯，我们的同志英勇地参与到了对普京的抗议中，并号召俄罗斯人民重现新的1917，打倒新沙皇。

如果将今天的情况与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青年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得到了广泛发展。所有反对腐败、专制和紧缩的群众运动都是由年轻人推动的，同时年轻妇女往往也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在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和教师冒着危险继续工作。值得关注的是，缅甸发生的针对政变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是由医院工作人员发起的，而缅甸是在疫情最严重的亚洲国家之一。

但是，许多国家的政治也在迅速两极化。如果左翼软弱而缺乏领导能力，那么工人运动可能会成为给右翼民粹派和极右翼开路的机会。

面对群众的愤怒和深重的危机，西方的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远离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路径。他们准备花费大笔资金来保障需求侧的坚挺，并更加积极地干预经济。尽管这些政策可能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但它们并不能解决造成的根本问题，今天的大萧条与1930年代那次有很多相似之处，而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带来的大规模破坏才得以摆脱危机。今天，资本主义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去秋，美国西海岸发生了灾难性的野火。这提醒人们，即使疫情结束，人类生存面临的威胁也仍旧严峻。资本主义创造了气候危机，却没有创造出危机的对策。

美帝国主义的危机

美国的局势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的多方面危机。医保的大规模削减与无能的特朗普政权共同发力，导致近50万人死于新冠疫情。

疫情使美国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积累的问题喷涌而出：不平等现象严重加剧，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美国仍然是地球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大国，但成千上万美国人吃不饱。数百万美国人可能被赶出住处。经济政策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目前有2600万美国人失业、未充分就业或放弃找工作。在1200万美国人为租金和水电费平均负债5800美元的同时，以亚马逊的贝索斯和Facebook的扎克伯格为代表的651名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在去年增加了逾1万亿美元。

我们在2016年指出，桑德斯和特朗普在以不同方式对抗新自由主义。 2020年初，桑德斯第二次总统竞选包括一个大胆的亲工人阶级计划，包括呼吁全民医疗保险、实施绿色新政、取消学生债务和15美元最低时薪，吸引数百万人的支持。但是民主党建制团结在拜登身边，桑德斯随后屈服于民主党。这是左翼的一次严重挫败。

2020年发生了大规模的BLM运动。运动起于警方杀害了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最后发展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抗议运动。不同种族的年轻人参与其中，共同反抗结构性的种族主义，抗议资本主义下美国年轻人的惨淡未来。该运动一度使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反动派处于守势，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战略、计划和民主组织，它也遇到了自身的障碍。尽管存在种种弱点，但运动还是朝着群众性、多种族、以工人阶级为中心、旨在结束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革命方向发展。

在11月拜登胜选之后，我们看到了两极分化的另一面，即反革命威胁的增长。反动势力的崛起最终令极右翼于1月6日冲击国会。如果不与战斗的反资本主义领导层一起建设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这种事情可能会不止一次地继续发生，并使我们为此付出代价。

特朗普和共和党中一些人希望利用极右翼冲锋队来推翻选举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进行政变——虽说组织和执行都很不力。国民警卫队对此无能为力，而且他们低估了冲进国会山的人与特朗普派的共谋程度。

在政变平息之后，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美国政府得出了结论：1月6日的政变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攻击；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仍然符合自身利益，还不应该抛弃。他们认为政变在中国等竞争对手面前进一步损害了美帝国主义的全球利益，加剧了人们对美国社会混乱、濒临崩溃的认识，强化了习近平政权关于“美国不可逆转地衰落”的印象。

随后，美国开始了“反极端主义”攻势。他们围猎极右翼，指控其犯有各种罪行，特朗普等人的社交媒体帐号被删除。由此可见，至少现在，大企业已经抛弃了共和党的特朗普派。

但是，这场反极端主义运动也针对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左翼。在西雅图，企业资助的右翼企图罢免美国唯一当选的马克思主义议员萨万特（Kshama Sawant）。从中期来看，反极端主义不会反对作为资本主义衰落副产品的民粹主义与极右翼。击败这些力量的唯一方法是组织一场群众运动，为人们所需要的变革而战。举例来说，桑德斯提出的很多诉求都非常为群众所接受，连数百万的特朗普支持者都表示热烈欢迎。

目前，拜登政府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方式来刺激支出。拜登提出了1.9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其中包括实施每人1400美元的现金派发、继续每月400美元的额外失业补贴，以及投入大量资源以扩大疫苗接种规模。这得到了美联储和美国商会的支持。但民主党人并没有兑现实施最低15美元联邦最低工资的承诺（这一标准是当前数字的两倍）。因此，虽然民主党可能会去试图大洒金钱解决危机，但如果没有巨大的压力，他们就不会采取真正改善劳动者生活的措施。

民主党和美联储看到了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意识到了危机可能进一步恶化。他们正在尝试吸取2008-2009年的刺激措施不足抑制复苏的教训，并希望在下一波大规模动荡席卷美国之前重新控制局势。但今年与金融危机时的情况截然不同，使用货币政策并让市场解决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操作根本行不通。

中国帝国主义的地位得到加强

同时，中国的情况似乎大不相同。即使统计数据有所夸大，中国也是2020年实现经济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尽管一开始中共试图掩盖了疫情在武汉的爆发、将吹哨人噤声，并由此直接引发了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但中国的专制和强硬举措相对成功地控制住国内的新冠疫情。

全球的笔记本电脑和个人防护设备需求增加使具有庞大制造业的中国得益。中国出口了2240亿个口罩，足够世界上每个人分到40个。中国医疗设备出口比上年增长了31％。国家还对经济进行了广泛的干预，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与疫苗生产。尽管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政府干预经济，但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显然比其他国家更长于此道。

去年11月，中国与15个国家中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12月宣布了中国与欧盟的投资协议。但是，我们不应夸大这些协议的实际效力——作为RCEP签署国的日本政府也在向日本公司提供经济奖励，以将产业搬离中国、返回日本。

另一签署国澳大利亚则一直在与中国进行非常激烈的贸易战，去年使还使中国遭受了30亿美元的出口损失。澳大利亚帝国主义的情况尤其尴尬，一方面它们在地缘战略上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在经济上也非常依赖中国。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增长。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而非国际汇率来计算，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已经比美国高出1/6（尽管以美元计价时，中国仍然比美国低出1/3，至于中国人均GDP仍远低于美国）。但去年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虽然中国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欧盟或美国，但仍是1976年以来最低增幅。

中国旨在通过增加消费来打破经济对出口和土地财政的依赖，但2020年，中国消费支出下降了3.9％，社会融资总量（对于整个经济中新增信贷的最广泛衡量指标）增长了13.3 ％。中国的消费支出仅占GDP的39％，远低于其他大型发展中经济体，例如巴西（61％）、印度（58％）和南非（59％）。

中国的巨富们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丰厚的财富积累，不平等急剧扩大。中国800多个亿万富翁总计增加了1.5万亿美元的财富，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美国富豪同行们的财富。同时，大批工人阶级和农村人口都在勉强度日。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在2020年上半年有所下降，然后在下半年出现了温和回升。自2009年以来，中国31个省中没有一个提高最低工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的失业率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全年为4.7％。考虑到失业率只计算城市人口，这显然仍旧严重低估了实际情况。 2.7亿的农民工这一支庞大劳动力占中国蓝领劳动力的大部分，但由于他们是农村户口，因此失业情况未统计到他们。

在与美国的全球冲突中，中国也受到挫败。 5G是新技术的重要战场，而一些重要国家部分或完全禁止使用华为的电信基础设施，这就意味着将中国排除在这些国家的5G市场之外。特朗普政府将100多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拜登也不太可能撤销这些禁令。

在国内，中共当局的大规模宣传攻势，加上与西方大国相比在应对疫情方面相对成功，无疑很大程度抑制了中国国内因经济危机而引起的群众怒火。经济危机冲击到的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村贫困人口，则无法从当局所谓的“V形复苏”享受好处。

但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日益残酷的独裁统治面临来自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各方严峻挑战。即使在遭到大规模审查的条件下，全球年轻人的激进化也影响着中国。认同左翼思想的年轻人星火燎原，其中最大的一派自诩为“毛派”，而其他人则认同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反资本主义倾向。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毛派”青年只是用这个称呼来隐蔽对于国家资本主义和中共统治的反对，而不是真的支持回归斯大林主义。与西方一些毛派不同，中国“毛派”将中共政权视为反革命的资本主义政权。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护国际主义，支持女权主义和LGBTQ权利。

社交媒体是青年人唯一可以进行抗议的渠道。根据官方数据，2020年的中国社会仍旧有1/4已婚妇女曾遭受家庭暴力，时常发生丈夫残忍杀害妻子的事件；而中国也爆发了大规模的#MeToo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 12月，谭维维的一首关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这首歌登上热搜、阅读量达3亿次。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1月的瑞士召开，习近平在这个巨富云集的年度聚会中发表演讲，试图借此发动夺取全球领导地位。习近平宣布中国准备“同各国一道，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些目标无法通过独裁领导来实现。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国内与在达沃斯时的表现截然不同。去年11月，在中国最富有的城市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他在广东的解放军基地讲话，敦促他们“全力备战”。如此种种穷兵黩武式的言论已在中国媒体中广泛播出；习近平在发表抗美援朝70周年讲话时也说，中国不怕事（战争），“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但习近平政权在现阶段并未为战争做任何准备，他只是在煽动民族主义，以此抑制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不满。这也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的中共内斗比198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习近平正在放大外部威胁，并利用民族主义来削弱党内对立派系的挑战，这些对立派系力求阻挡他在2022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获得连任。

实际上，习近平为海外金融市场和外国政府量身定做了友好的言辞，而在其它诸多方面，包括声索新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帝国主义的债务，他都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手段。然而，在西方囤积疫苗时，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推广了中国疫苗。这使得中国政府受益匪浅。

拜登：换汤不换药

拜登政府更是不再期待中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美国也不会回到“建设性参与”的道路上。在奥巴马政府任职期间，拜登曾经支持这种方法，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正如ISA所说，美国政策的转变不仅是特朗普的“功劳”；挑战中国的崛起是美国的统治阶级的共识。新任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特朗普政府理应挺身而出；他还说，他同意蓬佩奥的说法，中共在新疆的政策就是对维吾尔族人民是“种族灭绝”——但这也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一直以来为战争和政权更迭所准备的借口。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支持维吾尔人和其他被压迫者为反对国家镇压和强迫劳动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我们需要警告，反抗高压统治的斗争必须要与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结合才有可能成功，而但如果运动被其他资产阶级政府或统治阶级劫持的话，斗争的力量非但不会加强，反而会受到致命打击。为了地缘政治利益，美帝国主义常常选择支持独裁政权。在2015年，亲美国政府的智囊团“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将49个国家列为独裁国家，但美国向其中36个（占73%）提供了军事支持。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以及全球劳工运动组织的积极参与，是击败极权政府的最有力武器。

在拜登的领导下，美国的言与行都出现转向。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立场不同，拜登计划举办主要“民主”国家的峰会——但这实际上就是一次反华峰会。不过美国人未必能如愿以偿。正如《纽约时报》3月2日所指出的那样：“就算不是完全败坏，看起来已经失效的美国民主制度受到其外国对手的口诛笔伐，指美国没有资格劝告其他国家。”

不过，拜登正采取一种比较谦卑的姿态（按美帝国主义的标准）。 2月4日，他在国务院发表讲话：“美国人民将走出这一时刻（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的政变失败），变得更加强壮、 更加坚定，并且将有更好的配备来把全世界团结在一起，为捍卫民主而战斗——因为我们自身已经为此而战斗过了。”

而对普京，拜登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他假惺惺地同情圣彼得堡、莫斯科等俄罗斯城市上街游行的群众，但这只是在趁机稳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类似地，尽管美国的主要地区盟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敦促对缅甸军政府采取软的态度，以免缅甸“加入中国联盟”，美国政府还是很不情愿地宣称自己站在人民一边、反对缅甸的政变。

拜登能通过这种手段在新冷战中重获主动权吗？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清楚，即使美帝国主义走向倒台了，他们也不会就此罢手。

在打压工会、镇压香港的任何民主权利以及将数十万人送进新疆的教育中心时，中国“共产”党反动独裁政权的反工人阶级性质体现得淋漓尽致。而社会主义者也需要揭露美帝国主义“民主”背后的阴暗面。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到1970年代对东南亚的地毯式轰炸，再到对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无休止的军事干预，美帝国主义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方面一直是无情的，并还会持续这么做。

美帝国主义推动的民主只是有钱人的民主。只要符合美国的资本主义统治利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支持独裁和屠杀，借镇压来扼杀革命。在1965年的印尼、在1976年的泰国和1980年的韩国也都是这样。当美帝国主义认为有需要时，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在国内打压工人权利和民主权利。

对于ISA来说，我们很重要地需要打破在中港台的一些运动人士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而在泰国和缅甸，当地群众正在寻求反独裁斗争的盟友，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则较为轻微。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某些国家的左翼和工人运动对中国抱有幻想，将中共视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盟友。这些都是严重错误的立场。

冲突将如何发展

与此同时，习近平采取了冒进的姿态来试探拜登——中国空军最近在台湾海域的一次军事演习中模拟了攻击美国海军的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这些举措背后的因素与其说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倒不如说是习近平在中共领导层内进行的派系斗争。

虽然不排除中美两国在未来“休战”的可能性，但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场新冷战可能持续数十年而不是数年。两国庞大的核武库使中美对全面战争有所忌惮，但在某些情况下，冷战的升温也可能带来热战。

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推动下，中美两国内部的危机仍将继续。美国统治阶级试图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尝试与崛起的中国分庭抗礼，尽管这一尝试可能有所成效，但无疑也是有局限性的。虽然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美国无法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样，趁其他资本主义强国还在废墟中挣扎取得世界的霸主地位，也无法像30年前阻止日本崛起的方式打败中国。中国是美国更大的挑战。日本的GDP在1995年相当于美国的71％，而在2020年则只相当于美国的25％。但是与长期停滞不前的日本相比，中国社会要贫穷得多，社会福利保障网络也要差得多。如果中国在与美国的争端中失败，那么中国出现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和革命将使美帝国主义面临另一种类型的“中国问题”。

尽管新冷战终究会有一方“获胜”，但双方都将在博弈中付出巨大的代价。新冷战持续的时间越长，中美两败具伤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将加剧两国的资本主义危机，并同时增强革命和反革命双方的实力。

至关重要的是，要在中港台与美国的工人阶级之间建立国际主义的团结，并在这些地区建立强大的革命政党。我们必须反对列强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毒害，统治阶级用它来分裂工人阶级。特朗普指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借此来转移人们对他处理疫情不力的指责；而这直接导致了亚裔美国人在年初遭受了种族主义攻击浪潮。同样，我们也需要反对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以不同的方式伤害和分化劳动者。

就像德国革命家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一战期间所说的那样：“主要敌人（资产阶级）就在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