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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评传(第六章)

2021-4-7 06:20| 发布者: biruxie| 查看: 4752| 评论: 0

摘要: 西安事变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周恩来评传 第六章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2007年按:

1988年, 毕汝谐利用暑期完成了<<周恩来评传>>(笔名方里,台湾水牛
出版社,精装本,列文史丛书第76 种),这是世上已知的第一部从双重人格
角度剖析周恩来生平的著作,比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早了十几年!
   兹命助理汪先生全文打字,以供网众参考. 全文较长,分多次推出.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

   西安事变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提出五项国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
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四项保证:
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
为工农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二月中旬至七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与蒋介石、顾祝同等
多次于西安、杭州、庐山晤谈,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在西安七贤庄一号成立了红军联络处;这是国共
十年内战后,中共在国统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它成为中共
开展国统区工作的有力据点,也是国共变对抗为合作的一个标志.
   红军联络处成立后,周恩来即搬到七贤庄办公.
   为了及时地向毛泽东当面请示工作.周恩来曾多次乘坐双座战斗机,
往返于西安和延安之间.延安的小飞机场既无气象台,又无导航设备,
飞机起落危险性很大.有一次,周恩来乘飞机回延安,因云雾很浓,
无法降落,飞机在延上空盘旋了将近一小时.地面人员为周恩来
的安全担心,而他本人却毫无惧色.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向北平郊区芦沟桥发动进攻,国军
二十九军宋哲元部英勇还击.是为“芦沟桥事变”.
   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道电”.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交给
国民党中央.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赴庐山与蒋介石、
张冲、邵力子等晤谈.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发表严正声明: “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
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蒋介石最后申明抗日决心说: “政府对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
一贯之方针和立场,且必须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
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
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中国对日本的神圣抗战就此揭幕.
   日军相继攻陷平津,并于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
   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御宣言.
   这时,蒋介石表示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并设总指挥部.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
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
政治部副主任.全军共三万余人.
   九月初,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一二零师先后开赴山西前线抗日.
其中,由林彪率领的第一一五师,曾策应国军获平型关大捷.
   在此前后,中共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
兰州、迪化(现乌鲁木齐)等地公开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等地
设立了八路军通讯处.中共通过这些合法机构极力扩大政治影响,
调集物质支援八路军,争取本党利益..
   ---中共夺取政权后,曾长期按照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惯例,将抗日战争
胜利的功劳一揽子归于自己,同时指责蒋介石躲在峨眉山“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近年来,中共为显示其统战诚意,对上述说法作了重大修正.
   一九三七年九月初,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山西省太原市,与山西军阀
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八路军东进提供方便.
   当时,雁北十三县已经失守,留有敌后的只有八路军.周恩来以其
为人们熟知的辩才与阎锡山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分析抗战之前途.
   阎锡山曾要求周恩来给他写给一份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周恩来反应
敏捷,一天时间便将作战计划初稿拟妥,阎氏看了很吃惊,慨叹“周先生
的确是个大人才”.
   周恩来还提出了一个在沦陷区“成立战地委员会”的条例.这个条例
规定委员会由中共、牺盟会(中共外围组织)和其它民众团体参加共同
组成,由中共、八路军领导.
   阎锡山见有由中共、八路军领导这一条,不大高兴,但考虑到那些
地方是中共、八路军从日寇手中夺回来的,也只好如此.
   九月中旬,八路军的先头部队到了太原附近,做出继续东进,与敌交战
的姿态.周恩来请彭德怀、左权等要员到太原市内励志社见面.他指出:
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定要给民众留下好印象.我们的部队虽经改编,
但是,我军的性质未变,我们的革命传统不能丢,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
任务不能忘.
   十月下旬,日寇大举进犯山西,太原吃紧,形势险恶.周恩来请示毛泽东
后,率部下撤离太原,经过交城文水到达汾阳.躲避敌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大肆烧杀奸淫,无恶不做.
   国民政府由南京仓皇迁至武汉.
   蒋介石之次子蒋纬国将军,曾这样叙述蒋介石对日抗战的持久战略构想
的要点:
   以中国军一部对华北之敌持久攻击,确保山西;相机集中主力于华东,
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以迫诱日军转变其作战方向,沿长江由东向西.中国军
基于此一构想,先调集有力部队在察、晋方面,向将会由华北南下的日军
右侧发动攻势,并确保山西,以牵制或迟滞日军南下;继而借八一三事件
集中精锐部队,于华东方面主动向凇沪之敌猛攻,迫诱日军大本营自华北
基地、日本本土以及华北作战方面相继增援凇沪,使其侵华之作战线
遂形成沿长江自东向西.”
   此一战略指导思想,获得了下列战略效果:
   一、日军压迫中国军沿大后方之补给线撤退,无法迫其决战,因而
日军速战速决战略被否定:
   二、使中国军不仅能确保其补给线之安全,且获得充裕时间,
将东南地区之人力与物力迁移于大后方,重整各项建设,因而为后来
的转移攻势奠定物质基础.
   三、使日军补给线延长,且无法发挥其海上优势,增大其作战之困难.
   很明显,在蒋介石的整体抗战战略构想中,中共及其武装力量仅是
次要又次要的考虑因素.蒋介石于南京陷落后,在武汉发表声明称:
“国军退出南京,绝不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
   这时,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亦出现在武汉三镇.他住在汉口一二八街
八十九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一九三八年二月,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他为中共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干部和青年,提供了各种物质装备.
   某日,一个女孩子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门前哭得很伤心.她想去延安,
因年仅十六岁,未被批准.
   当周恩来得知她叫孙维世,是他的老友孙炳文(中共早期旅欧党员,
后被蒋介石密令处决)之女时,喜出望外地将其送往延安.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夫人江青欲整垮周恩来,将孙维世及
其兄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当做突破口.结果
孙氏兄妹惨死于正式和非正式的监狱之中. 周恩来欲救无力,徒呼奈何!
党性又一次战胜人性,周恩来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签了名.
   一九三八年春天,周恩来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将分散在南方各省的
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指示,与董必武(中共创始人之一) 、
叶剑英一起,在武汉筹建了新四军部.
   周恩来分别接见了新四军所属部队的主要将领,向他们传达了
中共中央的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战略方针.
   新四军部成立后,其后方留守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对友军
及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求得小块后方根据地的存在,借以掩护中共
的活动,武装民众,培养干部,相机扩大中共的武装力量.
   周恩来还举办了许多训练班,以抗日为名,培训了大批游击队的
军事骨干.
   这期间,又发生了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背叛中共,投入
国民党怀抱的事件.
   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借祭黄帝陵的机会,私离延安来到武汉.
   周恩来与之周旋数日,提出三条不同的解决办法:上策是张国焘
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中策是向党请假,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休息
一段时间;下策是张国焘自动声明脱党,中共即开除其党籍.
   张国焘历经中共党内斗争多年,其老辣手段几与周恩来相若.
他一面虚以委蛇,一面与国民党暗中联络,他给周恩来留下这样一张纸条:
   “弟决定第三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我.至安.
   张国焘 即日”
   周恩来见字大怒,一拳打在桌子上: “张国焘叛党了!”
   他当即起草了一份特急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张国焘叛党的经过,
建议立即开除其党籍.电报发出后,周恩来怒气未平,顺手拈来桌上的
纸笔,写下了杜甫的名句: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延安桥儿沟主持召开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
全会;周恩来从武汉赶回延安出席会议.
   这次的会议撤消了长江局和王明的长江局书记的职务,决定成立
南方局,周恩来被任命为南方局书记.
   在武汉时期,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以及由著名左翼文人
郭沫若担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团结和组织了
当时云集在武汉三镇的大批文艺工作者和知识界人士,为宣传抗日
作了许多工作.
   一九三八年夏天,政治部第三厅开展纪念“七七”周年支援抗战
献金运动,在短短五天内,武汉民众踊跃献金达一百万元以上.
   为了宣传中共的冠冕堂皇的抗日路线,周恩来的足迹遍及武汉,
对文化界、艺术界、妇女界、青年等发表演讲.
   郭沫若曾对此做过生动的描绘,指出周恩来“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
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
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
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神便和上了发条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
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节奏.”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武汉被侵华日寇占领.周恩来经长沙衡阳桂林
等地到达山城重庆,住在曾家岩五十号一座小楼里,当时被人们称为
“周公馆”.这里也是中共代表团办公的地方.
   周恩来来到重庆不久,便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新四军视察.
   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中共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后,便将
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红军
游击队(广东琼崖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军,
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共一万零三百人.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便是至关重要地确定新四军向南巩固、
向东进攻、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来从重庆出发绕道桂林,跋涉几千里,
来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省南部的泾县云岭.
   周恩来在云岭工作了十七天;他在返回重庆后不久,便遇上了
日军大轰炸,即有名的“五三”、 “五四”大轰炸.
   大轰炸后,为安全计,周恩来迁到重庆市郊红岩村.他作为
中共代表在此领导八路军办事处及其喉舌---“新华日报”.

   一九三九年夏,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不幸从马上摔折右臂;
据朱德夫人康克清于江青一伙就擒后回忆说: “(周恩来)有一次
骑马到党校作报告,当时江青既没有任何任务,也没有任何必要
,她却硬要骑马跟去.回来的时候,走到延河畔,这个坏家伙乘周副主席
没有防备,突然打马受惊飞跑,致使周副主席的马受惊,摔倒在地,
周副主席的右臂从此落下残疾.”
   这种事后怀有政治成见的描述,仅供参考.
   周恩来受伤后,由于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很差,中共中央决定让他
赴苏俄治疗,蒋介石派其专机为周恩来提供方便.
   一个曾任毛泽东俄文译员,日后遭残酷整肃的中共闻人师哲,曾回忆
周恩来在苏俄治病时说: “(周恩来)记忆力之强,的确是惊人的,超人的.
那时在许多谈话、会谈、谈判的场合,很少做纪录.但他对谈话的经过、
细节基本上都能记住.他回忆起来,往往比我们做翻译工作的人
更清晰,更准确.
   “我常常听到周总理对许多以往的问题、人事的回忆,总是
讲得有条有理,活灵活现,就像是昨天才发生和经历过似的.有一次,
在一个十分隆重的大型宴会开始前的几分钟,总理口授了他将要在
宴会上讲的一段较长的祝酒词,叫我们先用外文记下来,以保证翻译
品质.当时我们马上准备好了译稿,至少也有五百字.在宴会上祝酒时,
总理手上并无文稿,但他讲的同他口授的词句,一点也不差.这种
非凡的记忆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一九四零年二月下旬,周恩来一行十人离开莫斯科返回延安.
他在延安住了一个多月,便带领一批中共干部到重庆去了.
   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国民党发出以何应钦及白崇禧署名
的“皓令”,命令黄河以南的中共部队限期撤到黄河以北.
   十一月十九日,中共回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同意将
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过江.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国军八万人在安徽省南部泾县的茂村地区,
对新四军九千余人进行包围和袭击,是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这次事变中,新四军官兵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阵亡.军长叶挺
被俘,副家长项英因钱财露白被变节者打死.
   消息传到重庆后,周恩来一方面立即向国民党代表张冲提出
抗议,一方面指示新华日报将此事尽快透露出去.
   一月十七日晚,周恩来获悉蒋介石将于次日宣布新四军叛变,
并拟将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取消新四军的番号时,当即打电话
给何应钦,痛斥说: “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说完,
他愤然摔了电话听筒.
   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写了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但被国民党的
新闻检查机构全文扣压,禁止刊登.
   周恩来闻讯后,挥毫写好两幅题词,其一是: “为江南死难者致哀”
;其二是: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事实上仅是国共许许多多磨擦和冲突中较为引人注目
的一次.中共军队不听从国民党指挥,游而不击,完全脱离战争序列,
亦不遵令开赴前线.
   但是,中共较国民党长于宣传,故舆论界普遍同情中共而非难国民党.
   周恩来就皖南事变一事,广泛动员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他指示懂得外文的中共党员分别访问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
告以皖南事变的一面之词;他自己曾打电报给刚刚回国的美国著名
女记者斯特朗,附去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斯特朗
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立即通过各报披露出去.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
责难声中,蒋介石感到自己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动地位.
   一九四一年二月,蒋介石准备于三月一日召开国民参政会.他为了
摆脱皖南事变后的被动局面,邀中共入会.而周恩来审时度势,决定中共
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
   三月六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保证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
   三月十四日,蒋介石邀请周恩来面谈,洽商国共间的若干问题,
使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了形式上的缓和.
   其后,周恩来对中共诸机构在国统区的对应对策作了全面的部署.
他有计划地部署了中共南方局部分人员的疏散和转移.
   当时, “新华日报”的发行工作很困难.国民党特工人员常到邮局
检查邮寄至外埠的“新华日报”,使报纸无法到达读者手中.为此,
周恩来指示,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推选,报社培养一批自己的报童
及报差,由他们早出夜归,给本市的读者直接投递和传送.这是一支
特殊的队伍.为了不断提高这支队伍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
“新华日报”组织他们定期上文化课和政治课.就这样,在山城重庆
形成了密如蜘蛛网般的邮路,使民众得以及时了解中共的观点和看法.
   一次, “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用大板车载着大量报纸去邮局投寄.
半路上,国民党特工突然出现,抢劫报纸,殴辱“新华日报”工作人员,
并且绑架了几名报童.周恩来听到消息,立即驱车闯进重庆卫戍区索人,
又找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带他去事件发生的现场.结果,重庆卫戍区
只得责令释放报童,并作出“查究凶手”、保护“新华日报”的书面保证.
   在重庆,周恩来指导的中共文化委员会,是他在国统区所进行的
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著名作家茅盾和老舍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及中苏
文化协会等团体,做了大量的工作,编辑出版了多种刊物,如“全民抗战”、
“世界知识”、 “妇女生活”、 “战时青年”、 “中原”、
 “学府”、 “中华文化”、 “文化阵地”、 “抗战文艺”、
“文学月报”、 “读者月报”、“读书月报”、 “学习生活”等;
还通过读书、生活与新知三家书店,出版了诸如马克思的“资本论”
之类的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
   一九四二年,中共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
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这是毛泽东清算陈绍禹(王明) 、张闻天这批新留苏派人物的一次运动.
他打出的堂皇口号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陈绍禹一九三七年自苏俄回国.因斯大林以为毛泽东是狭隘经验主义者,
不通马列主义,曾吩他及留苏的一批人帮助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经典理论,
以求进步.陈绍禹等素以“钦差大臣”自命,以“中国列宁”自居,到处演讲,
开口希腊苏俄,闭口马恩列斯,满口马列教条和党八股,却颇得一般
中共干部的好评.
   一九三八年,国民政府撤至武汉,成立国民参政会.陈绍禹与秦邦宪、
周恩来等都被任命为参政员.陈绍禹兼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并用化名
发表“王明言论集”,以炫耀其才能.因此更加见忌于毛泽东,埋下了日后
遭毛泽东清算的根因.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针对陈绍禹做了许多影射攻击,例如: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子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此时,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中已占压倒性优势,少壮派周恩来、刘少奇、
李维汉、陈云、任弼时、彭德怀、高岗等人,都是他的亲信;骑墙派
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人,也已被他降服;元老派林伯渠、董必武、
徐特立、吴玉章等人,都为他所笼络;其它如张国焘人马、李立三旧部、
陈绍禹亲随等,都已受到冷落而抬不起头来.
   周恩来在整风运动期间唯唯诺诺,唯毛泽东马首是瞻,在延安目睹
中共闻人康生在毛泽东纵容下大搞所谓“抢救运动”,造成许多残害忠良
的冤案,他未置一言.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周恩来在重庆领导整风学习时,给自己
制定了“我的修养要则”七条,内容是: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
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的坚决斗争.
   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
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在这里,周恩来俨若超脱于党内斗争以及国难之上的谦谦君子,
闲情逸致.
   周恩来手下的一名干部曾回忆道: “在‘抢救运动’中,有人说
我是国际特务.那是一九四三年九月下旬的一天,在大会会场上;当时我
抑制不住心头怒火,对诬陷者猛击一拳.我当即被隔离送到了行政学院,
就我与国际友人的关系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
   一九四四年一月,我对周副主席说:这外事工作我是再也不能做了.
我一心为党工作,可是却有人说我是特务.真是太危险了.
   周副主席两手交抱着双臂,亲切地笑了起来,在那富有感染力的笑声中,
我的委曲情结消失了.那笑声里蕴涵着对事物矛盾诸多因素的深刻理解.
   他说: 危险?夜间站岗不危险!?前线打仗不危险!?敌后工作不危险!?
干革命那有不危险的事情呢?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你更要相信自己.
你说你一心为党工作,这是很好的嘛!”
   这就是周恩来的如簧之舌.他擅长运用似是而非、大而化之的言词,
配以具有一流外交家风度的举止和朗朗笑声说服对方.
   一九四三年夏天,周恩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
这时,陕甘宁边区掀起大生产运动,力争自给自足.纺线、纺毛、织布、
织呢、做衣服,以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以达到足食.
   周恩来回到延安即投入了大生产运动.在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下,
延安枣园的中央机关和部队,掀起了纺线生产热潮.
   周恩来用伤残的右手摇着纺车,成为中共干部的表率.
   一九四四年九月,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华.十月,
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十一月,他飞到延安,同中共谈判,达成了关于在中国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协议.
   于是,周恩来在返回延安一年零五个月之后,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又前往重庆.
   一九四五年春天,周恩来回到延安,出席了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举行
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分别向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
则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说: “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经
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
以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现在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
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地,都有八路军、
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
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
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
   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消极抗日,积极扩充实力,至此已发展成为一支
相当强大的政治力量.这支政治力量已经能够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
逐鹿中原,一决雌雄.
   纵观周恩来在抗日期间之所作所为,他几乎倾注了全部精力来协调
中共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关系,却并未对日寇临门的国难尽一个
大政治家的天职.后人评写周恩来,不能不视为一大缺憾.
   中共七大通过了新党章,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
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一切工作的
指针.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毛泽东
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成了中共精神上、组织上的最高领袖,周恩来是其最主要的助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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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人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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