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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展望文件 —— “失序时代”的机遇与危险(中)

2021-4-9 14:57| 发布者: 春华| 查看: 9848| 评论: 0|原作者: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国际委员会|来自: 中国劳工论坛

摘要: 中国帝国主义崛起与美国帝国主义衰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双方也会因此遭到削弱。冲突的某些方面的原动力是来自希望摆脱国内问题,就像特朗普一再提到“中国病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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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欧洲央行 9 月份对第四季度恢复 3%的预测,立即加剧了有关是否结束因应疫情紧急采购计划的争论。该计划实际上规避了禁止欧洲央行直接为政府融资的规则。欧洲央行甚至购买了希腊政府债券。但是,由于第二波疫情,因此更可能出现两次衰退(第四季度的增长已修正为-2.3%)。预计欧洲央行在 12 月将进一步将其紧急债券购买计划增加 5000 亿欧元。这并不意味着能够克服欧洲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 

39.萧条助长了离心趋势――在现有国家内部,甚至在整个欧盟内部更是如此。这可能导致新的危机,类似我们在 2010 年代所遇到的那样。英国与欧盟所达成的贸易协议,代表了英国正式脱欧,并没有根本性地解决过去 4. 5 年来导致谈判胶着的任何关键问题。未来很可能会再次爆发经常性的外交和经济纷争。英国是当中的输家,但欧盟也被削弱了,他们要担心其他成员国中再次冒起的反欧盟情绪(过去一度减少),特别是由于欧盟对于疫苗分配问题的差劲表现,包括与英国相比。就亚斯利康(AstraZeneca)出口的纷争问题,显示了协议文件的脆弱─ ─双方都随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部分内容。在协议签署 5 个星期之内,欧盟无知地威胁要动用第 16 条,能够凌驾北爱尔兰议定书的所谓保障机制,并再次使南北爱尔兰之间的边境问题浮上水面。这是宗派主义紧张局势升温,本来该议定书被相当大群体的新教徒人口视之为迈向“经济上的统一爱尔兰”的重要一步。我们已经看到对于码头人员的要胁勒索,而当地的亲英派也发起运动要求启动第 16 条。加上其他广泛的发展进程,北爱“和平进程”能否以现存模式继续下去成为了问题。譬如,议定书必须要在北爱议会中每 4 年投票通过一次,因此这个问题在未来将持续争吵下去。就贸易、国家援助和捕鱼问题方面也可能会随时爆发小型冲突。 

过渡到“失序时代”的时期 

40.在这一阶段,IMF 或任何其他主要的国际机构都没有提出迅速放弃财政支持的主张。这既不现实也不理想。就像 1930 年代大萧条或 1973-1975“石油危机”一样,这种萧条表明过去几十年的主流政策已达到极限。它的延续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与往常一样,国家被要求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然后用改革(或用 IMF 的话说“协助调整”)来挽救它。但是这些拯救措施的规模将是巨大的。疫情和由此引发的萧条将使经济体的全球化程度降低、数字化程度提高、不平等加剧。办公室工作人员将继续至少部分在家工作。在可能遭遇衰退的部门工作的许多人最终将永久失业。这样的过渡时期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过去的要素与新的要素并存。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关键是看进程发展以及前进的方向。  

41.一个根本性地不同的新时期成形之前,需要反覆测试,要从力量对比、战争或代理战争以及最终的阶级战争中进行检验,其结果尚不确定。德意志银行在 9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反映了这一点,该报告宣告了全球化 40 年的终结以及新的“失序时代”的开始。该决议下一节专门讨论帝国主义紧张局势,涉及新的但又不同的“冷战”、去全球化、国际制度的瓦解、贸易战和经济保护主义。足以说,疫情和经济萧条都极大地推进了这一切。 

42.中国摆脱了封城,重启了经济,而其主要竞争对手仍饱受疫情肆虐。由于担心其全球市场份额,美国统治阶级感到恐慌。同时,鉴于与西方国家之间激烈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中共政权也毫无疑问在数据上作假,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夸大其经济数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中国季度 GDP 数据的可信性,例如,第一季度的实情可能是衰退不只 6.8%,而第三季度的增长 4.9%则可能是夸大。习近平的立场受到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死灰复燃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这也加强了操纵经济数据的动机。 

43.中国仍有限度的复甦,是由国家支持的基础设施支出以及对个人防护装备和居家工作设备的强劲出口需求所激发。房地产投资增长了 5.6%。复甦中缺少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消费需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 年的前 9 个月,人均消费支出下降了 6.6%。虽然自 9 月以来,消费部分恢复,但这主要是基于中国富裕的消费者在奢侈品和度假方面的支出,而较贫穷的人仍然受到疫情造成的失业和收入下跌的损失。一项估计显示,最贫穷的 60%的家庭在上半年损失了约 2000 亿美元的收入。至关重要的是,今年前 9 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仅微不足道的 0.8%,这一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有作假、真是增长率应为负数。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褐皮书》首席经济学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表示,由于第三季度消费和投资实际上都处于负值,“GDP 变化将接近下降 5%,而不会增长 5%”。这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多年来经济一直在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经历了快速增长但又未能赶上高收入经济体从而陷入困境──作斗争。  

44.虽然中国经济可以避免大多数较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 GDP 严重下跌,但中共仍然面临自毛泽东执政的最后一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最差的增长表现。对全球市场和增长源的激烈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中美紧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 2021-2025 年的“五年规划”甚至没有首次规定年度 GDP 增长目标。这表明统治集团更为不确定、谨慎。可能在 3 月份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该计划加盖橡皮戳之时,便可能 GDP 目标,但一切都还不确定。在其他方面,新五年计划显然是“冷战经济”的另一种体现,旨在集中精力建立国内消费并加速建立更强大的科技基础来抵抗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压力(习近平“双循环”的主要特征)。一位参与该五年计划编制的中国官员评论说,该计划的内容“的三成是美国所致”。它首次包括有关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部分。 

政策改变将无法解决根本原因 

45.政策的改变将无法解决众多潜伏的弱点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早已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财产关系模式,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财产关系模式已从促进发展变成扼制发展。很久以前,生产发展已经达到需要民主计划、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及公共控制和实现资源公有制的阶段,但这与资本主义制度对利润的渴望背道而驰。虽然 IMF 和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对基础设施和研究的公共投资将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但这不足以减缓经济崩溃。它既不会解决与积累过多有关的盈利危机,也不会导致私人投资的繁荣。     

46.经济脱钩和去全球化将进一步加速。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20 年 5 月),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在 2020 年减少了 42%,从 2019 年的 1.5 兆美元下降到约 8690 亿。这使 FDI 回到 1990 年代的水平。这个跌幅在发达国家比起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相比 2008/9 年的大衰退更少了 30%。虽然这个严重跌幅是由于疫情,但 UNCTAD 认为全球 FDI 的弱势将会在 2021 年持续,最快要到 2022 年才会恢复。在 2002 年至 2011 年之间,世界贸易总量以年均 5.7%的速度增长对世界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4.1%)产生净贡献。及后,世界贸易已成为世界产出的负累。2020 年 10 月,IMF 预计全年世界贸易将萎缩 10.4%,而 2021 年世界银行则预计萎缩 9.5%。视乎疫情的发展,大部分预测认为当各个经济体重新开放后,2021 年的全球贸易将有 5-8%的增长,但当中仍然存有许多下行风险,而且恢复量也不足以弥补过去的损失。 

47.只要资本主义存续,无论采取什么政策,富人总能受益,并以穷人为代价。正如我们尼日利亚的一位同志最近指出的那样,当原油价格上涨时,燃料和电力价格随之上涨。但是,考虑到尼日利亚的炼油厂在十多年前就停止了运作,并改以进口成品油,当原油价格下跌时,出售原油所得的收入减少也导致燃料和电力价格上涨。同时,尼日利亚最大的石油公司 Seplat Petroleum 在 2020 年上半年向股东派发了其利润的 132%。 

48.在全球范围内,公司用股息和回购向股东分配收益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 2010 年至 2019 年之间,在标准普尔500 指数中上市的公司平均将 90%的利润支付给了股东。乐施会发现,标准普尔全球 100 指数中 25 家获利最高的全球公司计划在 2020 年向股东支付其净利润的 124%,而在疫情之前的 2019 年,这一数字为 103%。  

49.托洛茨基在他的过渡纲领中指出,“新政”只有在资产阶级成功积累了不可估量财富的国家才有可能实行。在许多较贫穷的国家中,这种情况是贯彻始终地落实的。尽管如此,某些国家会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行更多的改变或限制,特别是当资产阶级感受到或惧于来自群众运动的压力。例如,莫迪 10 月份的新刺激计划旨在刺激消费者需求和基础设施项目的额外公共支出,而巴西政府每月的紧急救助计划自 4 月以来已向 6700 万贫困人口发放了现金。尽管总统博索纳罗对疫情处理极为不当,但这是他在 2020 年下半年支持度上升的重要因素。现在,他的支持度再次下跌,这是由于卫生危机的恶化和经济援助的结束。当局正面临压力,需要维持对于最基层某程度的经济援助,纵使宪法对于公共开支的限制。  

50.IMF 称,大约有一半的低收入经济体有债务违约的风险。当中大多数国家的状况比 2008-2009 年大萧条之前要糟糕得多。他们的债务大多以美元计价(美元升值而成为了一种保险),进一步增加了还款负担。 20 国集团(G20)批准暂停债务,该债务于年底到期。IMF 和世界银行的领袖发表了雄辩的演讲,并向 80 个国家提供了紧急融资,但这些都与撙节有关,正如欧洲债务与发展网络所描述的那样,撙节“更狠、更快、更广泛”。在这些国家中的 59 个国家中,按照 IMF 规定,未来三年的撙节政策规模将是 2020 年新冠肺炎一揽子计划支出的 4.8 倍。间接税对穷人的影响更大,至少 40%国家要增加间接税。削减公共服务占威胁削减总数的 3/4。尽管如此,到 2023 年,56 个国家的债务水平仍将上升。当我们在大部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见到某程度的保护主义时,我们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即随着对生态系统的更多利用和破坏,以及更多难民的产生,进一步向帝国主义敞开大门。随着中国成为主要债权国,债务重组谈判与帝国主义竞争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复杂,赞比亚就是一例。这些国家只有免除债务才能避免再度失去十年。这对于群众所造成无尽恶梦般的政治影响,包括现阶段世界各地爆发反抗、更大规模的斗争,以及左翼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新自由主义”、左翼民粹政治人物和势力的崛起,还有各种反动威胁,譬如军事政变、右翼民粹、宗教与种族冲突。 

中美冲突 

51. 崛起的中国帝国主义与衰落的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之间的中美冲突,不仅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崛起之类的事态发展的结果,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持续。  

52.但是特朗普时代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加剧的紧张情绪反映在煽动性的言辞中。他的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谈到美国为保卫自己免受中国共产党的“暴政”。他在 7 月进一步宣称:“若现在不采取行动,中共将腐蚀、颠覆自由社会努力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旧有与中国的盲目接触政策根本不起作用。我们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决不能回到这种作法。”美国的言论与中国“战狼”外交官的言论相吻合。习近平最近利用中国参与朝鲜战争 70 周年来煽动反美民族主义:“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 

53.现在,人人都在讨论著新冷战。当中很重要一点,要指出当前新冷战的主因跟斯大林主义崩溃前的旧冷战完全不同。过去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冲突。新冷战反映的是美国统治阶级的更广泛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人并不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总体政策。 

54.现在这是一场全面冲突,全球疫情和经济萧条加剧了这一冲突。贸易战很重要,但目前还不是关键问题。在中国经商的成本和风险的增加以及特朗普政权的压力正在让美国和中国经济的“脱钩”加速。这个过程实际上始于 12 到 15 年前,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制造商开始将中国迁往其他东南亚国家。鉴于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更全面的脱钩将需要很多年,但这是发展趋势。  

55.美国商会报告说,在过去两年中,约 40%的美国公司已将制造工厂迁出中国或正在考虑这样做。商会还报告说,今年只有 28%的会员公司将增加在中国的投资,低于 2016 年的 81%。 

56.但是,不仅美国,而且日本和台湾等其他美国盟国也在敦促本国公司从中国撤离。日本已经向 87 家公司支付了转移生产的费用(《华盛顿邮报》,7 月 21 日)。 

57.越来越多的大型美国公司被迫紧追美国帝国主义的广泛利益:顾问公司丝绸之路合作伙伴(Silk Road Associates)首席执行官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表示:“如果您要供应给Google 或 Facebook,需要证明产品不是中国制造的。”此外,随着西方政府采取行动阻止中国的投资、企业收购,并阻止养老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投资中国股票,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金融法规。到 2021 年底,将要求超过 200 家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公司遵守美国会计准则,这可能会引发一波中国退市潮。这场初期的“金融战”是中共政权努力建立数字货币的主要动力,该数字货币是规避以美元为基础、为美国提供了独特的权力地位的全球支付系统的手段。  

58.中美冲突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华为作为中心的 5G 技术主导权争夺战。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政府虽然手法拙劣,但还是成功地让华为 5G 技术退出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法国也施加了变相禁令的限制。最近,瑞典也加入成为禁止或严重限制华为的欧洲国家之一。不过,与中国关系非常密切的的德国,暂时顶住了这个压力。根据欧亚集团的说法,将华为列入黑名单标志着“对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公司的致命打击”,也是中国政权在当前冲突中遭受的最大挫折。拜登政府可能会审查华为禁令的某些方面,但由于其战略性,该政策不太可能被撤销,而先进的技术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主要战场。    

59.然而,各国之所以能够与美国达成一致立场,并不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的压力或说服力,而是反映出其他主要大国出于其自身原因,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也对其利益构成威胁。他们目睹了中国“一带一路”的扩张、其军事力量的建立以及不断提高的警惕性所施加的无情外交压力。中国人同时还需要出口其过剩的工业能力,但显然在利用“一带一路”来发展一批在这场全球霸权冲突中依赖/与其联盟的国家。 

60.中国、美国和其他大国正在竞争开发和保护新技术。这场竞争不仅在 5G 领域,而且还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大数据”和量子计算等领域。这意味着增加国家干预。我们可以看在新冠疫苗开发的竞争中,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公然利用制药业来促进自己的国家利益。这种冲突升级的一种较隐晦的后果,就是各国争夺全球技术标准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并行技术无法相容和衔接。这些不相容的科技及其伴随的生产程序,将只能在全球经济的某些特定区域内使用。 

61.所有这些都表明全球综合供应链出现部分崩溃──这个趋势将导致其被不同的大范围地域供应链取代:东亚为最大的供应链、北美为次、德国和东欧为中心的第三。台湾制造业巨头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扬伟最近宣布:“过去全球化集中在少数国家的世界工厂现象不会存在,未来朝向区域化生产和区域制造体系发展。” 

62.这一进程的特点是,在经过长达 8 年的谈判后于 11 月启动了由 15 个成员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是其中的推手。从地域上讲,RCEP 可谓“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议”,无疑是在中美贸易战和当前危机期间中国政治日益孤立的背景下,中共政权的外交胜利。但从经济角度来讲,RCEP 相当“浅层”和“有限”。它是一个远不及欧盟或《美墨加协议》(USMCA,前身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那样成熟的贸易集团,因为这是在当前条件下可以实现的最大限度。印度是亚洲第三大经济体,于 2019 年退出 RCEP 程序。RCEP 的推出可能会促使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再次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前身为 TPP),特朗普于 2017 年带领美国退出该协议。CPTPP 是一个更深层的资本主义经济集团,专门设计用来排挤中国。 

现时世界经济的地域化,其逻辑是试图增加各自地域集团内的剥削程度,资本家希望以此来弥补世界经济分裂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代表大国会更尝试对小国进行剥削,当然还有整个工人阶级,就如我们在欧盟内部的南北分野那样,以及欧洲国家(尤以地中海国家最为严重)过去 10 年的紧缩政策攻击。不过,这有着其政治极限,一方面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有来自工人阶级的反抗。我们看到在欧盟内部,德国及其盟友政府对希腊、意大利、英法等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另外还要面对工人阶级的运动,特别是法国“黄背心运动”期间及之后。我们也看到NAFTA(现为 USMCA)内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裂痕,墨西哥的奥夫拉多尔(AMLO)当选为墨西哥总统后,该国的血汗工厂爆发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这些血汗工厂的普遍程度,正是 NAFTA 下剥削增加的直接后果。欧盟和 NAFTA 的情况,将同样(甚至更加严重)地出现在 RCEP。我们不难看到各地政府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发展出来的,并且主要 RCEP 国家(如印尼)内部的斗争将如何对落实 RCEP 的协议条文造成政治阻碍。 

去全球化加速 

63.这是对基于资本、贸易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的重大转变。再次强调,我们并不是在说全球化将被完全扭转。自从贸易帝国兴起以来,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就一直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这不是一个持续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到 19 世纪末,全球化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然而在一战后则进入了一段长时期的去全球化,到了 1930 年代更出现非常高程度的保护主义。 

64.保护主义和“全球秩序”的崩溃在 1930 年代达到顶峰。对于民族国家认识的强化反映在战间期。但由于一系列特殊因素,资本主义制度在的最终衰落在二战后得到暂时扭转。自 2008 年以来,资本主义再次进入严重危机阶段。全球化进程这次很可能不会像 1930 年代那样深入,但是已经在逐步重塑世界关系。 

65.美中两国曾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现在它们已成为去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这体现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增加以及打破全球一体化供应链的趋势。 

世界资本主义正陷入在矛盾之中。资本主义生产与贸易是世界性地进行,但其政治制度却仍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过去几十年,这个矛盾之所以能够部分地化解,是因为世界商品、服务、资本(包括金融资产)市场的总体增长。全球化不断加深,这是因为基本上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从中受惠。然而现在局势正向另一方向发展:世界的大饼不再变大,而是在缩小。追求利润越来越是个零和游戏。 

在资本日益扩张下,必须要找到可图利的地方,也就是向海外投资和售卖商品。资本主义无法扭转时间回到四五十年前,世界贸易(特别是资本输出)相比今天仍为很低水平那样。 

日益紧张的军事局势 

66.中美冲突在军事方面也有所升级,南海和东海以及台湾都是主要的爆发点。南海拥有大量渔业以及油气储量,但更大的问题是这里是个战略要点。谁控制南海,谁就控制着西太平洋,而中国则在积极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统治。 

67.中国试图在各种小环礁上建立军事基础设施,制造既成事实来合理化其“九段线”的宣称领海。中国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但该国在军事上总体上仍比美国弱得多。中国的理论似乎是美国必须覆盖更大的领土,以此可以将部队集中在西太平洋。尽管中国在南海扩张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它却以与在南海宣称拥有相同海域的其他国家日益对抗为代价,并将这些国家推向了美国一方。例如,菲律宾在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领导下更靠拢中国,并威胁要取消与美国的一系列军事协议后,但现在又改变了立场,允许美国回归。 

68.另一个引爆点是台湾,中共和中国民族主义永远不会接受台湾成为“独立”国家、与西方或“反华”集团合作。美国目前正以今年几十年来最高级别的官方访问来更积极地推动与台湾的关系。甚至有人猜测特朗普可能在他感染新冠肺炎之前就已经计划过一次访问。而中国空军采取了越来越挑衅性的姿态,战机定期侵入台湾的领空。 

69.就如在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边界上所发生的那样,无论是南海还是台湾,都可以看到冷战正逐渐转向热战。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由于核武器的关系,中美或中印之间就这些问题进行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低,但即使是“小规模”战争也将是非常危险的,并具有巨大影响。并可能在国际上引起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冲突加剧了矛盾 

70.中国在 5G 等方面遭遇了一些挫败,并且在全球舞台上比一年前更加孤立。因其在疫情之初未能遏止爆发,随后还掩盖疫情,中共政权的声望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在残酷的封城之后,中国确实大致成功地控制了疫情,与欧美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经济可能是唯一正成长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尽管增长疲软,中共在今年取得了经济增长。现在中共正在东南亚和新殖民世界其他地区积极运用“疫苗外交”。 

71.我们的材料指出,中国帝国主义崛起与美国帝国主义衰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双方也会因此遭到削弱。冲突的某些方面的原动力是来自希望摆脱国内问题,就像特朗普一再提到“中国病毒”一样。中共政权的言论还旨在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并将工人斗争等社会抗议活动的爆发归咎于“境外势力”。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煽动民族主义都会给进一步挑衅带来危险的压力。 

72.中共独裁深怕抗议和革命进程,中共领导层内部就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发生了尖锐分歧。一个反对习近平的派系试图将中美冲突降温。中共独裁的残酷(比如对香港、新疆和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以及中美冲突,都是大汉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来源和结果。 

73.在美国,政治两极化非常巨大,工人运动与对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抗议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兴。特朗普利用民族主义来动员自己的支持基础,但随着美国内部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恶化,而统治阶级试图分化社会斗争,这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在中国,由于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控制,这些过程相对不易看出,但以年轻人为首的群众正在急剧激进化,其中一种表现是对“毛泽东主义”的支持有了大幅度增长,但这种“毛主义”与过去相比却有着重大差异。中国许多年轻的“毛派”(在中国算一种概略称呼)与其他国家的毛派非常不同,中国“毛派”并不支持中共独裁统治和中国资本主义。 

其他的帝国主义紧张局势 

74.世界关系的一个与日具增的特征是,主要帝国主义大国与区域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帝国主义冲突日益加剧。中美冲突只是主要一例。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冲突是它们的代理人发动的。 

75.在地中海东部,一个长期的纷争走向了新的紧张方向。北约的两个成员国,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海军就天然气勘探权问题发生了对峙。以色列、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法国支持希腊和塞浦路斯的反土耳其立场。尽管这次没有擦枪走火,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76. 10 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在亚美尼亚飞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Nagorno-Karabakh)爆发了武装冲突,亚美尼亚遭受重大损失。阿塞拜疆政府得到了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支持,而俄罗斯则在亚美尼亚设有军事基地。这是自从前苏联解体以来两国间最大的冲突,虽然很难得出确切数字,但估计已有超过一千人丧生。双方在俄罗斯的调停下达成停火,俄国并派遣“维和”部队以监督新的控制线。  

77.尽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议不是新问题,但已成为具有更广泛地区野心的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代理人冲突,土耳其近年积极意图将自己发展成为区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对于土耳其和俄罗斯而言,内部经济问题和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是加剧军事冲突的原因。埃尔多安政权的外交政策某程度是建基于平衡不同的帝国主义利益,特别是美俄两国。他不但与希腊发生冲突,而且在叙利亚和利比亚问题上与俄罗斯对立,而且也与法国和欧盟在利比亚内战中分别支持不同的势力。土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间的竞争也算是最激烈的冲突之一。阿联酋利用其石油财富来支持埃及塞西(Al-Sisi)独裁统治,反对土国支持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利比亚的哈夫塔(Haftar)部队。 

78.更不用说也门正在进行的战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伊朗与中东其他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广泛冲突。在非洲,特别是在非洲之角(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厄立特里亚),这种冲突也很严重。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也牵涉其中。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之间在提格雷(Tigray)的战争可能进一步破坏该地区的稳定,造成饥荒和数百万人逃离。这揭穿了资本主义的宣传,称埃塞俄比亚由于其经济高速增长是其他贫穷国家的榜样。这种模式是建立在独裁和帝国主义剥削之上的,对群众没有好处。 

离心倾向的扩大──民族问题 

79.虽然新冷战是削弱和破坏全球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平衡的主要动力,但整个地球上正在出现着更大的“离心”倾向(趋于分离),从中体现出尖锐的民族问题──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棘手问题。合法性的严重危机困扰着现有资产阶级秩序的所有支柱,甚至威胁到一些最古老、最成熟的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 

80.大萧条中,我们已经见到民族问题的爆发,这些问题在前一个时期至少一直处于蛰伏状态,而以前存在的问题则严重加剧,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位居前列。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危机缓和了一段时间,但它们仍然是定时炸弹,危险丝毫没有消除。现况表明,在 2020 年代,民族问题方面出现了新的、可能更具爆炸性的动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爆发战争、内蒙古的抗议与中共的镇压、埃尔多安政权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镇压和对库尔德斯坦南部库尔德工人党的新一轮军事进攻、以及波利萨里奥阵线(Polisario Front)与摩洛哥在西撒哈拉停火 30 年后重新开战,都证明了这一点。 

81.在西班牙,“自治区”的领土模式是西班牙资本主义从佛朗哥主义拙劣“过渡”的一一个体现,目前正处于生存危机中,并且在整个疫情中一直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在加泰罗尼亚,2017 年爆发了有着革命元素的抗议运动,数百万人无视残酷的国家镇压,主张其自决权。而 3 年后的现在,宪法危机则全面爆发。数十名曾经的部长和运动领袖因组织全民公决的“罪行”而逃亡海外或坐牢。  

82.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将给西班牙带来比欧洲大多数国家更为沉重的打击,这不仅将为加泰罗尼亚新一轮的危机和群众斗争奠定基础,而且还可能开拓民族国家的新战线。伊比利亚半岛其他地方也在发生危机。巴斯克自治区处于第一波疫情的震中,汽车行业自发发生的罢工迫使米其林、西亚特(SEAT)和其他地方不愿接受的老板关闭工厂。最近几个月,卫生和教育部门工人也进行了罢工。 

83.在英国,约翰逊近几个月常被称为“英格兰首相”,这并非毫无根据。经济危机、新冠肺炎和脱欧等的一系列因素加速了“联合王国”分裂的趋势。在苏格兰,民调始终显示支持独立比反对独立者多 8%,逾 75%的年轻人支持苏格兰独立。在北爱尔兰,人口变化带来的这些因素,加上要求就爱尔兰边境问题进行公投的压力,当地出现爆发严重宗派冲突的危险。在不同民族冀望的互相冲突下,“和平进程”是否能完全实行成为了问题。 

84. ISA 坚持与民族问题有关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和介入的骄傲传统──运用灵活的方法,立足于工人阶级领导下争取所有人的民族权利的原则,同时争取最大程度的工人团结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是进入新时期的重要资产。理解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固有的革命潜力,作为伟大的阶级斗争的动力和催化剂,是至关重要的。同样,有原则的国际主义抵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施加的压力。 

85.另一方面,尚未解决的国家问题也可能助长残酷的冲突,目前高加索地区、中东部分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是这种情况。许多地方存在着“巴尔干化”的危险和国家暴力分裂的趋势,例如在也门、利比亚或最近的埃塞俄比亚。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压力、外国势力的干预以及工人运动的软弱或退步都是加剧这种冲突和倾向的因素。社会主义者应提出应对方案,敏锐争取建立阶级团结、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暴力,并统整阶级诉求。 

斗争与意识:激烈的 2010 年代 

86. 2019 年被许多新闻媒体誉为“全球抗争之年”,是全球斗争的高峰。尽管疫情最初中断了这一趋势,但在 2020 年中爆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起义标志着群众运动的恢复,但再次受到疫情和新的经济萧条的影响。白罗斯群众反对卢卡申科政权的示威、泰国和尼日利亚青年的空前抗争、伊朗的夏季大罢工浪潮、黎巴嫩和智利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复甦、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的大罢工──随着革命过程的发展,所有这些已经证实了这一时期的广泛的不满与爆炸潜力。 

87.两名意大利学者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大流行和危机对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影响正在引起“公众不满的潜在情绪,以至于可以预期疫情后时期的社会冲突将大大加剧”。全球风险咨询公司维里斯科枫园(Verisk Maplecroft)的一项分析类似地预测,疫情的经济冲击加上现有的不满情绪构成了一场“完美风暴”,这使得“大规模抗议将不可避免地频繁爆发”。这些研究仅证实了 ISA 对这一新危机的分析,疫情放大了疫情前时期已经积累的阶级紧张局势,并且是更具爆炸性和快速步伐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孵化器。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中,群众的情绪将发生急剧变化。 

88.资产阶级分析师指出,面包暴动是 2010-2011 年中东和北非革命的催化剂之一──考虑到世界粮食价格已连续数月上涨,成千上万人丧失生计,这一警醒很是明智。很难准确地确定哪个因素或场合会导致爆炸,何时爆炸;但这就是全球范围内弥漫的愤怒和沮丧的程度,从腐败丑闻到国家暴力,任何显然偶然的问题都可能在几乎任何地方引发爆发。 

89.正如马克思曾解释过的那样,人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情况下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在过去传承的情况下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包括在全球普遍缺位的、在大部分工人阶级中有信誉且以他们为基础的左翼政党。到目前为止,当前的历史事件仍在加速,并以主观因素的弱点结合了从前一个历史时代继承下来的相当明显的“致命弱点”。 

背后的关键趋势,在于资本主义严重危机的发展,以及来自工人阶级和反抗运动由下而上的爆发。反对运动的组织和意识正在增长,但由于缺乏强大的主观因素做为其发展平台或“温室”,使其未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意识亦正在发展,而有时候会出现戏剧性的改变。但现时总的来说,大部分国家的工人阶级仍未形成为拥有自身的阶级意识,并未完全或有意识地主导阶级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 

自大衰退与多国实行的紧缩政策以来,爆发了许多重要的斗争和事件。这些能让人一窥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不过,虽然事态正向前发展,总体来说仍不足以在大部分国家出现质上的突破,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能否组织起自身的力量来建立并维持强大而不断发展的群众性左翼运动。缺乏强大政治运动的突破,限制住了部分群体的意识,这亦导致部分国家在疫情阴谋论之前已经出现混乱。最终,社会的某些事件,特别是斗争,会整体地将意识推往前,但在部分国家的工人阶级中这可能会有矛盾、两极化、复杂的情况,部分人会向前走,但也会有人受到右翼民粹主义等所影响。 

不过,制度的内在不稳定,使得各个因素都在不断变化,因此很重要地我们不能有僵化、过于简化的立场。表面上,社会有时看似陷入僵局,不同力量互相抵消。虽然不同的矛盾因素一直存在,但同志过去会更惯于特定阶段下客观条件导致有利或不利的情况交替出现。今天,我们需要理解到正面和反动发展可以同时发生。我们需要强大、清晰而有纪律的政治,不能被负面因素所困惑,一方面处理它们,但同时要把握好出现的机会。我们要展示出反动的鞭子一直都推动着最好、最先进的意识向前,而我们在未来数月、数年能够在这些重要部分中赢得关键成果。 

强大主观因素的缺乏,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认为爆炸能由下而上爆发。战斗性公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缺乏,可意味着影响民众的议题不受左右而进一步恶化民生。正如被压着的弹簧必然大力反弹,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的愤怒也会如此。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关于这些爆炸的性质如何。在有些情况下,我们看到如火车轨迹般的爆炸,坚韧地向前发展。在其他情况,爆炸会毫无先兆地发生,但也可能一闪即逝。这些都有着特定的潜能,并能对社会意识和条件待在质上的改变,包括建立出新的工人阶级组织或为其打下根基。在准备工会及新左翼组织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全面地看到女性、性别、气候变化、无组织工人、社区及青年人的斗争,明白到他们对于政治组织和工人阶级整体的影响。 

90.然而,工人阶级在进入 2020 年代之际,已经经历了超过十年、几代人中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沉重打击。这十年中,出现了很多重要的群众抗争甚至革命起义,所有这些都在千百万人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使资本主义(特别是其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及其政党和机关的权威严重受损。据《2020 年全球和平指数》计算,在过去十年中,世界各地的骚乱增加了 282%,总罢工增加了 821%! 

91.对那些所谓的“Y 世代”(24 岁至 39 岁)或者“Z 世代”(16 至 23 岁)来说,情况则更是如此,资本主义“常态”被等同于永久的经济不稳定和环境灾难。许多 “Y 世代”在上一次经济衰退期间和之后进入职场,现在又受到另一次更残酷的经济衰退的打击。即使在新冠病毒灾难之前,年轻一代一方面对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越来越没有记忆,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地厌恶资本主义。尽管仍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以及要如何实现存在着意识混乱,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对于社会主义理念持开放态度。 

92.经过了今年的危机,年轻世代对资本主义制度更为质疑。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委托研究公司 YouGov 进行的调查发现,美国 Z 世代中对社会主义的支持从去年的 40%增至 49%。 根据同一份报告,60%的 Y 世代和 57%的 Z 世代支持“完全改变我们的经济制度,脱离资本主义”:仅在短短一年就分别增加了 8%和 14%。 疫症流行导致年轻世代中出现了比过去几十年还要高涨的政治激进化程度,甚至老一辈的也受到影响,开始认为这个社会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世界各地的发展是互相关连的。根据研究公司 EKOS 的投票,所有年龄组的73%的加拿大人表示,当新冠肺炎危机结束后,他们期望“我们的社会要进行广泛改变”。 青年人作为今年许多群众运动的鞭策者,他们的情绪和意识可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并能定调和启发工人阶级其他部分的思想、议题、诉求与斗争,并影响工人阶级整体的发展。 

93.就算说当前的危机在其早期阶段乍看起来几乎“中止了政治”、将群众斗争隐藏了起来,也带来了恐惧、混乱和对于各国政府的某种“有利因素”,这一初期阶段也不会持久。许多国家的工人发起野猫式罢工,是 “民族团结”言论不可持续和空洞的早期征兆。 

94.在表面之下,这场危机大大增加了民怨爆发所需的因素,使之有可能爆发公开的阶级冲突和群众运动,民群众意识将普遍高于前十年的运动。在疫情之前其他激进化和斗争的主要议题(性别与种族压迫、环境破坏等),也远远未有消失,而是被大幅增强了,让这个爆炸性的组合更会随时走向爆炸性起义。 

95.当然,如果认为事情将会直线发展,或在世界每个地方的各个层面都以均一的方式发展,那就大错特错了。群众斗争的动力不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没有能够推动群众斗争的政党、领导和方案,疲劳、挫折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96.主观因素本身并不是群众运动乃至革命爆发的先决条件。即使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自发的斗争也可以夺取暂时的胜利,或者迫使统治阶级后退、作出部分让步──最近几个月我们多次看到这一点。但是,这种自发性最终会达到极限,如果这些运动不能使自己达到更高的、更有组织性的水平,包括接受一个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计划,统治阶级就会收回这种让步。 

97.尽管前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的前政府已被去年 10 月的抗争推翻,但他仍被委以领导新内阁的任务,这一事实不仅反映了该国资产阶级精英所面临的政治僵局,而且也反映了该运动的缺点,即未能提出自身基于阶级的替代方案。在最近的一些运动中,“意外人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马里群众抗议活动中的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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