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评传 第十一章 毕汝谐（作家 纽约）
2007年按:
1988年, 毕汝谐利用暑期完成了<<周恩来评传>>(笔名方里,台湾水牛出版社,精装本,列文史丛书第76 种),这是世上已知的第一部从双重人格角度剖析周恩来生平的著作,比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早了十几年!
兹命助理汪先生全文打字，以供网众参考. 全文较长，分多次推出.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
发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是中国历史,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治现象,这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所谓大革命,远远超出了它的名称所界定的文化范畴,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将数以亿计的中国大陆人民推入生死存亡的非常境地,而把执政党---共产党统治集团的勾心斗角、中华民族民族性的特点以及古老文明对当今社会的影响等等暴露出来.
仅从表面现象来看,文革与发生于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法西斯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然而,这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南斯拉夫大思想家吉拉斯说过: “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法西斯主义者谋求改变政治关系,保持社会条件,法西斯主义是恶梦,是疯狂;共产主义是暴力,是禁忌.法西斯主义是暂时的；共产主义则是一种持久的生活方式.”(见“铁托:内幕故事”)
欲将所谓文化大革命严格地划分为若干阶段实为难事.整个运动过程扑朔迷离,目不暇给,连发动者毛泽东也为之瞪目结舌.因此,笔者以为依时间大致做一划分,也是可行之法.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一篇内容空泛的长文,批判续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文作者姚文元,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文艺批评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普通干部. “海瑞罢官”的作者则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他是北京市的(秘密)共产党党员副市长.
很明显,这场批判是大有来头的.究其真正的幕后操纵者,便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毛泽东在历经一系列政策失败之后,大权旁落,党内地位受到了他所安排的接班人刘少奇的严重挑战.他决心夺回权柄,并得到了林彪及其军队的支持.而且,进入晚年的毛泽东,依如当年那样是一个超理想主义者,他希望中国大陆取代苏俄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和当然中心,于是乎,毅然决然地将全体人民驱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验场,毛泽东认为自己将在这场所谓大革命中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依靠力量是林彪军人集团和江青文人集团.林彪是中共屈指可数的大军事家之一,其势力在解放军内盘根错节；而江青则是毛泽东的没有正式名分的夫人,一个权欲极大的女伶.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责成刘少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五月十六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两件事.
一、撤消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论的汇报提纲(即彭真的二月提纲)”;
二、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刘少奇也是一位中共党内斗争的专家,但较之毛泽东,究竟稍逊一筹.在文革初期,他似乎反应迟钝,始终对毛泽东存在幻想.
林彪在这次会议做了长篇发言,他首先讲了彭真的问题,而后又牵扯了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杨尚昆,指四个人的反党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
这一次,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推上了中共党内斗争的祭坛.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如既往,采取了首鼠两端的圆滑态度.他顺应毛泽东的要求,在会上赞扬林彪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典范;同时,又对刘少奇优礼有加.
此后,周恩来在欢迎阿尔巴尼亚外宾的大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头等大事”,然而,他心中对这场大革命却是七上八下,完全没有底.
毛泽东略施小计,批准发表了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运动.毛泽东累积数十年之经验,深知煽动处于较差境况的人起来造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推给了刘少奇邓小平,自己躲到了南方,畅游长江,并暗中指使江青等人各处串联.
刘少奇邓小平按照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向北京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指导运动.刘少奇之妻王光美作为工作队员来到清华,大学,企图炮制又一个“桃园经验”,却不知时移势转,今非昔比.
广大青少年精力过剩,需要进行发泄.从世界范围看,整个六十年代是左倾思潮和理想主义泛滥的年代.其时,萨特的思想理论风靡全球,古巴革命的奇迹般的成功,激励着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反抗现实的青年.这实际是人类在技术大革命前惊慌失措的一种曲折的表现.
中国大陆也没有脱离世界范围的左倾思潮和理想主义狂热.官方长期灌输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得年青人热血沸腾.然而,无所不在的官僚统治,又使得年青人的抱负无法施展.因此,当毛泽东号召他们起来打碎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即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周恩来等人所主宰的官僚机构)时,青少年马上冲锋陷阵,大显身手.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他下令撤回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让“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在林彪的枪杆子的大力支持下,毛泽东的以下决定在会议上得以通过,从而为文化大革命扫清了障碍: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中央文革小组”明文规定为领导文革的权力机构.江青作为该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地位,被正式肯定和合法化.
二、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原来的五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人名存实亡,仅保留林彪为唯一的副主席.此举表明,林彪已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仍然是在中共中央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他的政治地位没有受到影响.从此,周恩来将往日对刘少奇的尊崇,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了林彪身上,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少奇退居第八.他显然没有料到一场灭顶之灾已临近.毛泽东在会上说: “对刘少奇不该一笔抹杀.他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
毛泽东由此开始步步进逼,最后将刘少奇置于于死地.
这一次,是刘少奇、邓小平被推上了中共党内斗争的祭坛.
周恩来以一个大政治家特有的敏锐,发现了这一阴谋.他毫不犹豫地在毛泽东、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之间选择了前者.尽管从意识形态而言,他更接近于后者.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携林彪走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
红卫兵是文革初期产生的所谓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组成的青少年组织.在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下,他们大造其反,最后沦为暴力集团.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共达一千二百万人.有了这样一支年轻、幼稚、鲁莽的生力军,毛泽东搞垮各地党政组织的预想自不难实现.
在此期间,周恩来成了照管成百万青少年的大管家.那时节,一方红卫兵袖章便是通行无阻的万能通行证,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免费吃饭.红卫兵是毛泽东请来的客人.
当红卫兵如同一股祸水涌上社会时,其破坏力甚至是幕后操纵者也始料不及的.流血、抄家事件迭出不穷,形成了所谓红色恐怖.
周恩来一面对红卫兵表示坚决支持,一面采取某些措施制止红卫兵的暴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 北京大学红卫兵查抄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住宅.翌晨,章士钊以旧友身份写信给毛泽东求援.毛泽东批示: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得此圣旨,责令北京大学红卫兵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财物.同时,顺水推舟地拟出一份应当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鼎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
(1) 副委员长(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2) 部长、副部长
(3) 政副(政协副主席)
(4) 国副(国务院副总理)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 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宗仁)
毛泽东赋予红卫兵的历史使命,是破坏现存的政治秩序和官僚秩序,而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恰恰处于这种秩序的顶端.但是,周恩来具有随机应变的卓越智慧,想尽办法保护了一大批中共高干以及民主党派人士.当然,这种保护以不影响自身地位为前提.
红卫兵造成的动乱,加重了周恩来作为政府首长的责任,同时却又使得周恩来个人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由于各派系别组织林立,大规模武斗不断发生,生产遭到破坏,交通为之中断,局势十分混乱.周恩来则努力稳定局面,维持生产,以求减少损失.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周恩来在给成都工人的一封电报中,明确指出要安排好生产,不要因所谓革命而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
这时,由于红卫兵进行大串联,铁路客运量猛增,运输秩序极端混乱,有的列车在丰台停几天几夜开不进来,而北京火车站的列车又开不出去,造成严重堵塞.周恩来每天都要看“铁路运输局报”,每夜还要找铁道部长正操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了解运输情况.
当铁道部长正操被造反民众揪出后,周恩来具体地指导铁路运输工作,甚至要亲自决定哪列火车进北京站,哪列火车开出去……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这一时期全国的铁路运输没有发生重大行车事故.周恩来无可奈何地对一些造反民众的头目说: “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部长了.”
周恩来历经宦海,深知窥伺毛泽东的宝座的危险性,尽管他也许是中共党内唯一具备这种资望和实力的人.当他发现刘少奇的倒台已成当局时,他便开始对刘少奇落井下石了.
周恩来如此表态与不久前还是他的顶头上司刘少奇划清了政治界限:
“有人问刘少奇有那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这个看法,表面上是似乎有一定道理.
但是,这些同志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几个历史串联起来看.一个人犯了错误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一下子从出错误的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
比如以刘少奇来说,他的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我参加了旧政协,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储蓄力量.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但是刘少奇在党校报告里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外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可以亲自证明.
此其一也.
“解放战争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国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上太多而是太少了;欢迎资本家剥削,来开新工厂.你们听吧,这像话吗?有人说当时你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像话嘛!”
此其二也.
“第三件大事是搞合作社.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战线;这是完全错误的.”
此其三也.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少奇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此其四也.
(批判刘少奇已毕,周恩来转而向当朝新贵林彪大唱赞歌.)
“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肃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制定二十三条那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的林彪副统帅已经是众望所归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像林副主席这样久经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不在法律上肯定下来呢?八届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犯错误的经过多次挽救已经不行了;另一方面,经过考验的全党全军全国所信任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当然就应该选出来.毛主席的这种组织路线、干部政策,完全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
至此,周恩来平安渡过了新桃换旧符的政局变动,宰相之位稳如泰山.
在人类历史上,充满了耐人寻味的问题: “如果……”
试问: “如果,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坚定地支持
刘少奇、邓小平务实派,与毛泽东、林彪极左派相对抗,将会出现怎样一种局面?”
笔者自答:局面不外有三----
一、务实派以表决方式将毛主席推上名誉主席之位.而毛泽东林彪则以枪杆子推翻中共中央决议,把务实派打成反党集团.也就是说,周恩来将随刘少奇同入地狱.
二、毛泽东林彪在枪杆子的震慑下以表决方式清洗务实派,周恩来的政治生命亦告终结.
三、双方在中共中央全会上难见高低,遂各据一方,爆发全面内战.周恩来的沉浮将由战争结果而定.
周恩来其人的处世哲学,使他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支持占据下风的一方;同时,他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也使他不可能将政治生命贸然一掷.因此,上述三种局面绝无发生之可能,周恩来依循风大随风,雨大随雨的惯例,选择了新的“明主贤君”.对于江青,周恩来亦多次大肆吹捧,其言词之肉麻,令每一个有良知者汗颜.
文革初期,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无微不至的巴结,已经到了奴颜婢膝的地步.每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前,周恩来都要于事先检查毛泽东的行走路线,甚至在毛泽东所站的位置逗留片刻,看看那里是否结实.这位一国总理成了毛泽东的半个侍卫长.
一九六七年一月,红卫兵和造反群众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展开夺权活动.各地党政组织基本上已瘫痪,文革之火业已危及一些亲毛大头目的既得利益,他们联合起来向林彪、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发起反攻，是所谓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的主角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谭震林.此人是毛泽东的亲信,面貌奇丑,心狠手毒.他是毛泽东带上井冈山的“三湾子弟”.
谭震林联合诸如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一批元老派,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文革派秀才陈伯达、张春桥发生正面冲突.双方唇枪舌战,最后竟然拍案骂娘.谭震林拂袖而去,口称: “跟随毛主席四十年,我不怕杀头坐牢.”
毛泽东闻讯后勃然大怒,翻脸将谭震林打成大叛徒,并勒令有关人士做检讨.毛泽东诛灭刘少奇之心已定,任何人企图干扰其战略部署,则绝无好下场.
在怀仁堂会议上, 周恩来循例采取了抹稀泥的态度.事后,当毛泽东明确表态之后,他自然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哪儿头坑热坐哪头”,这位大政治家身上,有时也会表现出俗不可耐的庸人气质.
文革初期,毛泽东曾有过另择贤能取代周恩来的念头.他把远在广州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调入京城,委以中常委、中宣部长等要职.一时间,陶铸成为中共第四号大人物,排名周恩来之后.
然而,陶铸当了多年“南霸天”,不知京城宦海之深浅,竟然屡屡顶撞江青,终于招来杀身之祸.毛泽东以“陶铸这个人不老实”一言宣判了他在政治上的死刑.从此,陶铸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数年后病亡.
陶铸的悲惨下场,清楚地烛照出周恩来另一种选择的结局.同时,陶铸在政治上的消失,也巩固了周恩来的宰相地位,只要他不逾矩(这个矩绝非党章党法,而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那么,这把交椅非他莫属.
传统的儒家思想,固然有助于周恩来在此多事之秋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然而,取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人皆有之的求生本能.
周恩来在此期间,也采取某些措施保护那些政治上的落水狗.有一次,清华大学学生急于揪斗王光美,竟诱骗刘少奇次女刘婷婷到某间医院,然后以医院名义谎称刘婷婷因车祸受伤,需家长签字……非法扣留了匆匆赶来的王光美.
周恩来获悉此事后极为不满,下令清华学生立即放人,结束了这样一出残忍的恶作剧.周恩来的干预固然出于他的人道主义以及“不撕破面皮”的中国老规矩,却也和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玩弄的猫哭老鼠的鬼把戏不无关系.
这时,刘少奇已察觉到毛泽东逼其下台的意图,但对毛泽东的蛇蝎之心却没有充分的估计.这位党内斗争专家向毛泽东写信请辞国家主席、中共副主席、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等职,要求携老婆孩子去延安当普通农民,以结束全国的混乱.
毛泽东约见了刘少奇;他亲切地问候了后者全家,特别提到了刘婷婷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伤势(由此可知毛泽东对所有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辞职请求没有表态,只是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毛泽东的这套把戏,使得周恩来干预所谓智擒王光美一事成为可能.不久以后,在毛泽东的唆使下,刘少奇一家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周恩来对此不闻不问,尽管他完全有能力减轻刘少奇生活上的窘迫.
此时,周恩来无疑已成为天下第一忙人.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简单运转,为了应付文革运动中层出不穷的难题,他废寝忘食.有时,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周恩来的床头放着电话机,他经常在床上处理庞杂的工作.有时他半卧在床上,胸前放一块三合板,批阅文件和电报,看着看着便闭上了眼睛.工作人员于是轻轻地走到他床旁,小心摘去他的眼镜,取走他手中的文件,替他盖好被子.
周恩来忧心忡忡且劳累过度,身体一天天消瘦\虚弱了.他的随从们十分焦虑,便在其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
“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大字报写的“身体变化情况”,当时是指他患有心脏病.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得到许多中央大员的签名支持.其中包括元老派和文革派的许多代表人物.周恩来实在是两派在现阶段都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两天后,随从们根据邓颖超的建议,又写了一张[补充建议],贴在这张大字报旁边.建议中要求周恩来对每日的工作安排,应该留点“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还要求他在完成一件工作后, “不要紧连工作”,以便能够“喘息”一下.
周恩来看了大字报后,挥毫写下“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
但是,一日万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使得周恩来无法休息,而是将其推入险恶的政治漩涡.
“一月革命风暴”即夺权运动过后,当权派威风扫地,群众造反组织之间亦因瓜分斗争果实而分裂为许多派别.毛泽东最初还打算把他们勉强凑合起来,提出“大联合”, “三结合”等夺权以及建立新的政权机构的模式,然而毫无用处.于是,毛泽东改变”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伙同林彪下令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
但是,由于军队和造反组织有着不同的历史、派系、立场和利害关系,因而在“三支两军”中往往发生冲突.于是,军队和群众组织对立、军队和军队对立的恶劣情势逐步升级,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大规模武斗.
一九六七年四、五、六月间,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郑州、济南、沈阳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相继发生流血事件,场面极为惨烈.
为了在文革中夺取更大的果实,江青支持的极左派红卫兵突然将矛头指向各军区及其主要头领.江青在北京狂呼“文攻武卫”的口号,使得极左派更加嚣张,大打出手.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江青挟中央文革之权势,想要压服军人当权派,派出手下的秀才分赴各地.
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以及副总理谢富治飞抵武汉后,即与当地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狮发生冲突, “钦差大臣”被扣被打,是所谓武汉七二零事件.
周恩来曾于事件前后亲自飞武汉调解,凭他在军中的威望以及面面俱到的圆滑手段,终于取回王力、谢富治,并将肇事军头陈再道一干人押回北京.
武汉事件虽然未战而和平解决,但其严酷意义却在于表明军方已敢于公开同中央文革相对抗.与此同时,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等地均发生扣压“钦差大臣”事件.
但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却未能察觉情势的严重性,反而在八月份的红旗杂志社论里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在这个炎热的月份里,一个全称为“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出现了,并在北京城内贴出要把周恩来拉下马的大字报.
这个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简称“五一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斯芬克斯之谜,其谜底至今尚未大白于天下.人们看到的表面现象是:倒周大字报被公安部门(其时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已被彻底砸烂)的临时掌权人下令拍照归档后即行撕毁,几个“五一六兵团”的小头目被送往北京各校批斗,包括林彪、江青在内的文革派代表人物,在公开场合异口同声地保周……批周的小小风波转瞬即逝.
---清查“五一六”组织是数年以后的事情.这一清查运动成为打击一切不满份子、异己份子、可疑份子的绝好借口.数不清的五一六组织系统表以及比惊险小说更离奇的阴谋活动计划被挖了出来.,成百成千的五一六分子因自杀或他杀离开人间.
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混乱局势远远超出了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的预计.红卫兵运动蔓延到了香港、澳门,苏俄船员成了新的斗争对象,外交照会里出现了“混蛋”一类不雅字样,这场闹剧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而发展到了高潮.
狂热、愚昧、洗脑已达十七年之久的民众爆发了疯狂的破坏力,以至于无政府状态已被视为盛大的节目.
毛泽东独坐于幽室之中,冥思苦想.他于文革之前预设的几套方案,至此已全部用尽,而文革却未见穷期.他必须拿出新的招数来应付新的局势,而又要使民众们信服这一切于他早已是成竹在胸的,至于尚有无法估测的缺失,那只是下面执行中的过错.
于是,周恩来便成为遮掩毛泽东的失算和短视的最佳屏障.有了这样一层利害关系,周恩来无惧文革派以及民间的跳梁小丑.
周恩来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了一批介乎毛、林与刘、邓之间的中共高级干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素得毛泽东信用,却又直言无忌而得罪了林彪、江青.一阵阵打倒陈毅的狂风随即刮起.
周恩来亲自参加批判陈毅的群众大会,明确反对打倒陈毅的口号.曾有一次,狂热的群众欲上台殴打陈毅,周恩来愤然退出会场,另有一次,陈毅被一群青年学生抢走了,周恩来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派军队将其救护出来.又有一次,失去理智的学生以及唯恐天下不乱之徒将无法批斗陈毅的怒气迁之于周恩来,致使他连续十八个小时不能吃饭,心脏病犯了.周恩来气愤地说: “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前后,解放军的几位元帅处境不佳.八一招待会前夕,周恩来通知北京卫戍司令: “徐向前必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由于归家途中出事的可能性较大,卫戍司令增派了三辆警卫车,并兜了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安全地送回家中.
周恩来曾在夜深人静之时,带着北京卫戍司令等人到几位元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警卫人员作指示.
一九六七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原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等人,被人抓走游街示众,周恩来得悉后立即进行营救;还让卫戍司令将住在招待所里的王任重、江谓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领导人立即送往一个秘密营地保护起来.周恩来还专门指派一人每隔一日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给他们送文件.由于这些地方官并非毛泽东蓄意打击的重点对象,而是群众运动狂潮卷起来的附带物,所以尽管江青对此大为震怒,却也无可奈何.
对于那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钦定要犯之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恩来亦设法给于其一定的人道主义照顾.例如他对批斗罗瑞卿大会提出了不准体罚,不准侮辱人格,保障生命安全等要求.由于罗瑞卿自杀未遂落下残废,几次住院做手术,周恩来批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尽管这一指示效果甚微.,毕竟聊胜于无.
武汉七二零事件主角陈再道、钟汉华进京后,住在京西宾馆.被宣传机器煽动起来的狂热群众将该地团团包围.有一天,七千人突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到楼上!周恩来携北京卫戍副司令赶到现场,下令采取应急措施.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机智,指示让陈再道等人躲进一个不常用的电梯里,然后把电梯停在八楼和九楼之间,告诉陈再道只有等到指定讯号才能出来.陈再道等人躲过了这一劫.后来,在一次批斗会上林彪的一个亲信于发言之后打了陈再道两记耳光,江青夸他有气魄不愧造反派;而周恩来当即表示“大家不是三岁的孩子,不能这样干嘛!”他的声音虽然很温婉,却在那种激愤的会场氛围里起了降温的作用.
在许多情况下,周恩来保护党政干部,也保护了他们的孩子.在父母被送进监狱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干预,给其子女生活费的例子比比皆是.
由于毛泽东深知军心离叛以及国务院崩解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不得不当机立断,作出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决定,御笔亲批红旗杂志十三期发表的有关夺军权,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大大毒草”,并发出“还我长城”的明确指示.江青派的几名酸秀才被抛出来做了替罪羊.
文革到了这步田地,中共高层的主要矛盾已由毛泽东林彪江青以及周恩来同刘少奇邓小平的对立,转化为党与枪的对立.这时候,毛泽东与林彪的联盟由于刘邓倒台出现了裂痕.
毛泽东带兵多年,深知“带兵如带虎”的道理.他要依靠枪杆子来恢复不胜其糟的秩序,重整一塌糊涂的党政组织,重新组建统治机构,因而对军方头目取怀柔之道.
于是,各方军方头目大肆镇压不久前还是不可一世的群众造反组织,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党政部门,在很大程度形成了军人专政的局面.而林彪则不论在名义上或实力地位上,都自然而然地成为枪杆子的总代表,成为军人势力的化身.如此,党与枪的对立就不能不是这一阶段中共高层的主要矛盾了.
周恩来以其圆滑老练的处世之道周旋于二者之间.如果说,自然界的蝙蝠既是飞禽也是走兽的话,那么,周恩来这只政坛上的蝙蝠也同时属于毛泽东和林彪.除了周恩来,中共政坛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胜任这一角色.
林彪指挥的军方,除了在许多部门和地方夺取了党政财文大权之外,还乘胜对江青文革派继续追击.林彪亲信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司令员) 、傅崇碧(北京卫戍司令)甚至不自量地把矛头直接指向江青,率领武装军警冲入中央文革小组驻地抓人,搜集江青的黑材料.这一系列举动刺激了毛泽东,他不得不对日益嚣张的军方还以压制性的反击.
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嫡系杨成武以及余立金、傅崇碧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突然成为阶下囚.其罪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中央文革等等.
周恩来的随机应变之才和指鹿为马的本事又一次得到表现.他在群众大会上语气激昂地发表讲话,将上述三人打入无底深渊,全然不顾他们特别是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为保护党政高干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谈及江青时,周恩来竟于光天化日之下扯谎,声称那些黑材料都是“红材料”、 “革命的材料”,而江青本人则是“我党女同志中很杰出的一位”云云.
在这里,有必要对江青的历史略作交代;江青(一九一四---)真名李云鹤,艺名兰苹.她自幼便从山东老家来到大上海闯世界.她在几部电影和舞台剧中演过配角,闹过醋海风波.这些事情既可以为她日后经常表现出来的歇斯底里提供合理的解释,同时又是她的政敌们整理黑材料的永不枯竭的泉源.
抗战开始后,兰苹因追求革命(据其自道)来到延安,于鲁迅艺术学院听课时与毛泽东相识.二人一拍即合,择日同居.据说,兰苹的老乡康生在撮合二人成奸这件事情上插了一手.其时,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远在苏俄养病.
毛泽东乃好色之徒,偏又专好偷香窃玉.他和艺名蓝苹的江青的风流勾当,遭到了几乎全体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反对;经过商量,中共中央同意指派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但不作为正式夫人,对外不得使用毛泽东夫人之名义;还规定江青永远不得参与政治.
周恩来对于江青的底细、她与毛泽东结合的过程以及中共中央对江青的具体约束都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慑于权势而对江青大肆吹捧,委实令人作呕.
一九六八年秋,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均成立了所谓新的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周恩来目睹文革实况,内心想必是极其痛苦的,然而,他依然不动声色地走向毛泽东摆下的强盗宴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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