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攫取外部剩余能力的变化

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攫取外部剩余能力的变化

理想气体

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依次出现过三个霸权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在霸权顶峰时期，占据着当时的世界体系中获利最为丰厚的经济活动环节，能够从外部以强制或经济手段攫取大量资源，维持着强大甚至他国难以望其项背的军事力量。基于这种优越地位，这些霸权国家一方面可以满足本国各个阶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要求，另一方面可以调节各国关系、使各国占优势的群体认为可以借助当时的霸权体系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利益。一句话，霸权在其顶峰时期为本国资本积累乃至整个体系的资本积累创造了一切有利的社会条件。

然而，霸权的辉煌本身也孕育着使其衰落的胚芽。在霸权国家内部，随着各个阶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要求逐渐提高，霸权所掌控的资源越来越难以同时满足这些要求，因此霸权内部的社会冲突会逐渐加剧；在霸权国家外部，通过模仿和追赶霸权国的科技经济活动、社会组织、军事能力等，少数国家可以缩小与霸权国的差距，对霸权国产生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并稀释霸权国可以占有的资源。一句话，在内外矛盾的夹击下，霸权将不可避免地经历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当然，霸权借助昔日积累的力量仍然可以在衰落的过程中通过金融扩张等手段暂时地提高其攫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但这也终归不过是梦幻泡影罢了。

美国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国，但从1968年“世界革命”开始便启动了其漫长的衰落过程。由于工人斗争力量逐步增强、来自西欧和日本的经济竞争逐渐加剧以及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70年代初美国维持国内阶级妥协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为了恢复美国资产阶级的盈利能力，美国从70年代末开始在国内和国际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来制造大规模失业、并辅以对工人组织力量的打击，美国工人阶级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在国际上，利率提高造成拉美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使它们被迫接受结构性调整方案（国有企业私有化、市场化、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为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全球化奠定了部分基础；稍后，1985年广场协定促使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大幅贬值，以恢复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1990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中国主动加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国际分工，美国霸权似乎又迎来了昔日的荣光。

笔者借助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了1990年到2015年之间美国攫取外部剩余的能力，结果总结于下表中。其中劳动时间的进口指美国最终需求（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中所包含的外国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的出口指外国最终需求中所包含的美国劳动时间；此外，各国每单位劳动时间所能获取的增加值是极不平等的，反映了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占地位的优劣，因此，下表还计算出了美国每单位出口的劳动时间在国际市场上所获取的增加值，以及美国每单位进口的劳动时间所获取的增加值（由美国以外的各国获得）。由于美国在1990年到2015年之间是贸易逆差国，因此其劳动时间的进出口之比大于其每单位劳动时间的增加值的出进口之比。

表1.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交换，1990年—2015年

首先看美国劳动时间的进出口。在1990年到2005年期间，美国每年进口的劳动时间从约4580万人年跃升到了约1亿1760万人年。此后，美国每年进口的劳动时间逐年下降到2015年的约7270万人年。而美国每年出口的劳动时间维持在1000万人年左右。考虑到美国人口从1990年的2亿5千万增长到了2005年的3亿和2015年的3亿2千万，可以得出结论：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美国拥有极大的优势地位，其他国家像仆从一样为其贡献着劳动，维持着美国人的轻松生活。而在美国所进口的劳动时间总量中，中国贡献了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

从美国劳动时间的进出口之比来看，1990年到2005年美国对外攫取劳动的能力出现了大幅提升，该比从4.4跃升到了14.6。但在2005年到2015年期间，该比逐年下降到了7.5。这一“倒V”形变化也反映在美国每单位劳动时间的增加值的出进口之比上。这一比值从1990年的4.1增长到2005年的7.5，此后则下降到2015年的4.2，最终与1990年持平。

这些比值的发展变化深刻地反映出美国霸权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涨落。从80年代开始，美国通过将低端制造活动离岸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集中从事设计和市场营销等高增加值环节、以及扩张金融活动等，成功地逆转了其霸权长期衰落的趋势，并在2005年达到了霸权二次荣光的顶峰。但这是短暂的。由于其他国家在生产活动上的追赶，美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逐渐被削弱。而根据历史经验来看，金融化等手段只能暂时加强霸权国攫取资源的能力，但同时也会培育更多更强的国际竞争者，因此这一削弱过程是无法再次逆转的。

美国霸权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涨落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新自由主义辉煌时期（1990-2005），美国成功恢复了本国资产阶级的盈利能力，并通过进口第三世界制造的廉价商品维持了本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在国际上，美国推动了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加入国际分工、从事低端制造业和过度剥削工人阶级实现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同时，美国通过战争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上不服从美国利益的行为。

上表表明美国攫取外部剩余能力从2005年开始衰减，因此其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收买国际盟友、抑制不服从行为、协调国际合作的能力必然会减弱。从2007-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开始，美国内外矛盾进入了快速发展和集中爆发的阶段。在国内，反对经济不平等和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以占领华尔街和选举特朗普上台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引发资产阶级内部的争斗。在国际上，来自其他国家的资本竞争和产业升级的努力削弱了美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越地位，同时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失利表明美国已经无法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来驯服弱小国家。2020年的新冠疫情更是全面展现了美国协调国内和国际利益冲突、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公共品的无能为力。

因此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段长达数十年的资本主义体系混乱期。由于再也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承担起资本主义体系中霸权的角色，资本主义会出现更多的薄弱环节，丧钟已经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