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加入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中国的女性主义才有出路

红色多瑙河

近日在红色中国网上发生了春华、西红柿收割机、九州、大梦未觉、激活、报与桃花一处开、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各位网友之间关于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讨论。女性主义思潮是今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解放也是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如何面对今天中国各类女性主义思潮也是未来中国革命的重要课题。本文就来简短地梳理一下中国各类女性主义思潮。抛砖引玉，还情各位不吝赐教。

第一类女性主义的思潮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核心国家兴起的“激进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是由与全球化联系紧密的商业媒体中女性写手主导的。激进女性主义并不意味着进步，其（自诩的）“激进”之处在它于否定了男性和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共性，认为女性天生与男性不同，或可成为一独立物种。从此观点出发，一切社会对女性压迫的根源皆在于父权制度，女性受苦受难的根源在于男性，一些社会的阶级压迫本质上都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而资本主义不过是男性对女性压迫的特殊形式。激进女性主义与同时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批判种族理论共同构成了“身份政治”的三根理论支柱。在中国，激进女性主义在商业媒体写手那里表现为构建个别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完美受害者”形象，并博取廉价同情。同时，全体男性，无论其阶级地位如何，全都可以归类为积极施暴者和消极施暴者。这种文章在“南方系”媒体中相当常见。

激进女性主义又与中国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结合了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 田园女权”或者“女拳”思潮。资本主义复辟后，城市非正式劳动力市场向农村开放，性市场也同时向国内一切不发达地区开放。性市场既包括一次性的色情交易，也包括持续一段时间的情妇包养交易，还包括批发式的婚姻市场。对于农村和小城镇的男性来讲，只有劳动力市场是开放的。对于女性来讲，劳动力市场和性市场同时开放。这就造成女性留在城市的数量多于男性，在农村形成“光棍”，在城市形成“剩女”。通过性市场留在城市，享受高生活水准是客观上存在的“阶级跃升”途径，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向农村和小城镇女性作出的许诺之一。不过，城市的资产阶级占人口比例甚低，上层小资的数量也很有限。这就存在一个巨大的落差，一方面是大量对性市场回报率抱有极高期待的女性，另一方面是城市“高端”性市场供过于求。

在不挑战资本主义本身的情况下，这些拥有过高期待的女性往往会做出两种选择，以一种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男性伴侣（他们可不是资产阶级）进行收入、劳动和心理上的压榨来部分地满足中国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许诺（如“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另一种则是在网上结成抱团取暖的同盟，用以在意识形态上树立和维护自己在性市场仿佛占据垄断地位，可以卖出高价的假象。而当她们的这些企图遭遇男性或个别或集体的反抗时，她们就会按照资产阶级给他们许诺的“完美”男性（如洋、高、富、帅等）的相反形象构建她们生活中男性的形象，即“蝈蝻”（如“中国的男人配不上中国的女人”、“油腻秃顶中年男”）。而当“蝈蝻”同时又是一般劳动人民时，这些自认为可以通过性市场跻身上层小资的女性就会对前者产生极大的厌恶和恐惧，因为“蝈蝻”是她们必须在劳动力市场打败的对象，同时也是她们必须在性市场淘汰的对象。换个角度说，如果在劳动力市场上被“蝈蝻”击垮，在性市场上又不得不与“蝈蝻”配对，那么“田园女权”的拥趸们对于通过劳动力市场和性市场实现“阶级跃升”的梦想也就彻底破灭了。一句话，“田园女权”所宣扬的男性与女性的敌对，本质上反映的只是这些对资本主义的许诺拥有过高期待的女性在上述两市场上与劳动男性的竞争关系罢了。

中国资产阶级对“田园女权”从未有过有组织的镇压行动。事实上，“田园女权”的精神祖先激进女性主义早已被核心国家资产阶级收编，成为了对本土白人工人阶级进行意识形态压制的工具。“田园女权”本身也在事实上起到了分裂男女劳动人民的作用，成为巩固中国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工具。

第二类思潮是自由女性主义思潮。从本质上讲，自由女性主义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延续。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具有生命、自由、财产权利（即所谓“人权”）的个人。自由女性主义就是要把这些天赋人权从男性扩大到包括女性在内的全人类。换句话说，自由女性主义的目标是消灭一切针对女性的前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最早的自由女性主义政治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的夫人们领导的以争取女性普选权为目的的运动。当核心国家工人运动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走向高潮时，女性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接过了自由女性主义运动旗帜，并把同工同酬等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加入到了其纲领之中。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自由女性主义的主要目标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都已经得到承认，自由女性主义的政治能量也已经耗散殆尽。

今天中国许多女性自媒体工作者和独立女性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属于自由女性主义的范畴。她们认为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比如家务劳动分配不均，男女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女性在劳动场所受到歧视，被迫的情感劳动，逼婚逼生，以及“荡妇羞辱”和“强奸文化”等。这些现象本身是客观存在的，自由女性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反映着一般小资产阶级女性的生存状况。对于这些现象的根源，她们部分地将其解释为小农经济和封建思想的历史遗毒，部分地将其解释为上一次中国革命对集体主义的推崇和个人自我实现的轻视。对于自由女性主义者来讲，解决的方案也很简单：宣传教育加政策引导。解决的成果也会很丰硕：社会各阶层和男性女性取得共赢。理由不难解释：清除掉了这些前资本主义因素对社会运行的阻碍，除了少数死硬男权分子外人人皆可获益。

中国自由女性主义在认识上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将中国女性受压迫和受剥削视为前资本主义现象而非资本主义现象。事实上，在家庭和工作场所的性别不平等是中国资产阶级压迫女性进行超长时间、超高强度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重要手段。同时，女性的低工资也是压制男性工资的手段，女性的就业不稳定也是为创造可以随时替代男性的产业后备军的手段。而这一切都是以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为支柱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如果中国资产阶级同意了自由女性主义的要求，它就无法承担女性高工资和男女工人同质化对利润的压力。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男女不平等，实际上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自由女性主义者天真地以为自己在为现政权进言献策既能服务男女平等也能保证长治久安，但实际上她们的所有政策指向全都侵犯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自由女性主义者的言论远比“田园女权”更加温和，却遭到了远比前者更残酷的镇压。

第三类思潮是左翼内部的女性主义思潮。春华同志认为女性问题对于中国左翼来讲是个“新”现象，这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左翼进步运动，尤其是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上一次中国革命，一直都把女性解放当作是中心问题之一。中国革命走到哪里，中国的女性解放就扩展到哪里，中国革命失败了，中国的女性解放就会遭遇挫折。在上一次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人民在极其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取得女性解放的成绩，在当时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是无与伦比的。

目前中国左翼对与女性解放是持积极态度的，不过总体上讲，左翼对女性解放问题的看法可以归为两类。

第一类左翼人士并不是研究女性问题的专家，但是他们认为女性解放是上一次中国革命光荣传统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本次中国革命历史任务的一部分。这些同志可能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压迫造成的思想问题，比如在家庭分工、代际关系、婚姻生育之类的问题可能会不自觉地受到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但他们无疑是应当团结、批评和争取的对象。

第二类左翼人士关心女性问题，也研读过一些基本的女性主义著作，但是对女性解放和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准确的认识。比如，一些同志认为争取女性解放与推翻阶级压迫是相互独立的，因而反对“所有问题的源头都是阶级问题”这样的说法。这种观点与核心国家六十年代开始流行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很大相似之处。西方语境中的“社会主义”并非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老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就是社民党的女性主义，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阶级解放遥遥无期，女性问题又迫在眉睫，那么只好承认女性解放有着独立于人类解放的意义，只好承认女性受到的压迫既有来源于资本主义的，也有来源于男性劳动者的，男性劳动者在阶级问题上与女性劳动者是同志，在性别问题上则互为对手，男性整体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压迫女性获益。阶级解放的目标已经被社民党放弃了，那就集中精力斗男性好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除了只有少数古稀之年的“六八一代”学者还在西方大学校园里零星发声以外，其舆论阵地基本已经被激进女性主义接收。当然，这并不是说有这些错误认识的同志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将女性解放与阶级斗争割裂开来的观点，在客观上有滑向激进女性主义的危险。

那么中国女性主义的出路在何方呢？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和争论，我们应该对其总体方向有着大体的认识。首先，女性解放不可能通过压迫男性而实现，激进女性主义和其在中国的后代“田园女权”是不可能为中国女性找到前途的。第二，女性解放不可能通过在中国资本主义内部恳求改革来完成，因为这些改革违背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自由女性主义也是一条死路。中国的女性解放只有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除脑体分工，建立无阶级社会之后才能完成。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性别平等的、人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中国女性解放的最高纲领。

就现阶段而言，中国的女性解放只能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存在，中国的女性运动只有在与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达成同盟或者相互融合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获取力量。

有得就要有舍，具体说来，中国的女性运动必须与消费主义决裂，必须放弃对开放跨地区和跨国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追求，放弃一切超越基本生活水平的所谓“个人实现”、“财务自由”。一句话，放弃自己身上的自由派成分。同时，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也必须放弃任何超过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之外的民族主义目标，放弃中国资本主义赋予的虚假的或真实的男性权威，放弃通过个人奋斗来获取性资源的资本主义“成功学”，并在再生产劳动分配问题上与女性达成广泛的谅解。一句话，放弃自己身上的民族主义成分。

如何促成这种相互谅解和联合，将是中国左翼在下一个阶段在女性解放问题上最重要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