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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爆红的北大“外卖”博士, 论文里究竟揭露了什么?

2021-5-12 04:1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934| 评论: 0|原作者: 陈龙|来自: 文化纵横

摘要: “数字控制”是一种更为隐形的控制。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最终都服务于资本。无论劳动者还是消费者,都要警惕在这种隐形控制下成为“数字难民”,警惕、批判和抵御数据入侵。 

“数字控制”是一种更为隐形的控制。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最终都服务于资本。无论劳动者还是消费者,都要警惕在这种隐形控制下成为“数字难民”,警惕、批判和抵御数据入侵。

  ✪ 陈龙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导读】近期,一位北大博士2018年加入一个外卖骑手团队,以其5个多月送外卖工作的调查和体验为基础完成博士论文一事,引发全网关注。事实上,这不是外卖行业第一次被关注,2020年的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就牵动人心。这次北大博士的论文,又到底写了什么?其意义何在?

  作者在论文中系统论述了互联网平台对骑手的“劳动控制”机制。作者指出:劳动过程理论核心议题就是资本如何控制劳动以及工人如何反抗,这也是劳动秩序的形成机制。控制系统包括三个要素:指导工人工作、评价工人表现,以及奖惩工人。具体到外卖平台,指导工作和奖惩的部分由平台执行,评价工人表现的部分,则交给了消费者。这种权责的拆解,使得认定劳动关系更加困难,也成了骑手职业相关保障不足的源头。事实上,平台通过手机和大数据,无时无刻地收集各种信息,并将数据纳入到控制骑手的算法内,最后导致数值控制可见,而数据控制隐形的结果。骑手们将平台制定的规则看作优化工作方式,获得更高奖励的“指导”,满足于平台给予的时间、自主性上的自由。但同时,平台收集骑手们的数据,不断升级和优化,最终骑手和平台之间的博弈,不可避免地走向骑手自主性空间不断被压缩的结果。又由于表现评估的部分由消费者完成,他们则成为骑手主要的不满对象,劳资冲突由此发生转化。“数字控制”是一种更为隐形的控制。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最终都服务于资本。无论劳动者还是消费者,都要警惕在这种隐形控制下成为“数字难民”,警惕、批判和抵御数据入侵。

  本文原载《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注释从略,文章仅代表作者点,供诸君思考。  

“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

  劳动过程理论的出发点是劳动力的“不确定性”。资本在购买劳动力以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劳动力百分之百地转移到产品或服务中去。这一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对于资本家来说,把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从工人手里转移到自己手里非常必要。但是,资本在控制劳动的过程中也必不可避免地埋下了工人反抗的种子。因此,劳动过程理论所要回应的核心议题就是资本如何控制劳动以及工人如何反抗,也即劳动秩序何以可能。“资本如何维系生产现场的秩序是劳动过程理论解释的基本问题”。

  人类社会已从工业化生产时代迈入了互联网时代,从实体经济迈向了虚拟的平台经济,资本的“触角”也不满足于停留在对生产领域的劳动控制上,而是延伸到流通领域(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的工作),因此劳动过程理论也要顺应时代变迁。本研究即从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议题出发,关注资本控制劳动的方式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中发生的改变。与工业化生产时代相比,互联网平台劳动者似乎拥有很大的“自由”和“自主性”。“饿了么”提出,工作“自由”是吸引骑手的重要因素,超过60%的“蜂鸟”骑手最看重自由的工作时间,而近30%的骑手表示喜欢骑车穿梭在城市中的感觉。研究者也已经发现,互联网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传统雇佣组织存在着巨大差异,“劳动者在平台上接单和工作,可以自由决定工作时间、地点、休息休假,甚至能够决定劳动供给与薪资水平,劳动者拥有工作自主性”。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平台公司已经放松了对劳动的控制?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就与劳动过程理论的出发点相悖。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参与互联网平台的劳动者看起来又非常“自由”,而且在工作中还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不仅如此,相比于工业化生产时代,“饿了么”“美团”等互联网平台的用工规模史无前例,“饿了么”官方网站公布的注册骑手数量为300万人,“美团”公布的则超过270万人。规模如此庞大的外卖骑手群体竟可以每天有条不紊地穿梭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从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关切出发,互联网平台控制下的劳动井然有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劳动过程理论中的技术控制

  (一)经典劳动过程理论中的技术控制

  马克思揭示出技术的两种类型,一是作为物质人造物的技术,指涉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作为社会形式的技术,指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前者指科学技术在劳动过程中的应用,后者指劳动过程中出现的组织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技术起着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同时也是资本控制劳动的重要手段。自马克思以来,对技术控制的分析基本沿着科学技术控制和组织技术控制两条线索展开。

  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生产方式的两次变革分别指组织技术与科学技术的革新。首先,工场手工业改进了劳动力组织方式。一方面,分工提高了生产力,制造了“局部工人”;另一方面,劳动力等级制度把工人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分工和等级制度共同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导致劳动力价值的贬损。随后,工业生产革新了生产技术,将劳动资料从工人手里转移到机器上,并用自然力取代人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机器应用对工人的直接影响,指出机器对工人体力的替代消除了工人在性别、年龄上的差别。随着妇女和儿童加入劳动大军,资本获得了更加易于控制的工人;同时,在失业危机下,工人的反抗意愿和能力也被削弱了。

  沿着马克思的分析思路,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首先分析了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在他看来,科学管理与科学技术无关,而属于管理方法和劳动组织的发展。科学管理的目标是要将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转移到经理部门,并把对工人的控制精确到每一操作。泰罗认为,这一目标通过三个步骤即可实现:第一,搜集和发展关于各个劳动过程的知识;第二,将这种知识集中到经理部门;第三,利用对知识的垄断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步骤。最终,科学管理将导致劳动者手与脑的分离和对立,工人的工艺知识与劳动的控制权被剥夺,“工人只起齿轮和杠杆的作用”。紧接着,布雷弗曼分析了科学技术控制对工人的影响。他从机器运转的控制方式出发,揭示了“机器的本性以及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没有必要再让直接操纵机器的人具有对机器的控制力”。他还以车间机床的“数值控制”(numerical control)为例,说明机器是如何根据数字程序按部就班地工作进而降低对机器操作工人的技能要求。相比于泰罗制引发的激烈反抗,工人与机器之间的技术鸿沟更容易使工人屈从于机器的支配。

  埃德沃兹(Richard Edwards)在《充满斗争的领域》中同样选择从劳动组织技术开始分析。“控制系统”是他分析的基础。他认为控制系统包含三个要素,即指导工人工作、评估工人工作的表现以及奖惩工人。在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控制系统完全由雇主一人掌握,先后出现过雇主控制和等级控制两种非结构控制。进入垄断阶段以后,非结构控制继续存在于处在经济边缘地带的中小企业中,而处于经济核心的垄断公司则由于等级控制的失效和大量文职人员的出现不得不采取新的控制手段,即把“控制系统”分别嵌入到公司的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中。前者被称为“技术控制”,后者被称为“科层制控制”。

  尽管埃德沃兹直接使用了“技术控制”一词,但它主要指科学技术控制的一面,即把控制工人(主要是生产线上的蓝领工人)的三要素完全交由技术掌管,比如经理设定流水线的速度后就不再需要领班来指导工人工作。随着“数值控制”设备的引入和计算机在车间中的应用,“计算机向工人发布操作指令,收到反馈信息后,再发布下一道操作指令……计算机逐步控制了工作的全部流程”。“科层制控制”则代表了组织技术控制的革新。相比雇主控制和等级控制的随意性,科层制控制把控制工人(主要是办公室文职员工)的三要素完全交给规章制度,对工作职责、范围、内容、层级都进行详细的规定。随着控制系统的结构化,工人的反抗意愿也被消解。

  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在《制造同意》中没有专门就科学技术控制展开分析。因为在他看来“机器工具技术至少在原理上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保持着相对稳定”。但是,布若威的贡献在于将工人的主体性带入了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析框架。相比于马克思、布雷弗曼、埃德沃兹所呈现的科学技术控制专制的一面,布若威让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控制霸权的一面。在国家通过立法干预劳动过程的背景下,工人重获了对机器的控制。“超额游戏”使工人控制自己的机器而不是被其控制,这提高了他们的自主性,所以“游戏成为获得相对满意,或者马尔库塞所称的压抑满足的一部分……这种需要的满足不仅再生产了‘自发的奴役’(同意),也产生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在组织技术控制方面,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培育了竞争性的个体主义,在减轻工人与管理层之间冲突的同时加剧了工人的内部矛盾,资历的回报则确保了工人对企业的忠诚;而公司内部建立的集体谈判和申诉程序通过把工人培育成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工业公民而不是阶级的一员,消解了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团结和斗志。

  综合来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管理部门一直致力于分解工人所掌握的劳动过程,把它改组为管理部门所掌握的劳动过程;新的生产方法和新机器为这种分解与改组提供了绝佳契机。在组织技术革新方面,劳动的分工与协作、概念与执行的分离、科层制、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不断蚕食着工人的技能与抗争能力;在科学技术迭代方面,劳动过程研究先后揭示了机器、自动化和计算机技术对劳动过程以及劳动者的异化产生的影响。总之,正是在科技革命时代,管理部门才拥有了掌握整个劳动过程并且毫无例外地控制其一切因素的“豪心壮志”。但是,“对于劳动过程怎样由科技革命而发生变化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唯一的答案。因为在过去一百年里,科学和管理袭击了劳动过程的各个方面”。随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互联网与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对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沿着马克思技术控制的视角,新一轮技术变迁又将对劳动过程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互联网平台中的技术控制

  如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其他产业巨头的风光都已被各类互联网平台企业所掩盖。中国的“ATM”(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和美国的“FLAG”(Facebook[脸书]、Amazon[亚马逊]、LinkedIn[领英]和Google[谷歌])都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最早的互联网平台源自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平台。

  佩特曼(Dominic Pettman)指出,这类平台营利的关键在于能否获取人们的注意力,即平台要让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平台上,因为注意力越多,平台才越有可能通过广告营利。谷歌和脸书的出现颠覆性地改变了纯粹依赖数量的注意力营利模式。它们在网上监控并挖掘个人留下的信息,进而获得精准推送的能力,将广告信息提供给更需要的用户。从粗放的注意力经济到精准的广告推送,“数据”在其中扮演了关键作用。“对广告而言,预测和分析是十分关键的,每一比特的数据不管多琐碎都拥有潜在的价值”。于是,谷歌、脸书、亚马逊这样的平台企业开始存储用户的每一次搜索、每一条推送和每一次购物记录,通过这些不经意间留下的数据,平台可以更好地控制其用户。

  罗森布拉特(Alex Rosenblat)在《优步:算法重新定义工作》中揭示了优步(Uber)如何通过算法控制它的用户——司机。事实上,优步借鉴了谷歌和亚马逊这类平台公司管理和操纵消费者的方法,即追踪消费者的喜好和点击的内容,然后向具有同类偏好特征的用户提供所谓的“个性化定制”。只不过,优步把同样的策略应用到了劳动管理上。作为数据驱动型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优步通过详细记录司机行踪的各种细节——从他们手机的震动到乘客对每一趟行程的评分——来量化司机的工作习惯。尽管优步一再宣扬所谓的“放手式”管理给予了司机充分的自由和自主性,但它实际上在实施某种更高级别的监控,因为会记录司机一系列的个人数据,包括评分、接单率、拒单率、在线时长、行程次数以及与其他司机的表现对比等。罗森布拉特指出,在这一切的背后,“优步的算法让公司对司机的工作方式有了极大的掌控权”。

  与国外相比,国内针对互联网平台劳动过程控制的研究日益丰富。吴清军、李贞(2018)从控制视角对网约车司机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拥有工作自主性同时并存,这与传统劳动过程控制明显不同。这种新的用工模式以及平台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的策略是平台的三种核心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工作自主性机制、计薪与激励机制、星级评分机制使网约车司机对平台及其规则产生主动认同与被动接受的主观体验,并最终形成与平台的合作。该研究实际上避开了技术视角,而从劳动者主体性视角对资本控制手段进行分析。庄家炽(2019)在对互联网平台快递员的研究中发现,快递公司延续了工厂管理的模式,快递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必须遵循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操作。与此同时,快递公司建立了一套严密的信息监控系统,通过扫描快递产品的条形码将物流信息和相关责任人记录到计算机中,以供管理者和消费者追踪和查询。延续的工厂管理模式可以被视为一种组织技术控制,而以产品条形码为中心的信息监控系统则是科学技术控制的体现。冯向楠、詹婧(2019)在对外卖平台骑手的研究中发现,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平台不仅掌握了信息源和骑手数据,更实现了根据骑手个人特征而施行的实时动态化管控;同时,以智能语音助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导致了骑手的“去技术化”。孙萍(2019)也对外卖骑手进行了研究,指出算法逻辑下的劳动具有时间性、情感性和游戏化特征,并认为骑手通过“逆算法”的劳动实践实现了“人的逻辑”与“算法逻辑”的揉和与对抗。两项研究分别从人工智能和算法的角度对互联网平台的科学技术控制进行了探索。

  综合来看,针对互联网平台的科学技术控制,国外研究者已指出大数据和算法在其中的应用。尽管算法是互联网平台特有的科学技术控制手段,但它与布雷弗曼、埃德沃兹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提出的“数值控制”一脉相承,归根结底仍涉及数据如何被运用到管理当中,也因此构成理论上的连续性。国内研究者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算法等技术的强调则略过了具体分析。至于技术究竟“如何渗透在控制工人生产活动之中”,仍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以更加细致地揭示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究竟如何被应用到互联网平台的劳动管理中。而针对互联网平台的组织技术控制,国外研究者和国内研究者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如认为消费者在互联网平台“扮演中层管理者,因为他们负责对员工的表现进行评估”。但是,仍然缺乏对上述现象的理论分析和总结。

  “重返生产的隐秘之处,将被遮蔽了的劳动过程和生产场景暴露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下,是劳工研究的题中之义”。遵循劳工研究的这一传统方法,笔者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从2018年3月初到2018年8月中旬,笔者一直以团队骑手的身份送外卖,一边亲身体验骑手的劳动过程,融入骑手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一边积累由观察、访谈和日志汇聚成的田野资料。这一长时间的“浸泡”有助于笔者观察外卖平台公司技术控制的变迁过程。同时,外卖平台公司技术团队定期发布的技术博客也成为笔者了解骑手背后的技术世界的重要资源。笔者加入的骑手团队不仅是北京最早出现的团队之一,还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用团队站长的话说,“咱们团队称得上全国单量第一的外卖团队。如果说全国的外卖团队看北京,那么北京的外卖团队就要看咱们了”。

  通常情况下,团队骑手要接受所在站点(劳务公司/代理商)的管理,但管理逐步局限在晨会考勤和高峰期人工调单上。因此,与众包骑手一样,外卖平台公司实际上把对团队骑手的管理(包括系统派单、骑手匹配、配送定价、路线规划、顾客评价、绩效奖惩等)也交给了平台系统。这里所说的平台系统指由外卖平台公司开发并负责运营和维护的配送软件或者应用程序。针对不同用户,它们又被分为客户端(消费者)、商户端(商家)以及配送端(外卖骑手、站点)等。平台系统承揽了大部分的骑手管理任务,因此,研究平台经济劳动过程的关键在于理解平台系统对外卖骑手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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