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在成为人类痛苦与灾难的制造者

　　已故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写到：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之所以如此说，这是因为美国的霸权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例外，它主要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得益于“世界打仗，美国发财”这一模式基础之上。而美国霸权之后，世界将无霸权，除非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既是如此，也不会出现美国那样的幸运儿，因为到那时，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而没有幸存者。

　　两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来讲，是一场自杀，19世纪的文明就此毁于一旦。但是，对于美国来讲，这是天赐良机，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在几天内就冲上去混战起来，而美国则清醒地保持中立。其实，从一开始，美国就没有打算袖手旁观。美国不担心英法，他们已经在衰落，但美国担心新兴的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称霸。如果德国能占领欧洲大陆，就会动用全欧洲的力量与美国抗衡，美国就难以保证自己在西半球的地位。于是，在欧洲大战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政府散布消息，说从德国外交部得到的情报证明，德国正在与日本及墨西哥商谈，德国给墨西哥的允诺是，如果战争胜利，墨西哥就可以夺回被美国吞并的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及亚利桑那等地。美国舆论一片哗然，民众的心理被诱导到与其被动地防御不如深入欧洲进攻。国父关于绝不参与欧洲事务的教导，被彻底地忘记了。一年以后，美国看到双方打成平手，如鹬蚌相争一样难解难分，认为参战机会已到。于是，借口德国的潜艇炸沉英国轮船导致美国人遇难，参加了协约国阵营。到1917年，德国败局已定，美国以重兵长驱欧洲，特别是集中1500多架飞机——这是当时最新的战略突击力量，一举结束战争，雄立欧洲。当年那个在欧洲列强面前总是谨小慎微的美国一去不复返了。战争使美国成为资本大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各国欠美国的债务达100亿美元。美国政府贷款除外，仅在国外的私人投资1919年已达69.5亿美元，1929年增加为170亿美元。战后，国际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从1776年从欧洲人手中独立，到1917年反攻并初步“占领”欧洲，美国只用了一百多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美国也保持中立。当纳粹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一个星期后，美国副总统杜鲁门对《纽约时报》发表谈话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正在胜利，我们就该帮助俄国。无论谁占上风，我们都该让他们互相杀戮，杀得越多越好!”美国在“二战”中为交战双方提供物资，鼓励他们长期作战。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总统请国会召开特别会议，修改了中立法，允许交战国在“现购自运”的条件下从美国购买武器。1940年法国战败，罗斯福决定用参战以外的一切方式援助英国。美国为英国提供了50艘驱逐舰以换取英国在西半球的8个基地。1941年，日本偷袭了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美国国会四小时内通过了对日宣战的决议。随后，轴心国的德国与意大利向美国宣战，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是德日的总和，1944年则达到了轴心国的两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仅走出了30年代的“大萧条”，而且美国的经济实力更无人能比。1945年年底，华盛顿拥有2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差不多等于全世界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因此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此外，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差不多占世界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一半，美国制造的各种商品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与德国的经济崛起，美国霸权地位出现了动摇，一时间，美国衰退论，美国世纪终结论，成为时髦的话语。对此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在其《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就分析到，美国的跨国公司既是美国权力的体现，但同时也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走向衰退的根源。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主导跨国公司的发展，对外投资被当作是美国的一项国家战略，美国出台了一些激励跨国公司走出去的政策，以此促进西欧，日本地区的经济复苏。但是，随着技术向第三世界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传播，美国的跨国公司有助于这些国家振兴经济，从而使这些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权力差距。如此一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初始目标将随着跨国公司的增多而失效。所以，吉尔平建议美国用贸易或者援助的方式，而非对外直接投资去拓展经济交易。美国应该改革内部经济结构，改变公共政策方向，加速产业的转型升级，“腾笼换鸟”，鼓励投资国内，而不是投资海外。显然，美国并没有接受吉尔平的建议，以至于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而这又能怪谁呢?

　　目前，中美贸易纷争可以说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与日本和欧洲国家贸易纷争的继续。尽管当时的美日贸易战使日本陷入了长期的迷失，以至于失去了将近30年，而且还将继续下去。但是，美日贸易战并没有导致出现产业与企业大规模地回流美国，相反而是更大规模地流向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30多年前，美国与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而产业转移被认为是一条“微笑曲线”。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微笑曲线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的竞争;右边是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的竞争。显然，在这条微笑曲线中，微笑的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控制了两头，由此控制了利润，而至于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制造加工中间环节，实际上是为它们打工而已。所以，当时美国与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对于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不屑一顾。但是，30多年后，“微笑曲线”突然变成了“哭泣曲线”，美国与西方国家认为是中国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掏空了他们的制造业，是中国剥削了他们。中国“吃亏”变成了美国“吃亏”，这又是因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企业是中美贸易的最大赢家，他们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对他们来讲中国是机遇，绝对不是威胁。但是，问题是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并没有惠及美国社会，相反是以牺牲美国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一方面由于将产业外包或者转移到中国，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的空洞化，就业机会的流失，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外包与转移到中国，然后又将产品运回美国销售，尽管产品价格是降低了，这有利于消费者，但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上升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美国变成了能源与农产品出口国，这一变化又进一步加速了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对此就如班农所讲，如果继续以此下去，那么在不久未来美国将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将不费一枪一弹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陀螺仪，对此就如同历史上美国取代大英帝国那样，而且中国会比美国干的更漂亮。

　　30年前，冷战结束。美国与西方国家信心满满地认为全球化就等于市场化与民主化，而市场化与民主化就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由此达到历史的终结。但是，时至今日，这被认为是一个错误。不错，全球化确实等于市场化与民主化，但是不等于美国化和西方化，相反一个不断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世界等于去美国化与西方化。那么，目前美国与西方国家去全球化等于去市场化，去民主化，等于去中国化，等于世界再美国化与西方化吗?已故美国社会历史学家伊曼努尔·沃伦斯坦曾经写到：我相信美国不是人类痛苦与灾难的制造者，但是我相信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对此，他指的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当然还有冷战。可以说，没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冷战，就没有美国的所谓伟大。而目前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为了再次成为人类痛苦与灾难的受益者，为了使美国再次伟大，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正在成为人类痛苦与灾难的制造者。

　　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