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部分揭晓。尽管这个数据本身的可靠性也引发了一些猜疑，但依然反映出了几个意料之中的问题：

　　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初步汇总结果是1200万，生育率降到了1.3，远低于满足人口正常更替的2.1。但1200万这个数字是2019年11月1日到2020年10月31日之间出生的人口得出的，按照新生儿下降的大趋势，加上大流行的影响(诸如担心产检安全会暂缓生育，大流行导致的经济下行迫使底层进一步降低生育意愿)，2020年度实际的新生儿数量应该要比1200万这个数字更低。

　　老龄化进一步加剧：60岁以上人口占18.70%，比10年前高出了5.4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也比10年前高出4个百分点;而劳动力人口却下降超过6个百分点。

　　其他还有诸如平均家庭人口数已经低于3(这固然有人口流动因素，但丁克家庭、独身人群的增加才是主要因素)，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万)、特别是适婚及即将适婚年龄男女性别失衡等问题。

　　如果再考虑到近年结婚登记数量的连续下降，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在未来将更加严峻：

　　上图是将再婚登记统计在内的，而单纯统计跟生育直接相关的初婚登记数量的话，下降趋势会更加“惊人”：

　　而当人口平均年龄增长已经趋于停滞、生育率持续下降且远远低于人口正常更替水平之时，老龄化问题亦会成为必然的趋势。

　　目前发达国家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达到2.1才能保证人口正常更替。之所以是2.1而不是2，主要是考虑到两方面因素：根据经验数据，即便没有出生性别干预，男性新生儿数量也会略高于女性(约102-107);妇女可能在育龄期之前因为疾病等原因意外死亡。

　　对于一个种族而言，如果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2.1，人口将会出现负增长直至种族消亡。2004年日本的生育率创下二战后新低——1.28，日本人口专家预计日本将在200年后种族消亡。而实际上，日本未婚人群的生育意愿还远远高于中国，从2000年至2012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2.41~2.60个(实际生育率目前与中国相近)。

　　工业化与生育意愿

　　根据2019年1月的3.3万人生育意愿调查，选择生0个、1个、2个、3个、4个及以上孩子的人的比例分别为14.6%、25.7%、37.1%、15.3%、7.3%。这意味着，在全面二孩政策下，调查样本的意愿总和生育率仅为1.45;即便全面放开，意愿总和生育率也仅能上升至1.75。

　　而根据国际经验数据，实际总和生育率一般不会超过意愿总和生育率的70%。第七次人口普查发布会公布的生育意愿是1.8，即便放开生育限制，未来一段时间的最高生育率也仅为1.26;而七普公布目前的生育率为1.3，还要高于1.26。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趋势，即便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也改变不了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大趋势。

　　所以，在一定的社会稳定时期内，决定生育率的首先是生育意愿。如此，我们不得不首先来探讨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生育意愿的持续下降。

　　人口学者的研究显示，农耕文明时代，妇女的生育意愿普遍很高，在1949年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平均每对夫妇生5-6个孩子。但是因为战乱(特别是民族战争)、疾病、瘟疫等多方面因素，导致人口数量剧烈变动，“十室九空”的历史并非完全虚构，以至于人口总数并没有显著的增加。

　　不过，随着农业文明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口数量总体还是保持着增长的趋势。而全球人口数量的变化也大致符合这样的趋势。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民族国家逐渐趋向稳定，全球人口总数才在最近两三百年间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之所以会出现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一方面是延续农耕文明时代的惯性，从事手工农业生产的家庭对劳动力有迫切需求，普遍产生了“多子多福”的观念;而另一方面，工业化导致医疗水平大幅提高，人类可以更有效地抵御瘟疫及疾病，平均寿命大幅提高;与之同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民族战争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也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惯性趋势下，全球范围普遍出现了人口的大幅增长。

　　不过，随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多子多福”的观念逐渐失去了客观生产条件的支撑而逐渐走向消亡，在经历了二战后的人口骤然增长之后，全世界范围的人口增长趋势逐渐放缓。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机关干部中的女性就有了节育的愿望，1954年5月27日，邓颖超在给相关国家相关负责人的信中写道：“……提到关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以及避孕的问题。这个问题有许多机关女干部也曾经反映过，确是带有普遍性的”;1954年卫生部中直机关卫生处举办了一次避孕问题报告会，发出700张听课票，而到会听众多达2000人;1955年5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避孕常识》一书，先后在北京和重庆再版9次。一年的销售102万册……

　　从毛泽东时代的最后10年一直到“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夕，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2，接近了人口正常更替水平了;反而是在农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后，总和生育率出现了短暂反弹，这与上面分析的农耕文明时代生育意愿强烈的原因密切相关。 

　　即便是人口总数即将超过中国的印度，人口增长的趋势也随着它们最近几十年的工业化而逐渐趋缓，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2.3左右：

　　按照这样的趋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紧追中国的印度，生育率的下降的步伐要赶上中国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如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也曾经是这样追赶日本的。

　　那么，作为一个成熟的工业化民族国家，怎样的生育率才是一个合理的水平呢?这恐怕很难有个标准答案。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对比：

　　二战后，美日欧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普遍迎来了婴儿潮。上世纪50年代，德国的生育率达到了2.7，其他中西欧国家甚至达到了3.7。但经过50-70年代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80年代以后，西欧的总和生育率普遍下降，一些国家甚至降到了1.3以下，日本与西欧的情况类似。福利水平较高的北欧的丹麦、瑞典、冰岛等国则勉强维持在1.8以上，反而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优等生”。

　　同样是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反观前苏联及大多数东欧国家，除了在二战结束后的前几年，生育率一度超过3.0，50年代-80年代的生育率却维持在了2.2-2.4的相对合理水平，直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才开始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东欧国家的总和生育率(TFR)普遍降到1.2~1.4。 

　　这样的强烈对比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成熟工业国民众生育意愿及总和生育率的普遍下降，跟养育孩子的相对成本及绝对成本的上升密切相关。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日欧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选便宜的劳动力收割剩余价值，大企业伴随着资本全球化将产业大量外迁、转移到东南亚、中国、印度、拉美这样的后发国家，发达国家的本国劳动力被本国资本抛弃。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老年人老无所养，贫富分化还不断加剧;本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又催生了债务经济的繁荣，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养育孩子的成本急剧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和日本的夫妇更加倾向于推迟生育或选择不生育。而在苏东国家，之所以在剧变之前还能维持2.2以上的生育率，恰恰是得益于其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哪怕它们已经变修。

　　而今，中国民众也面临着日本和欧洲民众早已经面临的问题。2018年，《中国理财周刊》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至其大学毕业为止，至少需要花费50至130万元人民币。这还只是一个平均值，焦虑的中产精英要把孩子送出国留学，成本会更高;而子女踏入社会以后，还有更加昂贵的结婚开支和买房、买车开支……

　　2020年，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2.7万;按照2.62的户均人口数，户均可支配收入每年也仅7万。把孩子养到大学毕业全家22年的总可支配收入也仅150余万，养一个孩子都捉襟见肘，用掉1/3的可支配收入，而且还得按照50万的“低配”。再考虑到贫富分化状况，1%的家庭占有了1/3的社会财富，10%的家庭占有了90%以上的社会财富，那90%的家庭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这才是生育意愿跌入谷底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工业化将人类的生育率从6降到2，还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话，那其后的生育意愿及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根本上则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贫富分化所导致的。

　　在民众已经普遍“不敢生”、“不愿生”的情况下，还没有能够通过政策驱动将生育率拉回正常更替水平的先例。例如，日本早在十几年前就通过大量的财政补贴将民众的生育成本几乎降到零，生育率却一直萎靡不振。毕竟，对于民众而言，后面还有上学的成本、买房的成本、结婚的成本……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德国，德国2007年调高生育补贴，每月高达900欧元，最高可达1800欧元，相当于税后收入的三分之二，生一个孩子可以拿14个月的补贴，总共可得2.52万欧元，但德国人仍然不敢生。

　　雇佣劳动制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人口出生率也不可避免的一路向下。从而，我们就看到一个现象，一个地方的资本主义越发展，生育率就下降得越厉害，资本就不得不去寻求那些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进而，我们就可以看到二战以后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跨国资本的流动轨迹：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印度、东南亚→非洲。

　　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笔者在前面才敢于提出印度的出生率下降步中国后尘只是时间问题;即便是今日的非洲，尽管出生率仍然居高不下，但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国家因为工业化，人口出生率已降至2.0~3.0一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口出生率也从6.0以上降至3.0~4.0一档。随着跨国资本的涌入，如果国际局势不变动，非洲的“人口红利”也将会在未来消耗殆尽。

　　民族主义视野下的“少子化、老龄化”

　　按照目前的人口变动趋势，一增一减，国际上黑人、穆斯林，国内少数民族的人口比重必然是迅速增加的，民族主义者对这个现象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框架下，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民族主义者的焦虑是因为他们远还没有站到共产主义者的高度：“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另一方面，“少子化”势必造成未来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老龄化”势必造成养老金支付总量的增加。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分配体系之下，长此以往势必不可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