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代和马列主义时代观的几个现实问题

　　任卫东

　　时代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复杂。经典理论在否定、歪曲和坚持中几乎面目全非，现实又对流行说法提出深刻拷问。时代问题像一颗被嫁接了无数次的大树，结满了不同的果实。为了搞清这究竟是棵什么树，我们只能从树叶往下看，研究树干乃至树根，然后找到真正属于它的果实。

一、几个重要概念

第一，时代主题及其转换

　　在时代问题上，有一种说法很有代表性，好像对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的认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过去之所以出现错误，就是因为没能认识这个主题。例如：“应该说，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时代主题就开始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但自那时起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仍以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没有认识到适应时代主题的转换，因而，国内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穷社会主义。”“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后，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认清时代特征、跟上世界潮流，进行深刻的改革与调整，反而变本加厉，在歧路上走得更远。这在中国，就是邓小平说的，对外搞闭关自守，对内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严重妨碍和破坏了经济建设。由于对时代判断失误和没有适应世界潮流进行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改革，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和它直接控制下的国家遭到完全失败，在中国也经受严重挫折，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如同邓小平所说，不改革也是要垮台的。……邓小平理论的所有内容，都同对国际环境与世界潮流的观察和判断分不开，都是面向世界的结果。……因此，在谈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时，就无须过分强调‘在中国’三个字，不能低估它的国际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主题开始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到5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正是由于否认或忽视和平与发展的客观现实，当时代主题已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时还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点和政策，才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严重挫折。……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并不像一些人说的只是作为奋斗的目标，而是明确作为对国际环境的正确认识、根据世界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时代主题提的。基于科学分析世界形势演变和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有强烈的时代感。时代发展的最重大的表现，是时代主题的转换。邓小平首先抓的就是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这就是他说的，‘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上文作者说1950年代时代主题就已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而且严厉批评当时的领导人没能认识到这个主题。但问题是，就算邓小平说的和平与发展就是上文作者所说的主题，那么邓小平当时又是怎么认识所谓的主题的呢?对此，我们不能不诚实地考察历史。1977年邓小平指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 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因为霸权主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1982年邓小平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多次谈到战争的危险:“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在非洲、中东、西亚、东南亚，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受到了威胁和侵犯。苏联全力支持下的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狂妄地进行着大规模的军事侵略。欧洲也笼罩着战争威胁的阴影。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各个地区动乱的主要根源是霸权主义的扩张。霸权主义如此猖狂地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不能不增加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不错，我们经常谈到战争威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战争，而是因为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这种战争的危险恰恰来自天天都在散布和平幻想和缓和假象的战争策划者。我们认为必须正视这个严峻的现实，不能像鸵鸟那样埋在沙里就自以为安全。”1979年2月邓小平会见埃及总统特使图哈米时说:“同1977年比较，世界形势不是更缓和而是更紧张了。新的不安和动乱不断出现……”当年8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时说：“总的来看，(国际形势)是更动荡更紧张了，对别国进行干涉控制以至发动赤裸裸武装侵略的种种事实表明战争危险的因素仍在增长。” 1981年6月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时说：“当前国际形势更加动荡、更加不安，危险爆发点越来越多。一切反对霸权主义好爱好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可以对付各种困难局势，延缓战争的爆发。如果能够制止战争的爆发更好。”可见，直到1980年代初，邓小平仍然认为国际形势“国家紧张”、“更加动荡”、“更加不安”，对能否制止战争没有十足的把握，只是一个争取的目标。直到1983年，邓小平才对战争问题有了新的看法，说：“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4年11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起，讲了好多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安安心心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毛主席那个时候讲战争危险肯定是毛主席讲的，但粉碎“四人帮”后讲战争危险肯定不是毛主席讲的，应该是邓小平自己讲的。事实上直到1980年，邓小平还认为“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说“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我们内部甚至估计，两霸战争布局在八十年代中期完成，因此那时候可能爆发世界战争。”所以，很明显，邓小平自己对战争危险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大约是在1980年代前半期完成的，从邓小平自己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到这个事实。1985年3月邓小平说：“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谈到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转变时说：“你们1982年来时我们还没有转变，现在完成了这个转变。”前面提到的文章说195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时代主题转换，批评当时的领导人坚持错误时代观并导致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而邓小平有强烈的时代感，首先抓的就是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但问题是邓小平自己对战争危险的看法是什么时候才转变的，党的正式文件是从什么时候才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以及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在1950年代是怎么认识时代主题的。不顾历史事实，忽略历史过程，利用后来的提法，貌似先知先觉，人为地把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认识对立起来，无非是为了否定过去。

　　真实的历史足以说明问题。19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关于可以争取较长时间和平的论述比较多。例如：1985年邓小平说：“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1987年7月邓小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时说：“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 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50年就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中国可以放手进行建设。他说：“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 1955年4月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谈话时说：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势。……目前的问题是和平还是战争?战争打起来，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早些完蛋;如果不打，还可以多活几年。……美国有三百万军队，驻在世界各地却有一百五十万。这样把自己的力量钉死了，无法打仗。看样子美国现在是想霸占些地方，不一定就会打起仗来。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我们便可进行十个五年计划。“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十五年已经过了三年，再有十二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 1956年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说：“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很明显，毛泽东在1950年代前期与邓小平在1980年代后期的提法没有本质区别。这说明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忽略过和平，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建设。所谓当时没有认识到主题转换的问题根本不存在，这只是一个人为制造的主观理念，因为那时既无主题更无转换。

　　那么邓小平说的“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针对1960和1970年代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相应政策说的。那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苏联不仅频繁在黑龙江、新疆等地进行挑衅以至引发两国在珍宝岛发生激烈武装冲突，还在中苏、中蒙边境部署百万重兵，在亚洲构建针对中国的集体安全体系，对中国实施地缘政治包围，甚至考虑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中国当时面临的是现实的、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危险。面对这种形势，可以设想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不进行战争准备吗?事实上，当时如果不积极备战，战争很可能就真的发生了。防止战争的最后手段就是让敌人知难而退。如果对在那种情况下采取的备战措施都要指责，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邓小平说转变认识不是因为当时错了，而是后来不需要了，因为中苏关系1980年代中期已经明显好转了。再看整个世界形势。那是是一个风起云涌，激烈交锋，剧烈变革的年代。不仅两大阵营的全面对抗一再升级，局部战争此伏彼起，世界维持着脆弱的恐怖和平，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格局。此外，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世界范围的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反战运动，发端于法国，席卷西欧，以“再创一个巴黎公社”为口号的民主革命运动等等人民运动猛烈冲击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出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世界大战一结束就说和平成为时代主题，这种思维似乎有点太过简单。战争结束之后当然就是和平，这是连瞎子都看得见的现象，把这种现象上升为时代主题不知能说明什么问题。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发生发端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而直到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才首次出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表述。在此之前根本不存在世界主题、时代主题之类的概念，更谈不上转换。也就是说，没有认识到主题转换是个伪命题，因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认识到什么，而在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是主观认识问题，而是客观现实问题。

第二，主题等于特征?

　　时代主题概念出现后，相关论说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将时代主题与时代特征相混淆。例如：“在当代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方面 , 首先是邓小平较为及时地认清了当今时代特征的变化。他于1984年10月31日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到1985年3月4 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更明确地讲到‘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就是说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变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当今时代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时代，其主题或基本特征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性质是由时代主题或时代的基本特征决定的。据此，根据不同的时代主题，20世纪大体可分为两个时代。上半期被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于这个阶段的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所以通常又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20世纪下半期的时代主题和基本特征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也就进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时代发展的最重大的表现，是时代主题的转换。” “(邓小平)后来又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也吸收了学术界有关的研究成果和建议，遂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作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

　　在上面这些例子中，主题、特征乃至问题全都混为一谈了。无所谓吗?肯定不是，这在逻辑学上属于偷换概念，会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从而使问题不限于逻辑学。实际上，主题和特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按词典的解释，主题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该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或者“泛指谈话、文件、会议等的主要内容”。而特征是“可以作为人或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可见，主题是主观的，特征是客观的;主题是要做的文章或要强调的问题，而特征是现实情况。把主题和特征划等号在逻辑上属于偷换概念，在政治上属于混淆视听。1980年代中期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的邓小平从来没有把它们当作已经存在的时代特征，而是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到了1990年，邓小平更是明确强调“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为什么在时代问题上言必称邓小平的某些人非要曲解邓小平的本意呢?此外，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谈和平与发展时从来没使用过特征这个词，用的全是主题。下述说法是极不严肃的：“十四大和十五大还都把当今的时代特征明确界定为和平与发展。这就表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因为时代性质只能由时代特征决定。……作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说它们反映世界历史一定阶段的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二是说它们符合世界人民和各国的共同利益，因而是全世界进步力量和人民群众以至多数国家为之奋斗和努力争取的目标。”中央政治报告的表述是一种很有分寸的做法。邓小平谈和平与发展时用的是问题这个词，而且强调这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所以，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提出主题这个概念未尝不可，我们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主题。但非要把问题说成特征就值得注意了。其效果无非就是证明前三十年的时代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从而人为地制造两种时代观的对立。

第三，性质还是特征?

　　另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用时代性质这个概念给时代下定义。例如：“时代性质、本质是由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或根本矛盾规定的，时代观必须反映基本矛盾或根本矛盾的性质、状况及其趋势;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是由世界主要矛盾规定的，时代主题或基本特征鲜明地反映着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和变化;而世界主要矛盾根源于基本矛盾，是基本矛盾的展开和具体化。……只有认识清楚历史大时代性质、本质，才能具体认识这个时代的主题或基本特征。……邓小平理论在时代问题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正确把握了时代主题的转变，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成为时代基本特征的时代主题观，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时代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境界。”“不能以时代的特征来界定我们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在我看来，‘时代的特征’与‘时代的性质’无疑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决不能因此而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综上所述 , 只有正确地区别‘时代的性质’与‘时代的特征’，把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视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才有可能进一步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由以产生的世界历史基础 。笔者强调把握‘时代的性质’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时代的特征’。只有正确把握‘时代的性质’，才能进而全面认识‘时代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对‘时代的特征’的科学考察，又可以使我们从动态上全面把握‘时代的性质’。只有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由以产生的世界历史基础。”

　　有点云山雾罩，不是吗?时代性质着实是个令人困惑的概念。遍寻原著，在时代划分上，未见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使用过这个概念，他们总是用特点、特征来说明时代的本质。例如，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在著名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列宁同样强调了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在分析帝国主义的实质时，列宁用的也是特征。他说：“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以明确地看出，马列主义是用特征来定义和划分时代的。马克思、列宁都是理论和学术大师，他们恐怕不至于词汇贫乏或犯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马克思和列宁在这里所说的特征，就是时代的本质。从一部经典辞典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佐证。《简明哲学辞典》的“定义”词条是这样说的：“对事物的本质特征或概念的内涵和界限的确切的逻辑的规定。” 这就是说，给一个概念下定义，用的正是这一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事物的“根本特征”、“基本特征”、“本质特征”所反映的就是事物的本质。时代问题的核心就是给各个不同的时代下定义，比如“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等等。时代划分是以不同时代的定义为基础的。没有“亚细亚”、“古代”、“封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等这些概念的定义，我们如何划分时代呢。而定义时代就是要找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时代是个时间或历史观念，指的是具有某种特点的时间段，就像四季一样。季节有什么性质?划分四季不就是依据冷热干湿这些特点、特征吗?还需要在这些特点、特征之外再找出其他的所谓的性质来定义四季吗?所以，在时代问题上，我们没必要去制造、使用太多的新概念，关键的问题就是明确说明这是个什么时代，而不是把问题弄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以达最终令人不知所云之功效。当然，列宁在谈时代时也确实提到过性质。他在批判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时说：“在这个时代里，没有一个，确实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大国能够逃脱现代民主派内部的两个彼此矛盾的流派的斗争。虽然一般说来这一时代带有‘和平的’、‘停滞的’、死气沉沉的性质，但是上述斗争在每个大国里有时表现得十分激烈，甚至导致分裂。”显然，这种“性质”不是划分时代的标志，也不是时代的本质，只是某种非本质的属性。

　　此外，将时代性质和时代特征加以区分、并列使用还给另一种逻辑错误创造了条件。例如：“所谓‘时代主题的转换’讲的就是‘时代特征’的变化。在20世纪，‘时代的特征’发生过两次大的变化：一次是发生于20世纪初的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由资本主义总体和平发展到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武装冲突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第二次是由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向和平与发展时代的转变。”“因此，当今时代的性质本质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其基本特征或主题先是战争与革命，而后是和平与发展。” 总之，抽象地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说成是所谓大时代的性质，然后再具体地把和平与发展说成是小时代的主题或特征，这是当前有关时代问题的一个近乎标准答案的说法。可问题是，具有这个性质的大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同一个时代中竟然能发生两次大的时代特征的转变?时代特征都变了，那这还是同一时代吗?难道确定了一个所谓的时代性质之后，时代特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可以多次改变?一个时代没有一个统一的特征吗?实际上，搞这种概念无非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但它引起的矛盾恐怕比解决的矛盾更多。所以，不能随便制造和使用概念，时代就是用其本质特征来定义的，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时代的本质特征，并防止把时代中某个时期的特点当成时代特征。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认识时代呢?这需要我们回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理论，因为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不可避免地目光短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