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互联网没有诞生在前苏联？

为了建成国内互联网，苏联科学家们曾经花费了数年努力，仍旧功亏一篑。其失败和如今全球互联网的难以为继有着相同原因。

1979年10月1日一早，计算机科学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viktor glushkov）进入克里姆林宫与中央政治局会面。黑色的镶边眼镜背后是一双锐利的眼睛，映射出一个警觉的人，他有高度抽象问题的解决能力，在解决问题时能轻易举一反三。当时苏联正好陷入了棘手的麻烦。一年前美国推出了阿帕网（arpanet，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组建的计算机网，现在的internet是在apra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打包信息交换的分布式电脑网络，它为我们现在熟悉的互联网播下了种子。最初，这种分布式网络是为了在苏方进行核攻击时，美国的科学家和政要能通过电脑实时交流，这样的技术在当时已处于领先，苏联岂能无动于衷。

格卢什科夫认为应该开拓社会主义的电子时代，他称这个充满巨大野心的项目为——全国自动化系统，旨在使用技术手段合理流畅地对整个计划经济进行控制。系统将依据国家制定好的计划而非市场价格作出经济决策，这样就能在事情发生之前由电脑模型加速预测（掌控）出经济的平稳走势。格卢什科夫想又快又好地实现决策，也想要更先进的电子技术，不过这一切都需要政治局的经费支持。

可是当日清晨，当格卢什科夫步进那间洞穴般的房间时，他注意到长桌旁空出了两把椅子——他最有力的的支持者并不在场，更有甚者——桌子边围着一群目露凶光的部长们，谁都想争取政治局的经费来支撑自己的事业。

1959年到1989年间，为了实现明确的社会目标，国家再三引导科学家们建立全国范围的互联网。由于太想从二战后的创伤中尽快恢复，苏联一直在进行种种体量庞大的现代化项目研究。当时的苏联已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将一个充满低教育水平农民的沙皇国家变成了一个拥有核能的超级大国。

在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于1956年发声批驳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之后，这片土地的未来有着极强的可能性。这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想要通过网络接管并控制国民经济，这也是世上首次有人想为所有国民建设互联网。此想法是军事研究员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基洛夫（anatoly ivanovich kitov）的心血结晶。

基洛夫体格不大，但极为聪敏，擅长数学，原为二战时期苏联红军。1952年，他在一处秘密军事图书馆接触到了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948年出版的著作《控制论》（cybernetics），此书为希腊语中的“舵手”一词赋予了新的含义，并介绍了战后科学中一种自我控制的信息系统。在两个主要科学家观点的支持下，基洛夫将“控制论”这个单词翻译成了一种强劲的俄语表达——基于电脑技术发展自主和信息传递的系统。对控制论的灵活解读意在使得苏联能够在技术武装下对国家进行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管理，这是对斯大林时期强人统治所导致的暴力和崇拜的一味解药。确实，也许控制论能够帮助确保不再出现下一个政治强人，因此投向技术治国之梦。

1959年，基洛夫已经成为了秘密军事计算机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为了更好地计划国家经济，他将注意力投入到了“计算无穷数目的可靠处理能力”。信息协调问题对苏联社会主义项目的困扰最为长久（苏联在1962年才发现，1959年的人口普查中出现的人工计算错误，使得整个人口数量被错估了400万），基洛夫在“红皮书信”里写下了他的想法，寄给格卢什科夫。他认为，为了计划经济，应该允许“民间人士”在夜间（军人休息时）使用功能强大的军用计算机进行计算，经济的计划者应该充分利用军用计算机的非日常时间实时调整人口统计问题，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在夜间对经济计划做出微调。他称他的军民国家计算机网络为经济自动化管理系统。

1959年4月，尤里·巴茨列夫斯基（苏联计算机发展部门副部长）在看过美国第一个串行电子管计算机ibm 705之后说：“这机子不错，不过我们国家的‘strela’（由尤里·巴茨列夫斯基担任总设计师）也不赖。”

然而，在信送达格卢什科夫之前，基洛夫的军事监察者就将其截住了，他们对这个计划感到愤怒，认为军方不应该将资源与国民计划经济共享，这些资源基洛夫绝对不敢说是落后于时代的。秘密军事法庭就此安排了对他的审判，基洛夫的党员身份被迅速剥夺，为期一年，同时他也被开除出了军队。国民网络计划自然也随之一同终止了。

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这个想法却被另一个科学家采纳，而此人在数十年后甚至与基洛夫结成了亲家，这位科学家便是上文提到的维克多·格卢什科夫。

格卢什科夫计划的全称叫做——能够自动收集处理信息以便计算、计划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苏联全境自动化系统。这一名称能够完全诠释其自身和格卢什科夫的庞大野心。全境自动化系统（ogas）的第一次提出是在1962年，基于已有和即将新建的电话网线，其意在建立实时和远程的国家计算机网络。最能说明其野心的是，你会发现它横跨了欧亚大陆，在布置严密的计划经济网上，每个工厂和企业都是一个节点。国家和经济的网络结构都呈三层金字塔状层层递进，莫斯科的中央计算机中心下连接着200个中等计算机中心，这些中等计算机中心分布在各个一线城市，每个中心其下连着两万个计算机终端，这些终端分布在国民经济的主要生产站点。

为了实现格卢什科夫伟大的构想，互联网的架构采取了自上而下逐级分散的树状设计。也就是说，莫斯科能够明确知道谁获得了授权，任何一个被授权的使用者都能通过金字塔网络接触其他使用者——并且不需要来自母节点的首肯。格卢什科夫很清楚，他可以通过互联网高效获取各地情报。他用了许多时间思考实现互联网的数学问题，即使是在每天从家到莫斯科之间往返的火车上（他笑称基辅-莫斯科的火车是他的第二个家）。

ogas项目在上世纪60年代晚期被许多国家官员和经济规划者所采纳，这些人想用它来解决那个困扰了苏联许久的难题：苏联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未来的蓝图，但是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就再没人清楚怎么实现共产主义了。对格卢什科夫而言，实现互联的计算机可能只是让国家向着作家弗朗西斯·斯布福德（francis spufford）描述的“红色充盈”时代前进的缓推器。这意味着从萧条脆弱的计划经济——配额、计划生产以及工业标准扭曲的纲要到中央集权的转变，国家能借此快速复兴。这个项目的意义不亚于迎来“电子化的社会主义”。

这样的设定过于野心勃勃，它要求这些光荣而执着的人们必须自愿抛弃过去的思维方式。60年代的基辅（乌克兰首都）充满了这样的人，斯特鲁加茨基兄弟（著名苏联科幻小说家）们白天做心理医生，晚上写作科幻小说。在他们几公里之外的郊区，格卢什科夫主导落地了一个研究控制论的研究所，一干就是20年，从1962年开始，他招募了很多有雄心的年轻男女进入研究所，而当时研究所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格卢什科夫和他年轻的同事们致力于发展ogas项目及其他服务苏联的控制论项目，比如一个能够支持线上虚拟货币分类流通的电子经济体系——这不过是60年代早期。由于引用马克思的话在论战中压到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拥护者，格卢什科夫一举成名，他将他的创新描述为马克思预言的忠实履行——一个去货币化的社会主义未来。不幸的是，1962年提出的电子货币设想只激起了一些负面的焦虑，并未得到委员会批准。但是，他宏伟的经济网络项目依然坚挺。

控制论者们构思出一种模拟神经网络体系来帮助苏联经济，借助于基辅研究出的其他创新计算理论，这种借鉴与大脑神经的功能机制而诞生的体系允许电脑个体之间的相互干涉。比如说，为了冲破所谓的冯·诺依曼瓶颈（限制了计算机中可转换数据的数量），格卢什科夫的团队提出了“宏观管道处理”（macro-piping processing），这一设想基于人脑中许多突触能同时发射信号的机制。除了数不清的大型计算机项目，其他理论模型还包括自动化理论、无纸化办公以及自然语言编程，后者能让人机直接就语义对话，而不像如今的程序员使用特殊语言编程。更有甚者，格卢什科夫和他的学生们构建了信息不朽的理论，这个概念就像阿西莫夫或者阿瑟·克拉克附体提出的“意识上传”一样。数十年后，格卢什科夫临终之时，他温柔安抚着伤心的妻子，“放轻松。总有一天，来自地球的光将穿越星系，而在每一个星系我们都会再次恢复年轻。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下班之后，控制论研究者们都到充满轻松愉悦的喜剧俱乐部里放松，以此排解繁重工作的压力。他们就在这个独立于莫斯科规则之外的地方肆意生长，有身处虚拟国度的感觉。1960年的新年聚会上，他们自命为赛博托尼亚（кибертонии，cybertonia），并组织了诸如节日舞蹈一类的定期社交活动、在基辅和利沃夫的研讨会和会议，甚至发表了一些半开玩笑的论文——诸如《如何能尽可能地对政府保持隐形？》。他们对内制作并颁发了一些充满双关讽刺意味的假护照、结婚证书、内部通讯、穿孔的货币，甚至赛博托尼亚的宪法。出于对苏联地方议会的讽刺和模仿，赛博托尼亚由一个机器人委员会管理，议会领导人是他们的吉祥物和最高领导人——一个演奏萨克斯的机器人——这是对美国爵士文化引进的一种许可

格卢什科夫也如鱼得水，他管他的回忆录叫《无视当局》，尽管他的官方头衔是乌克兰科学院的副院长。他反对传统文化，认为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奖学金是计算和其他工作的推动力，这早就是网络社会的产物了。

但是这一切都需要经费支持，而格卢什科夫的ogas项目尤其缺钱，这就意味着要说服政治局拨款。这也就是他在1970年10月1日清早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原因，他希望能继续赛博托尼亚的工作，为破败的苏联提供互联网。

财政部长瓦西里·戈尔布佐夫（vasily garbuzov）是个*河蟹*烦，他既不想搞花哨，又想要能够实时传递信息和实现最佳管理的计算机网络。从明斯克访问回来之后，他呼吁废除已有的计算机形态，代之以能在母鸡窝里播放音乐和发出闪光的计算机，这样能提高母鸡的产蛋率。他的动机当然不全是出于天然的实用主义，他只是想为自己的部门争取资金。传言他曾在10月1日前与经济改革派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私下会晤，并发出如下威胁，如果他们的对头中央统计局持续资助oags项目，戈尔布佐夫和他的财政部将不遗余力地打击任何改革产生的成果，就像他5年前做的柯西金渐进自由化改革一样。

格卢什科夫需要盟友并肩，以保证苏联互联网的存续，但是会议上没有这样的人存在。空着的两个椅子是给一位重要的部长人物和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两人也是ogas项目最有力的支持者。但是显然，他们对于部门之间的冲突选择了回避而非面对。

戈尔布佐夫成功说服了政治局，他认为ogas项目为计划经济所规划的最佳模型管理信息流太长远，体量太庞大。委员会“弃暗投明”，认为支持戈尔布佐夫比较稳妥，oags项目还是胎死腹中为妙，下一个十年再考虑不迟。

使ogas项目夭折的原因同苏联解体的原因类似——即不通过正式制度决策，这很令人惊讶。各怀鬼胎的部长、跟风而动的官僚、紧张的工厂管理者、困惑的工人们甚至其他的经济改革者都反对ogas项目，但全是出于他们一己私利。失去了国家的资金支持和监督，国家网络项目在70年代和80年代间散成几块，而后更分散成数百个孤立不可互操作的工厂局域网控制系统。自然，电子社会主义也随之飘散了。苏联没有互联网的这一结果，不是因为它太僵化或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太过浮躁，其中的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

由于国家资金得到了良好监管，研究的环境也很和谐，第一个全球性的计算机网络得以在美国扎根，而与此同时，苏联的网络只能垂死挣扎，无序的竞争和政客们的内讧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这实在讽刺。幸亏资本家们表现得像共同合作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让社会主义者们像资本家一样行事，全球第一个计算机网络才得以建立。

苏联互联网的命运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警告，现代互联网不应步其后尘。而在今天，“互联网”被理解为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其对信息自由、民主和商业的促进效益正在严重减弱。国家和企业正在想尽办法填充互联网的每个角落，即使歌手普林斯（曾公开发表声明称“互联网已经完蛋了”）和美联社（曾告诫公众适当远离互联网）不发声，无处不在的应用程序更像一个只供使用者浏览的带围墙花园，而不是公共浏览器一类的的共享空间。内部戒严的防火墙（如facebook和某国防火墙）会吞噬不合标准的链接（如本文原网站aeon）。法国、印度、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莫不如此，他们渴望国际化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的分配，好对其国民执行自己的法规。事实上，数百个非互联网网络已经在一些公司和国家里运作了几十年。计算网络的未来，毫无疑问地会指向一个统一的互联网，同时也会涵盖众多相异的在线生态系统。

也就是说，历史总是相似的，具有20世纪特征的多个现代国家都想让自己国家的网络在国际上出彩。在冷战这出大戏中，“苏联不联网”（soviet nyetworking）或者历史学家萨拉瓦·格洛维奇（slava gerovitch）冠名的“苏维埃不联网”（soviet internyet），都能够让我们瞥见那个时代的景象，也为我们提供了计算机网络的1.0版本。权衡历史和对未来的预测，只有一个互联网的观点可能站不住脚，考虑到对冷战的讽刺是本文的核心——合作的资本家竟然胜过了竞争的社会主义者（苏联往年的失败），也许我们不应该对互联网的未来感到太乐观。

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曾嘲弄技术，认为那就是社会制造的耐用品，社会价值不得已嵌入其中。例如谷歌的pagerank算法（译者注：基于对网站的各方面进行评估，得出各个网站的权重）被认为是“民主的”，而那是因为在许多因素之中，它的链接（和外附的站点链接）就像投票，附加链接最多的页面自然排名最高。而今，互联网出现了自由、民主和商业的载体，部分原因是它在大众的想象中巩固了自己，就像西方的价值观在冷战之后大获全胜一样。苏联互联网生灭记也颠覆了拉图尔的格言：社会技术也只能存在一时。

换言之，就像我们的社会价值与时俱进一样，技术也日新月异地变革着。苏联曾经将集体主义控制论、等级化的中央集权以及计划经济的价值观嵌入互联网，这对我们和现代读者来说都很陌生，如果互联网上都是这样的价值观，未来的观察者们一定会感到奇怪。网络技术一定会持续进化，社会上出现的最愚蠢的揣度只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箱。

格卢什科夫的故事对投资者阶层和想要改变的技术代理人都是一种警醒——拥有令人惊讶的天才以及远虑深谋都不足以改变世界，因为所处的体制会使一切都不一样。这是来自苏联的经验，以及媒体环境不断挖掘数据和其他形式的隐私所得到的教训：这种层层递进的网络认为，加强网络和文化意识形态的管控同样重要，总之，不要搞怪。

虽然计算机互联网项目及其发起人未来将继续致力于提供光明的公开网络，但是私人机构也将继续监察那些利用网络窥视我们的生活的力量（也许这就是隐私的真义：信息搜集机构利用其庞大权力窥探我们的生活，能保证这种底线不受侵犯的不仅仅是个*河蟹*利）。苏联的案例提醒我们，在20世纪，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国内间谍程序和微软的云参与系统，为了他们体制内的利益，其实对个人和公共的信息进行了侵犯。

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对这一事实感到过分安心，即全球互联网的第一次实现有赖于资本家合作而不是相争的社会主义者：苏联互联网的故事提醒我们，网民的活动没有得到保障，其实私人利益支撑的互联网会比那些不愿合作的强大力量要好得多，这不仅考虑到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更是对我们的网络时代行将被相同原因威胁的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