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职场的人，都有一个普遍的感受，那就是越来越感到疲惫，累，不是累并快乐着，而是累并痛苦着。
人们对于这种状态又无法改变，有一种强烈的无助感，无力感。
一种正能量的声音高叫着，活着谁不累？世界上没有容易二字，活着就是要奋斗，996是修来的福报，云云。
然而无论正能量们如何说教，都无法抚平人们劳累的痛感，于是有了“社畜”的自嘲，有了“六合大神”，有了“内卷”，有了“佛系”，有了“躺平”，这是一种对于疲惫的态度，一种特色的拒绝，一种无奈的抗争，一种说“不”的方式。
你没身处其境，居高临下的说教显得苍白无力。
为什么我们会感到越来越累？
我曾经发起过这样一个话题，回答五花八门，一说中国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劳累；一说是因为“内卷”，把有限的精力都用在了内耗上了；一说是因为无能，没本事，有能力的才不会感到越来越累呢；一说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一说中国的发展必需以西方经济学来指导，搞市场竞争，就自然会发生劳累现象；还有的质问：难道过去不累吗？
只是很少有人说到一个词：资本。
难道这个问题跟资本无关吗？
资本与打工人的劳累是与生俱来的一对矛盾，早在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和高速发展的那段时期，工人就品尝到了劳累的滋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以英国的印刷业为例，指出那里的工人超长的劳动时间，“在一星期中有好几天要连续不断地从事这种苦工达十四五六小时，甚至往往一连劳动三十六小时，而中间只有两小时吃饭和睡觉的休息时间！”
美国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是多少呢?是十四至十八个小时。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劳动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这一矛盾，让人们认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当牛做马了，他们开始了猛烈地反抗。
美国芝加哥的工人率先提出了口号：
“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娱乐。”
芝加哥工人罢工的日子，五月一日，成了世界工人阶级共同的节日——国际劳动节，一直延续至今。
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后来传到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党组织开始为中国工人争取基本的权益和要求。1923年5月1日，著名诗人柳亚子发表《劳动纪念特刊宣言》，称：
“五月一日，是世界上劳动的兄弟姐妹们一日工作八小时的运动胜利纪念日。在欧美各国，这个问题四五十年前已经成为最大的问题，我们民国，快快努力研究，不要再做时代的落伍者了。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简直是劳动者的最低度要求。世界劳动者和青年为获得这一权利牺牲流血。而我们国家的同胞，简直不知道五一是什么。可怜的劳动者，俯首帖耳过着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的非人生活。”
结束这种非人生活的重任落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8时工作制”成了共产党人的政纲，经过了牺牲流血，中国工人阶级最终获得了这一权利，并成了国家的主人。
即便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仍然是重要的经济形态，但它的生产及经营，甚至是管理都是要受工人监督的，已经具备了一些社会主义的特征。毛主席在这一时期一直推动在私营企业“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并强调“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工人的监督权，限制了资本主义法则的施展，工人的权益能够得到较好的保障。
1953年7月，毛主席在审阅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报送的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稿和中央转发这个指示的批语稿时，在加写的有关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中指出：
“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解放以前的那种资本主义，它主要地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部分利润，但是这一部分利润，在整个企业盈利中不过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占了四分之三左右的盈利的主要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这里包含了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一个小的成分)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即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带了若干(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社会主义性质的。”
1953年7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讲到了过渡时期的诸多问题，对于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他这样说：
“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毛主席又进一步在深层次上思考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系统地阅读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读到教科书说1936年通过的新的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体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时，毛主席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他进而评论说：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为转发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等的批语。批语写道:
“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的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这就是鞍钢宪法的核心“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成了企业的管理者，而不是“打工人”，也不是“被雇佣者”，这是毛主席找到的工人阶级保护自身权益的根本出路。
在探索工人阶级权益途径的过程中，毛主席着重关注了两点，一是提到的“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唯利是图”，分别代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法则，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本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它将生产控制在社会需要的合理范围内，不会造成过度的生产，因此也就不会造成劳动力的过度浪费。而资本主义的法则是唯利是图，它不是以社会需要而生产的，而是以利润为目的而生产的，只要有利可图，它可以无限地扩大再生产，推高资产价格，榨取剩余价值，必然会造成生产的巨大浪费，进而不断强化劳动者的工作强度，挤占劳动者的生活时间，造成劳动者的痛苦。二是劳动者的管理权问题，这是个根本问题，不掌握管理权，劳动者就是案板上的鱼肉，只有被宰割的命运，而全无掌控命运的可能，因此在毛主席时代，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从毛主席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两手”思想，就找到了我们如今为什么会越来越累的根源，毛主席的“两手”在实际中是被极其严重地损毁了，资本主义法则成为“共同纲领”，成为社会共识，成为领导法则，正不加限制地横行于每一个角落，肆无忌惮地唯利是图着，劳动者权益可以被视为无物，“996”可以被视为福报，就再正常不过了。在资本主义法则成为决定性法则之后，劳动者的管理权必然不复存在，工人阶级也会异化为资本剥削的对象。
资本追逐利润的欲望是无穷的，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会蠢蠢欲动；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冒险；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资本无法独立完成利润的创造，它必须依赖于劳动者的双手，这就意味着劳动者将接受越来越严重的劳苦，有人寄望于科技的进步，而科技的进步也会进一步激发资本追逐利润的冲动，劳动者无法凭靠科技获得解放。
有人为“躺平”这事写了一首歌，其中有句词：“躺平是等死，可不躺平是猝死”，这词比较扎心，它说出了劳动者进退维艰的两难境地，也给资本主义法则治下的社会敲响了警钟。
1953年10月15日，毛主席在谈农业互助合作问题时说过一句话：
“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
今天的劳动者的越来越累，当时验证毛主席的预言吧。
资本主义法则如果不加节制，劳动者的累必是长期的，而且必是愈发厉害的，一眼望不到边，劳动者的反抗或许是“躺平”，又或许是其他的什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