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到紫荆山住下，度过了十分愉快的半年。这半年里，“拜上帝教”的事业搞得颇为红火。冯云山在当地扎根，放下读书人的架子，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山区居民大部分都是文盲，秀才属于极为罕见的高级知识分子，愿意免费给大家做文字服务，还教他们读书识字，乡民非常感激，也就愿意听他传教。在两年里，冯云山熟悉了乡土民情，掌握了本土化传教的技巧，又发挥组织才能，建全教会组织，并将其正式命名为“拜上帝会”。 洪秀全在广东的两年也没有完全忘记传教的使命，写作了《原道觉世训》、《原道救世歌》详细论述拜上帝教义，到紫荆山后又与冯云山一起撰写了《原道醒世训》，形成了拜上帝教的创教经典“《原道》三篇”。此后，二人又写了《天条书》，模仿《圣经》中的“摩西十诫”制定了“十款天条”，用来统一教会纪律。这对传教活动又是一个大的促进。 经过半年的扩张，洪秀全和冯云山决定趁着形势大好，再搞点“宣传活动”。当地最时兴拜“甘王庙”，其中又以象州大樟乡的甘王庙香火最盛，号称“祖庙”。洪秀全便带着拜上帝教诸多骨干，奔赴大樟乡，来到甘王庙前，指着甘王像大骂一顿，说它是妖怪，数落其种种罪行，然后以上帝的名义抡起大锤把甘王像砸了个稀巴烂，扬长而去。 此事立刻在方圆十里八乡引起轰动，拜上帝教也跟着名声大噪，慕名入教的人迅速增加。但它也让拜上帝教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很快，官府就根据当地士绅的举报，将冯云山等几个重要成员关进了监狱。 洪秀全砸甘王庙这个事情，是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史上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事件，有必要认真分析一下。为什么他们在赐谷村砸六乌庙，被村民赶走，在象州砸甘王庙，却声势大振呢？ 这是因为，六乌庙是“民俗庙”，砸六乌庙是纯粹的宗教行为，跟政治经济没有关系，就是一神教的反偶像斗争。此外，拜上帝教以反“淫邪”为一大宗旨，不能容忍男女自由恋爱婚配的民间习俗。把六乌庙的男女神像砸了，是与风土人情对着干，得罪了赐谷村上上下下全体村民。大家都对这种做法没有好感，让洪秀全无法在村里立足。 而砸甘王庙，除了反偶像崇拜的宗教意味以外，又多了一层政治斗争乃至阶级斗争的含义。跟六乌庙是“民俗庙”不同，甘王庙是“正统庙”。甘王是清王朝官方认可并以圣旨形式加封的神灵，甘王崇拜因而也就具有了配合政府在思想上对老百姓进行洗脑、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 这类官方认证的庙宇和神灵，是政府和宗族合作的交汇点。有学者考证发现，这类庙宇里边甚至就是宗族保甲的执法和办公地点。冯云山被捕以后，就是先被押送到庙里给保正（保甲执法者）处理，再转送到官府的。本地宗族每年都会在庙里举行祭祀活动，能够进入祭祀名单，就代表此人是官方和宗族共同认证的“合法居民”，而不守规矩被“逐出家门”的子弟则不能列入名单。对宗族成员的处罚和奖赏，很多也会在庙宇祭祀活动中进行。 当时，紫荆山区还有很多外来“山民”，他们不属于本地宗族，也没有合法的土地可以耕作，很多人以在山中砍柴、烧炭、挖矿、制作染料为生，不属于政府“编户齐民”的范围。这些人无权参与本地宗族祭祀活动。 在山民们眼里，“甘王”就是一个坏蛋，代表了本地宗族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和打击。而在宗族内部，那些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穷苦人民，那些因为反抗宗族统治而被惩罚的人，也把甘王看成是官府和宗族势力对他们进行镇压的一个象征。 尽管有这些不满，他们还是被宗教迷信思想蒙骗，觉得甘王是神，惹不起。反抗政府和宗族，就会遭到甘王神力的伤害。政府和宗族通过甘王祭祀，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权威地位。在洪秀全的时代，在广西紫荆山，甘王就是一座代表反动统治阶级镇压穷苦人的精神偶像。 ——这里要说明一下，洪秀全给甘王列举了很多罪行，其中有一条，说甘王为了功名杀掉自己亲生母亲，是一个“凶神”。这个罪行在官方记录的甘王事迹里边是没有的。官方记录的甘王，是一个忠君爱国、孝敬父母、礼待乡人的道德典范。但这个罪名也不是洪秀全现编的，而是来自于山民们中间流传的甘王传说。也就是说，它反应的是被镇压的底层人民对甘王的看法和态度。也许有人会问：那真实的历史上的甘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到底有没有杀母呢？实际上，我们连历史上有没有甘王这个人都不知道，别说他有没有杀母了。甘王故事来自民间传说，然后官方又根据民间传说修改记录，几百年上千年改下来，一切早已面目全非。显然，历史上的甘王本人到底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现实中扮演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才决定了洪秀全砸甘王庙的行为性质。 洪秀全公开砸了甘王神像，回头大家一看，这家伙既没有被雷劈死也没有暴病身亡，还在继续生龙活虎的传教。那些原本有畏惧心理的山民和底层农民们这下不怕了：原来洪秀全比甘王还厉害，上帝比官府宣传的神仙还厉害，就大胆的加入了拜上帝教。 所以，砸甘王庙，跟砸六乌庙不同，标志着拜上帝教从纯粹的宗教开始逐步转变成为一种支撑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 卷入政治斗争，既获得好处，也就必然带来危险。在得到广大底层人民热烈拥护的同时，也就得罪了从甘王迷信中获利的政府和宗族士绅，冯云山被捕，便是后者的体现。 组织捉拿冯云山的叫王作新，他是紫荆山一带有名的大地主，也是官方任命的团练负责人。在甘王庙被砸后不久，王作新家族主祭的雷神庙也被砸了。这严重动摇了王作新在本地的权威。他怒不可遏，三番五次向官府举报拜上帝教要造反。在王作新的推动下，团练和官府在桂平县境内大肆搜捕洪秀全和冯云山。 危急时刻，冯云山让洪秀全前往邻近的贵县分部躲避，住到了分部领袖石达开家中，而自己则留下来继续主持工作。最后，冯云山被捕，洪秀全逃过一劫。 洪秀全得知冯云山被捕后，返回广东，向广州基督教会求援。希望教会能以营救传教士的模式来给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释放冯云山。但罗孝全当年已然拒绝洪秀全入教，现在当然也不认可冯云山是基督教传教士，洪秀全此行全无收获。 营救无效后，洪秀全没有再返回紫荆山，而是回到花县老家。然后，洪秀全就好像把紫荆山和冯云山的事儿忘了一样，在家安心住了很久，期间还跟老婆赖氏生了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小天王”洪天福贵。 ——洪秀全连续两次遇到困难或危险就丢下忠心耿耿的追随者返回老家长住，说明其作为一个革命领袖的勇气、魄力和责任心存在重大缺陷。这成为后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洪秀全一去不返，冯云山又在监狱里关着，紫荆山地区的教众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大家信心动摇，很多人退教。长此以往，拜上帝教可能会就像冰山一样慢慢融化消失。 在这个危机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他就是杨秀清，一个在山中以砍柴和烧炭为生的“山民”。太平天国官方材料就记录说，“贫者莫如东王（杨秀清）、至苦者亦莫如东王”，生长于深山之中，五岁父亲去世，七岁母亲去世，是个十足的孤儿，由叔父抚养长大。作为著名的革命领袖，其出身之贫苦，与朱元璋十分类似。 冯云山紫荆山传教的时候，给一户姓曾的大户人家当家庭教师。杨秀清时常卖炭给曾家，受冯云山影响，便入了教。杨秀清这个人其貌不扬、身材矮小，又出生穷苦，但为人豪爽、喜欢助人为乐，在烧炭为生的山民们中间一直很有人缘。他入了教，很快就介绍着把一大帮山民给拉了进来，这些人后来成为拜上帝教的骨干力量，杨秀清本人也因此成为教内举足轻重的人物。眼见人心动摇，他就假装“天父附体”，以天父皇上帝的名义安抚教众。这种做法源自中国古代长期流传的“降僮术”，具体做法是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杨秀清突然昏迷倒地、口吐白沫，被人扶起来之后，就开始以上帝的名义讲话。 为了让大家相信他的表演，杨秀清花了不少心思。他人缘好，消息网络灵通，私下里能打听到很多人的隐私。如果有人做了不利于教会团结的事，“天父附体”的时候，杨秀清就突然当着众人的面揭发出来。那些人一般会被震慑住，感到无地自容，叹服于天父的全知全能，当场认错。旁观者就更加惊愕：杨秀清“在家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1]” 然后，杨秀清又教导其妹妹（一说为义妹）杨云娇的丈夫、至交好友、同为烧炭山民的萧朝贵，也用类似的方法宣布“天兄附体”，二人一唱一和，所讲内容互相印证，更由不得大家不信。 用这种方式，杨秀清和萧朝贵成功填补了洪冯二人离开后的权威真空，稳住了局面。他们积极组织营救冯云山，和山民们商议决定，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的炭钱积贮起来，叫做“科炭”，集腋成裘，筹得了一笔大款，向浔州府和桂平县的贪官污吏们进行贿赂。当时天地会起义已经在广西闹得很凶，地方官一方面不敢轻易放掉这种宗教组织头领；另一方面又以为冯云山传播的是洋人的“基督教”，有洋人保护，不能随便杀掉。两相权衡，桂平知县——在收够了贿赂以后——想了一个“踢皮球”的招数：把冯云山押解回广东花县原籍，由当地官府负责监管。 结果令人意想不到：冯云山一路走一路向负责押解他的两个差役传教，最后硬是把这两个人说服信了教，跟着他回了紫荆山。 冯云山回到紫荆山，得知杨秀清“天父附体”后，大惊失色，不敢自作主张，决定返回广东去找洪秀全商议。 [1]《李秀成亲供手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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