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在永安呆了半年，除了封王这些事情以外，值得一提的就是洪秀全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后宫，新选了一些秀女做小老婆。半年后，粮草也基本上吃完了，便选择突围。这一次永安城外有四万清军，突围过程十分艰苦，但数量众多的清军最终还是没能挡住太平军的突围。 突围后，太平军继续北上，攻打广西省城桂林。围攻了很久，没打下来，但击毙了带兵前来支援的清军广州八旗的副都统、满洲正红旗将领乌兰泰，这是一个正二品武将，比伊克坦布又高了一级。 离开桂林后，太平军北上攻打位于广西和湖南交界处的全州，成功拿下了全州城，并确定了进军湖南的战略。这个方案被清军识破，湖南“楚勇”将领江中源带兵在蓑衣渡伏击太平军，给太平军制造了比较大的杀伤，尤其是南王冯云山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这是太平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蓑衣渡之战未能阻挡太平军前进的步伐，他们绕道继续进入湖南，强攻永州不克，又南下攻取了湖南道州，然后向东绕道夺取桂阳州，再北上夺取郴州。在道州，杨秀清和萧朝贵把永安三篇诏书再次发布了一遍，以号召湖南各地英雄共同参与反清大业。受“反满反官”政治旗号的感召，湖南南部地区的天地会等起义队伍纷纷前来归附，太平军的力量从一万多人扩张到了三万多人，翻了一倍多。 在郴州，长沙天地会的人过来报告说长沙空虚，可以趁机夺取。北上夺取长沙是太平军进入湖南后的既定战略，但他们刚入湖南，对情况不够了解。得到天地会提供的情报以后，萧朝贵想再重演长途奔袭夺取永安的好戏，带兵三千人冒险去进攻长沙。当时太平军刚刚获得两三万的新兵，需要花时间建制训练，才能具备战斗力和进行统一指挥。在军事会议上，萧朝贵力主“闻长沙城卑疏防，假轻兵数千，倍道袭之，唾手可得。”杨秀清和洪秀全最终接受了这个方案，由萧朝贵带兵突袭，杨秀清等人留在郴州对新兵进行整编训练，并负责阻挡从广西过来的清军主力增援长沙。 事实证明，天地会的情报并不准确，长沙的防御准备虽然不够充分，但也不算十分空虚，三千人不大可能打的下来。萧朝贵不幸在长沙城下中炮身亡。这是太平军的又一个重大损失。 ——萧朝贵和冯云山的牺牲，从战术分析，一个死于攻城一个死于伏击，应该跟二人在全军的分工不同有关：萧朝贵长期作为主力前锋，冲在第一线，也死在了第一线；冯云山则长期负责后军，看顾物资和妇幼。一般来说，后队是伏击战的优先攻击目标，因此他死于伏击[1]。从战略分析，则二人的牺牲，都是太平军以客军身份从广西进入湖南，不熟悉人情地理造成的。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太平军从广西一隅走向全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萧、冯二人不仅在军队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在政治上作为名义领袖洪秀全和实际领袖杨秀清的缓冲，也极为重要。冯云山对山民们有深厚感情，又在教义上能跟洪秀全沟通，是宗教教义和革命意识的关键连接点；萧朝贵是杨秀清可以放心的一线指挥官，有他在，杨秀清才有足够精力考虑全局战略和政治问题。若二人能活到南京，说不定可以避免天京事变悲剧的发生，让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取得胜利。 对萧朝贵，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在金田期间，胡以晃等人向洪秀全“进献财宝”。这种以家产支持教会发展的做法，萧朝贵总体来说还是支持。他作为排名第三的核心高层，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他并没有一味的鼓动这种做法，而是以“天兄”名义对洪秀全说要注意分寸，要让教会兄弟们自己家里的生活过得下去。《天兄圣旨》记载：
天兄曰：秀全，许多兄弟进财宝敬重尔么？ 天王曰：是也。他们以天父天兄事，进奉好多财宝。现胡以晃、张维坤、谭应桂等还在此也。 天兄曰：秀全，尔要问过兄弟，他家可过得日，方可收他；不然，要使各拿回家也。
转过头，萧朝贵又找到胡以晃等人再次叮嘱。
天兄曰：胡以晃、张维坤、谭应桂，尔三人有财宝进奉尔二兄么？ 三人奏曰：然也。 天兄曰：尔各要量己家中也。 三人奏曰：小弟等家中备办得起也。
这一番对话，这样一件小事，里边有一些令人感动的地方，说明萧朝贵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而是一个当真把教内兄弟们的疾苦放在心上的领袖人物。作为太平军的第三把手，萧朝贵着实不易：要负责洪秀全的安全保卫工作，变着法的劝导洪秀全这个宗教导师不要急躁不要乱来，还要帮他协调家庭矛盾；要负责金田总部的组织工作，杨秀清生病期间更是直接代理一把手；要顾全大局说服教众们不要着急报复团练官府，被大家背后骂是软骨头；还真打起仗来，又是前军统帅冲到最危险的第一线；遇到困难，还要表演“天兄下凡”大战各路妖魔鬼怪，以此鼓舞军心。就这样，还被各种缺心眼的野史作者乱扣帽子——代理杨秀清的工作被说成是有野心想要架空杨秀清，表演“天兄下凡”被说成是神棍想要欺负洪秀全，阻止石达开乱来被说成是软弱，死在长沙城下又被说成是莽撞。 相反，在我看来，萧朝贵是那种堪称完美的人民革命英雄：出身贫寒却胸怀大志，平时注意关心同志们的生活疾苦，危难时刻总是冲锋在前，面对复杂局面又能统筹大局，紧要关头还能代理组织和意识形态工作，方方面面都是一把好手，有胆有谋有略。他若不死，杨萧联手纵横天下，中国历史肯定会跟今天我们看到的大不一样。 ——当然，这都只是胡乱猜测。冯云山和萧朝贵，终究还是牺牲了。 萧朝贵死后，杨秀清和洪秀全带全部太平军北上继续围攻长沙。但从广西北上的清军援军跟着源源不断而来。长沙是省城，城墙面积很大，由于很大一部分兵力要用来阻击援军，攻城的太平军数量并不足以将整个长沙包围起来。这样，援军和物资都可以不断进城，攻克长沙就变得很难。坚持几个月之后，太平军不得不撤了长沙之围，改而北上攻打岳州，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取得成功。 岳阳这个地方临近洞庭湖，太平军在这里获得了一大批船只和丰富的物资补给，大量船夫也加入了太平军。加上沿途不断加入的其它起义军，太平军已扩张到了5万人。 以在岳阳取得的船只和招募的船夫为基础，太平军组建了水营。水营统帅唐正财归杨秀清直接领导。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史上又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当时清军在长江沿岸没有大规模的发展水师，率先建立水营的太平军由此获得了在长江流域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太平军从洞庭湖出发，浩浩荡荡直奔武汉，先夺取了长江北岸的汉阳和汉口，然后以汉口为基地，对长江南岸的武昌实施水陆合围。这一次围城的兵力足够多，可以完全切断武昌与外界的联系。 围城之前，清军武昌守将常大淳下令将城外的民房焚毁，大火一直烧了六个昼夜。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愤而投奔太平军，为太平军提供了有关武昌城防的许多信息。攻城战由杨秀清总指挥，经过十五天的鏖战，太平军终于在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这是太平军兴以来第一次攻克省城，而且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长江重镇武昌，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他们顺长江而下，一路势不可挡，沿途攻克九江和安庆两大军事重镇，最终占领南京，继而夺取镇江和扬州，席卷东南、震惊世界，完成了其发展历程中最为波澜壮阔的大进军。 从进入湖南到夺取武昌、南京，来自广西的太平军在各方面的交战记录中，给国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纪律好。占据道州以后，清官方地方志也承认：“假饰仁义，笼络乡民，不甚杀戮”。主要是“向富户讹索谷米银钱，并叫村人仍做生意”。 攻占桂阳州以后，《桂阳直隶州志》记录，太平军“赴州城，所过非官吏不妄杀，见乡民愿从者与俱行；不，亦不强也。居人家每食延主人上坐，以诱致党徒。（乡民）遇贼皆传其不杀，颇狎之。”——这个“狎”字用的很传神，把老百姓和太平军的关系描写的简直像谈恋爱一般。 在蓑衣渡伏击太平军的江中源也在奏章中说： “（太平军）诈示仁义，愚弄吾民，买饭求浆，多给市值。” 萧朝贵带兵进攻长沙途中，占领了善化县南郊，该县县志也记载称“妇女无所犯”。 从史料来看，这种良好的纪律主要是杨秀清（和萧朝贵）严格要求和执法的结果。太平军围攻武昌城前，就奉东王令勿伤百姓。1月12日武昌城破，13日清晨，杨秀清再次发布命令，在搜索残敌的过程中严禁枉杀百姓；14日，东王令“止杀”，搜索残敌的行动也停止。据清方奏报，从外地来的援军由于容易与武昌本地人区分，“死者十八九”，大部分被歼；而武昌兵是本地人，躲入百姓家中，“死者仅十二三”。可见太平军对普通百姓予以保全的军令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连武昌本地士兵都借此大量逃生。当时在武昌的文人陈徽言在《武昌纪事》中记录说，太平军上上下下十万人，“独畏杨秀清，令严弗犯也”。 太平军最被称善的一点，是严禁奸淫妇女，对此类问题高度严防严查。“各街具有伪官巡查，如有犯者，听妇女喊禀，即时枭首示众”，以至于到了太平军士兵们“不畏男人畏女人”的地步——看到有妇女就躲得远远的，生怕说不清楚。禁令被严格执行：“二十一日，贼有闯入女馆欲行奸者，妇女号呼不从，贼目闻之，骈戮数贼，悬首汉阳门外。”纪事作者也感叹说：“贼据省城，将及一月，而妇女尚能保全”。[2] [1]有谓冯云山死于围攻全州城之时。据崔之清在《太平天国战争全史中》考证，全州24日城破，冯云山带领的后军25日才开始进城。石达开和李秀成的说法，都是全州城破后，南王冯云山战死。蓑衣渡也属于全州，且距离全州城很近，就在河对面不到五公里的地方，故冯云山确实死于全州城外，但并未死于全州攻城战。 [2]《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页35。转引自李洁非《天国之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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