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资本论》（三十一）

股份制是工业封建主义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在谈到股份公司的成立时提到，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1]

如何理解这个“扬弃”，中国国内学术界曾经展开过激烈争论。而有人就此把股份制说成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仅如此，股份制还戴上了“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高帽。

但是，首先，《资本论》第3卷中接下来的文字中写得很清楚的是，“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2]因此，无论如何解释这个扬弃，这个股份企业，一是打着资本主义的烙印，二是其扬弃是消极的，远不如积极扬弃资本的工人的合作工厂。事实上，马克思在谈到国际工人协会关于合作制度的总的原则时曾经指出，“为了避免使合作社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每个企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都应当从收入中得到同样的份额。我们同意让股东得到少量的利息这种纯粹临时性的措施。”[3]因此，以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改革，即便现有条件不足以推行真正的公有制，那也应当推崇类似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合作制，而不是什么股份制，尽管马克思认为合作制也是有缺陷的——它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4]

其次，对于主流经济学家们所鼓吹的由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马克思根据当年的英国案例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勾当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破产法庭进行的审理表明，这种监督工资照例和这种挂名董事实际行使的监督成反比。[5]不仅如此，股份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也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股份公司中频频出现的丑闻，如美国安然公司破产案等，则顽固地持续证明着马克思的观点，证明着这一现代企业制度早就是过时的破古董了。

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一直攻击公有制是产权不明晰的，而股份制又是所谓“产权明晰”的。那么，产权明晰的一种制度如何能够成为产权不明晰的一种制度的实现形式，这一点至今仍然是中国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对国外主流经济学家严加保守的秘密。因为前者不这样胡说，就不能假股份制之手来瓦解传统的公有制。

但是，股份制才真正是产权不明晰的一种制度。韩德强指出，上市股份公司的“产权被分割成数千万份，每时每刻在被交易之中，绝大部分持股者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和分红，而是想从股价的波动中获取收益，因此产权最模糊。”[6]美国通用汽车前总裁托马斯·墨非也曾气愤地说：“不少所谓的‘投资者’，眼睛只盯在短期的股票投机交易上，根本不配被称为‘所有者’”[7]。

其实，这不能完全责怪那些持股者和投资者，尤其是那些资本不大的持股者和投资者。马克思曾经指出：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由于这一套做法，私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资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特种工业巨头出现了，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则成反比，因为他们只对他们所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他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成员，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地变更。工业巨头依靠该公司的影响和财富，能够收买个别不安分的人。在寡头董事会之下的，是由进行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职员组成的企业官僚集团，而直接在他们之下的，是大量的、与日俱增的普通雇佣工人。随着雇佣他们的资本数量的增加，他们的依赖程度和孤立无援的程度也相应地加深，但是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他们也越来越具有危险性。[8]对此，马克思认为，傅立叶不朽的功绩在于，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9]

这说明，股份公司的中小股东在名义上所享有的大部分产权，如处置权等，实际上已经被公司内的寡头和官僚集团剥夺了。寡头和官僚集团更多的是拿他人的或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有时破产对他们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他们操纵下的立法权使得他们只需要对造成的损失承担有限的甚至微不足道的责任。在这场美国金融危机中，我们不仅看到西方国家历史上有预谋的倒闭和破产的重现，例如，一些国外进口商利用先取货后付款的国际惯例，在进口一批中国货物后宣布破产，而当地的法院只在当地发通告要求债权人登记以便“保护”债权人的权益，而最大的债权人即中国的出口商人，却看不到这个通告，因而也无法登记，于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还看到一些垮掉的大企业的高管仍然获得巨额的报酬，例如，在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夕，其首席执行官(CEO)富尔德一边请求美国联邦政府援助，一边把上千万美元的离职金装进公司高管的口袋。[10]在这种情况下，中小股东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为呢？这样的产权制度又怎么可能做到产权明晰呢？而且产权明晰实际上强调的是生产的孤立化和个体化，是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化生产背道而驰的，是落后、保守的个体经济思想，却成为今天一些中国人鼓吹的解放思想的产物，真是让人不知说他们什么才好。

工业封建主义的出现和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具有走回头路的特征，资本主义的共和制自股份公司出现以来就在一个更高的阶段向着封建主义的帝国制发展。美国经济杀手兼资深经济学家约翰•珀金斯在他本人的忏悔录——《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John Perkins, 2004.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San Francisco.）中也揭露了这个以美国金融寡头为首的全球帝国和公司王国的存在。

当然，股份制在历史上也有它的正面意义，它的正面作用是，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随着它的扩大和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灭着单个资本经营的私人产业。在股份公司中，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被集中起来了，经营管理职能也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这就不仅为这些集中起来的私有财产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而且为那些仍然带来对抗性的经营管理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无对抗性的单纯协作的职能即转化为社会职能，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来剥夺那些剥夺者做好了准备。股份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发展的最后形式，也是生产资料公共使用的不完备形式的最高阶段。只要割掉这个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尾巴，就能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取得生产资料公共使用的完备形式，就能在已经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除此之外，股份制在经济科学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得一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消失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生产要素分为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并认为与之相对应的按各自生产要素贡献来分配的分别是工资、地租、利息和利润，尽管这里的这个利润只是实际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即作为企业主收入的东西。然而，在股份公司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股份公司的大部分利润仍然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所有，而不归所谓具有企业家才能的经理们所有。于是，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站不住脚了，因此，利润（不再只是它的称为利息的那一部分）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没有支付等价物的价值，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