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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产阶级之再造

2012-8-7 01:27| 发布者: 赤旗| 查看: 1329| 评论: 2|原作者: 陈墨|来自: 中国劳工论坛

摘要: 在这篇赤旗同志转载的旧文中,陈墨同志从马列托理论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虽然其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文中的正确观点还是不少。欢迎赤旗、陈墨等同志继续就相关问题来红色中国网探讨。

编注:在这篇赤旗同志转载的旧文中,陈墨同志从马列托理论出发(就如毛派有各种倾向和分歧一样,托派也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完全从小宗派立场出发、排斥一切,也有一些是真诚地要探索革命真理的)分析了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虽然其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如低估了老工人的作用,只是认为老工人会自然消亡,而没有看到老工人有后代、老工人可以影响新工人、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可能比老工人的自然消亡要快等,但是文中的正确观点还是不少的,特别是明确地与妄图招安工人阶级的最反动御用学者于建嵘划清了界线。欢迎赤旗、陈墨等同志继续就相关问题来红色中国网探讨。

 

旧文: 老工人、新工人与白领(了工资的工人)——小议中国无产阶级之“再造”

陈 墨 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本文选自2009年第4期《社会主义者》杂志,如有意订阅本杂志,请email: shehuizhuyizhe@gmail.com
(本文有反毛言论,请注意批判性阅读)

"惯性主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平民百姓与其它社会阶级之间都是如此。......这些景象并不是那么吸引人的,每每充满呆滞、龌龊、愚昧、琐碎......。然而,且慢妄下定论;你若想减轻民众的苦楚,纾解自己的疑惑,又或为人们的惰性和愚昧操心的话,即使最平凡、最脆弱、最怯懦的人,无论其生命如何可悲和灰色,总有一刻会截然变得生气蓬勃、果敢决断的。"                                                                                       ——车尼尔尼雪夫斯基

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之下,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在资本浪潮的冲击下早已荡然无存:贫富悬殊天壤之别,群体事件层出不穷,阶级斗阵日益激化。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旗幡"正逐渐退去"玫瑰金"的伪装,而露出"食人兽"的真实面目。官僚权贵和资产阶级在现实的焦虑与对未来的惶恐中变得更为残忍多疑,而无产阶级大军正从分崩离析和痛定反思中重整旗鼓。

中国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有其本身的特殊性。首先,1949年革命后的30年毛泽东时代中,一党专制的中共将农民"囚禁"在强迫的人民公社中,将工人"闭锁"在僵化的国营工厂,将知识阶层"禁锢"在专制的"干校学习班"中。同时在政治和经济待遇上,虚幻地制造出"工人阶级"(将党的干部、知识分子和高级管理人员包含其内)与"工人阶级的特权"。自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农村的土地家庭承包制、渐进向市场经济转移、大规模的引入海外资本,并最终全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但在同时在政治上,中共当局为维护其一党专制的统治,仍然维持着虚假的"共产主义"的招牌。这也引起了对无产阶级概念的混淆,并引发工人阶级间、农民间、和工人阶级与农民间的严重隔阂。

因此,"谁是无产阶级?"这个问题本身就极为重要,对于正确地认识现实社会的矛盾发展,尤其是作为"社会解放者"的无产阶级自身的重新"再造"过程是极为必要。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作者对此的理解是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必须也只需关注三个基本特征:没有生产资料,参与社会化生产,雇佣出卖劳动力。

毛时代的全民所有制国营和集体所有企业的工人被习惯性的称为"老工人",其总人数约1亿左右(其中包括退休、内退、下岗和被解雇的工人约6000万左右),平均年龄至少在40岁以上。因为一般意义上而言,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在劳动力市场上以合同雇佣形式进入所谓"国有企业"的工人已经不能算在"老工人"的范畴中。2002年前后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过程中,在东北、华北和西南的主要工业城市中曾经出现一波大规模的工人抗争,"老工人"采用群访、游行、封路、卧轨、占厂、罢工和绝食等方式进行抗议,不少积极的工运领袖因此被"中共"当局投入监狱,抗争多惨遭失败。而今年,在私有化改制执行近10年快近结束之时,又出现了一波新的原国有企业工人的抗议浪潮,而且罢工与抗议等手段日趋激烈。7月份3万通化钢铁工人与收购资方和警察发生严重冲突并打死私有企业高管一人;河南林州钢铁数千工人占领工厂并挟持地方政府国资委官员超过50个小时,直到当地政府同意中止私有化过程。就连《华尔街日报》都评论,2009年的工人抗争浪潮中能看到当初2002年的影子。在这些抗争中,工人明确提出了"停止私有化,归还集体财产"的口号,这些涉及到所有制的口号本身就具有政治含义,但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往往对工人的诉求置之不理或者拖过且过,一旦局面控制,就开始秋后算账打击工运领导人。

由于历史影响、政治环境、工人觉悟和现实中"真正社会主义"思想的缺失,"老工人"们在抵抗近乎丧心病狂的"私有化改制"之时,自发地习惯性地使用旧的毛时代的政治术语进行诠释和抗争是可以想见的。我们需要反对以于建嵘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学者"蓄意地"误导和抹杀"老工人"独立的阶级意识和抗争的政治觉悟。因为即使毛时代的极为畸形而扭曲的计划经济仍然是计划经济,并在初期曾经发挥出进步的生产力,虽然官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窃取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并从中牟取私利,但国营(与集体)企业的工人确实拥有不可剥夺的就业权和基本的福利保障。但同时,并不赞同改良主义左派,尤其是毛派,将"老工人"视为工人阶级基干力量或者是"最革命的力量"的观点。其实这一观点本身就暴露出毛派(中派主义)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包含着对政治上资产阶级化(不仅是经济上新自由主义化)的一党专制"中共当局"和"再造人民共和"的幻想。而且扪心自问,在被孤立和屡遭失败的情况下,后起的工人阶级更多地是该效仿"老工人"的斗争还是从中吸取教训?


老工人"无论是作为阶层还是个体都正在衰老,无论在政治意识上还是在阶级力量(整体数量、卷入社会化生产的程度和相互的联系性)上都在弱化,并最终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资本借用时间悄然而决然地下手,这是前一次畸形革命与阶级斗争失败的挽歌。即使有朝一日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得以重建工人民主控制的全民所有企业,它们也将截然不同于毛时代的"国营企业"。企业的主人--工人阶级--的力量与觉悟也将截然不同于昨日的"工人老大哥"。

不过,我们需要向那些发出"最后呐喊"的"老工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的决死抗争折射出具有悠久革命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精神。

"农村无法与城市实现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领导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将领导农村。"                                 ——列宁

毛时代,农民被禁锢在人民公社中,户口制度成为无形的枷锁将农民隔绝于城市之外;但于此同时毛泽东也进行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城市人口从1949年建国初的不到1亿扩展到了2亿多;党干官僚自上而下的强制的集体化和工业化也给人民带来惨重的损失,并极大程度上压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中国农民在绝对的生活水准上一直极为困苦,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印度贫穷人口第二多的国家,每天生活费用在1.25美元以下的超过2.6亿人,这些贫穷人口基本都在农村中。但这本身并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也不是斯大林主义特殊的现象;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殖民世界中欠发达的农业国家(南方世界)的共同特征。亚洲无论是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非洲的尼日利亚、苏丹,拉美的墨西哥、巴西、秘鲁,都具有类似的现象。

20世纪70年代末的"私营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之后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将资本主义生产中最重要的2大生产力要素:劳动力和土地,进行了极大程度的释放。资本主义以城市为核心如同巨大的章鱼般不停地将农村中的人口与土地吸入囊中。小农正在消亡,成百万上千万地正在被"消灭"。不是社会主义者在消灭小农,而恰恰是官僚权贵与资产阶级正在这么做,资本主义制度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必然要摧毁任何旧有的阻碍其发展的生产方式,其中小农的生产方式受到其冲。目前中国名义上的农业人口至少在60%以上,但农业生产所创造的GDP 不过 5%左右。而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农业人口比例:美国2.4%、加拿大2.8%、法国3.2%、英国1.9%、德国2.8%与日本4.5%。

而且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展加快,中国真实的农业人口也正在大规模减少,目前中国农业人口仍然号称有8亿到9亿,但自上世纪90年代起,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农民变成"农民工"(新工人或者说"准工人阶级")迁入城市,几乎农村中最具有素质和活力的劳动力几乎都已经被吸收到了城市之中。其实"农民工"并不是一个很确切地称呼,因为绝大多数的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和农业无甚关系,所以用"新工人"的称呼可能更确切一些。而且即使所谓的"返乡农民工"继续从事农业的比例在整个的群体中也并不多。根据广东省的一份调查,81%的以上的"新工人"已经将自己认同为工人身份。根据不同的调查方式,农民工(含跨省的、在本省和长期定居城市的)数量在3到4亿左右,其中在城市中长期定居在5年以上的在3000-6000万人左右,这些人口除了在节假日回到家乡外,基本与农村完全隔离。而且假如说80年代末开始的第一代"新工人"正步入中老年保留强烈的返乡意识的话,作为第二代"新工人"(在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到城市中务工的受过初等以上教育年龄30岁以下的务工人员)和"新工人第二代"(在城市中定居或者长期务工的"新工人"在城市中出生或者成长起来的受过初等以上教育年龄在20岁左右)无论是在个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经济手段和主观意愿上都已经和农村关系不大,或者处于疏离的状态。他们绝不会将今后自己的生活定位在"真正意义上农村",即使返乡也多为返回原籍所在地的县城和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工作。

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用地的需求,而工业用地的回报率要比农业用地的回报率至少高10倍以上,所以各地政府和资本家穷凶极恶地进行着城市扩张,即使当局所宣传保护的18亿亩基本耕地面积也一直屡遭突破。政府通过强行征地转售给资本家赚取其中的差价,预计通过类似的"剪刀差"方式地方政府在20年间至少收入20万亿元人民币。同时,粗劣和不计后果的工业化和因之带来的严重污染进一步在污染农村的环境,毒害农村的人群。而农村中一片衰败之像,农业生产多是老弱病幼勉强维持。除非过年过节,否则连喜丧嫁娶都没有足够的强劳力。

"三农派"改良主义一直鼓吹的农村重建而且屡试屡败,因为无论改良派怀有多"真诚的愿望",从本质上讲逆历史发展潮流的改良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随着"土地流转"的私有化和"商业入股农业"的资本大规模进入农村,小农阶层和中国旧的农业社会只会进一步走向衰弱和消亡。少数小农能通过扩大产业和与商业及金融资本相联系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农庄主",并如马克思所说的"作为专制主义的基础"进一步走向反动。而这种现象已经在中国的农村逐步浮现,少数"新兴的农民代表"大量把持农村基层村委会与中共党支部,所谓的农村基层选举中贿选与暴力不断;他们上与政府官僚勾结,外与商业资本联合,下则盘剥农民土地,自己骄奢淫逸巧取豪夺;这一过程进一步加速了农村的解体。

作为城市中被压迫和被剥削深重的阶层,"新工人"不过从禁锢在农村的人民公社中,变成背井离乡禁锢在城市中的血汗工厂和建筑工地之中。他们有了成为"工资奴隶"的自由,却并没有"自由定居"的自由。但即使这种"工资奴隶"的待遇也几乎是被"时光倒流"到200年前工业革命初期的时代。每天工作长达10数个小时,连续工作数周没有休息日;假如发生工伤事故,只能自认倒霉;没有雇佣合同,没有生产安全保障,没有社会保障体系;一年的休息日几乎屈指可数,十几人乃至数十人共居拥挤宿舍中,伙食极为恶劣;可能辛苦一年却最后被老板欠薪而一分不得。而且最重要的是,处在这种极端压迫的状态下,工人没有权利组织工会捍卫自己权益的机会;不要说罢工与游行,甚至连上访与自杀也可被冠以"恶意"之名。每年数以万起的抗议、示威与罢工,成为他们苦难的真实写照。

对于他们的反抗与斗争不能简单地认为仍然停留在自发性初级阶段而不予以重视。确实现实中他们仍然缺乏组织性,也不像"老工人"的斗争仿佛具有很强的政治觉悟,而且罢工和抗议多为短暂和松散,无论罢工与抗议成功与否,斗争的领导和组织架构事后都变得烟消云散。但事实并非简单如此,历史是一种记忆,工人运动的历史就是对屡败屡战承前启后的工人运动的记忆。譬如,最近在9月深圳菲利普和11月海南黛安芬所发生的罢工事件中就可以看出初露端倪。事实上两厂工人分别在2007年都发生大规模罢工。按照一般理解,农民工的流失是很严重的,2、3年内工人进出会很频繁,而且每一次罢工和抗议之后,地方政府与资方都会进行"切割"处理,以消除"不稳定因素"。但今年的罢工明显反映斗争的记忆已经在工人中流传。

当然这两个都是有数千工人的大厂,相对工人工作比较稳定,而且往往多是同乡聚集。当厂方开始侵犯工人权益的时候,特别是大面积工人感到"不公平"的时候,迅速就会形成一些分散的工人群体的代表,形成领导工人运动的核心;并且在罢工前就已经开始联系媒体和网络发送信息扩展影响。工人作为群体对选出来和资方与政府交涉的代表有"万一出事"的补偿许诺。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的架构,更不存在自我组织的工会,但一旦开始运动就连贯而出,并且在斗争中会通过设立不同程度的诉求尽可能实现斗争的成功。在未来很可能会逐步成为"新工人"群体斗争的惯例,并通过这种运作逐渐扩展和联系周边工厂,并在独立的劳工维权组织或"法律咨询组织"的网络框架下形成合力,可以更大范围地实现团结斗争的可能性。

一方面"知识阶层"出身的左派,尤其是包括毛派在内,总会对来自农村的年轻"新工人"的知识层次、能力水平、所谓"政治觉悟"有天然的轻视,认为他们"短视、自私、懒散和无组织";但殊为不知的是,这种轻视和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歧视的理由有多少类同之处,而且他们之所以不会简单的"接受所谓的政治灌输",难道作为左派本身不该自我反省吗?固然鼓吹颇多,但真正能有多少在实践中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进行思考和行动?而且他们对于"毛派思想"的反感本身就说明"毛主义"的自身弱点。"新工人"作为今天和未来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必然也会是未来中国工人运动的主力军,而且今天现实中他们的知识、技能和政治意识已经远非所谓"知识阶层"的左翼想当然的"吴下阿蒙"。

“人的行为并不经常由其知识所决定,也非仅仅取决于知识,而是由其所处的地位所支配的。这些,又仅仅靠人们所拥有的知识才能弄得清楚明白。于此,必须一方面牢记唯物主义的一般前提,另一方面,又掌握历史唯物史观的特殊法则: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来自‘知识份子'阶层的人,在意识方面的发展,是高于群众的。可是,来自‘普罗大众'的人,由于其社会‘存在'所使然,却往往比‘知识份子'更具断然行动的秉赋。"     
                                                                                                      ——普列汉诺夫

在历史上曾经所谓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间存在巨大差别,"知识分子"成为对"脑力劳动者"的一种泛称,但今天绝大多数的"脑力劳动者"并不是知识分子。在中国党政官僚、高级知识群体乃至私营企业主都可以"咸与工人阶级"之后,同时一般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和大专以上教育)都被称呼为"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知道,其实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托洛茨基对于"知识分子"概念更多的还是着眼于如律师、记者、医生和教育等专业人员;但在今天即使那些过去纯粹概念上的"知识分子"如教师、律师、医生和记者也变得越来越必须依靠整体的社会化集体运作才能工作,他们也被越来越局限到压缩到狭小的、重复性的、充满压力而非创造性的单一生产和运作项目中。

需要成为一个专业的电脑工程师(中国叫"IT民工"就可想其自认的定位)、机床操作员和银行柜员基本都是要受过专业的高等技能教育,但是这是"技能"教育而非"知识"教育,当然中国的"技能"教育也仍然很薄弱。而这种接受了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其实也是工人阶级的上层,而非过去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多是从中产阶层下降而形成的,如普通教师、工程师、底层公务员、 雇佣律师和医生等。在过去中产阶层包含有,小业主,(商店店主和房东),具有特殊技术的手工业主(银匠、钟表匠),独立营业的专业人士(律师、医生、会计师),公务员和司法人员等掌握有专门社会技能的人员。 但现在随着技术和知识的普及, 这些工种培训的难度和相对投入的减少, 而且可替代性越来越大的,技术发展导致需要更广泛社会化合作,大资本迫使小资本的破产,中产阶层日益贫困和日益消亡,绝大部分会下降到无产阶级。

19世纪末初马克思提出的"总体工人"的概念: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而且今天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在某些生产领域中,譬如电脑领域的软件开发和芯片生产两个项目,你已经很难简单地去分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实际界限。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计算机技术刚出现,只有极少数受过严格专业培训的人才会从事IT行业,那时候有经验的IT工程师都可以享有公司的股份,且公司规模都相对小。所以很多IT工程师严格意义上算是中产阶层,(因为有股份、不可替代且长期培训)而90年代之后,公司规模扩大技术发展需求旺盛,IT工程师大面积出现,但仍然属于"金领"。今天,IT工程师在中国一个月也就2000元左右乃至更低的收入,可以随意替代必须要在大规模的工程合作下才能进行工作,发达国家的工程师由于成本和竞争力正日渐为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工程师取代。IT行业用4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中产阶层向无产阶级下降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全球化、社会化生产、技术发展紧密相连的。时代越是前进,这种加速趋势越是明显。

列宁说过,"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知识全面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贯串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

虽然,随着教育的普及化,大多数的学生越来越来自普通劳动者家庭,但直到今天那些最高端大学的学生仍然是按照统治精英的接班人和资本奴仆来培养的,而且学生中这种等级化也是在不断的固化中。而这又与处于衰弱至少病态中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全球范围内中产阶层的衰弱密切相关,同时这本身又来自与教育的普及和全球化生产的发展。而且中产阶层又有其自己的特性,因为"中产阶层"不是按生产方式决定的,而是按生活方式(自我的意识形态)决定的。

托洛茨基指出,工人中的"父"与"子"的差别纯粹是年龄上的差别。而在知识分子中,这不仅是年齡的差别,而且是社会的差别。大学生既与年轻工人不同,也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不履行任何社会职能,没有感觉到自己对资本或对国家的直接依从,不受任何义务的束缚,并且--至少在客观上,如果说不是主观上的话--在认识善与恶方面是不受约束的。在这个时期,他们身上的一切还都是变化不定的,他们的阶级偏见像他们的思想兴趣一样,也是未定形的,良心的问题特别尖锐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思想第一次面临重大的科学概括。所以,学生中的左倾现象本不足为奇,但问题在于面现实环境的影响,这种"激进因子"往往生命短暂,特别是在毕业之后堕入"个人奋斗"的迷梦之中。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知识的普及化和大规模应用是相互联系,也就意味着掌握一般性知识与技能劳动者的"廉价化"。20年前还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如今已经彻底沦为新的"弱势群体"。"蚁族"一词几乎是一夜之间横空出世传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个群体具有三个特点:高校毕业、低收入和聚居,这也成为了中国大学生"无产阶级"化的真实反映。从2005年迄今每年有500-600万大学毕业生,2010年将达到610万名毕业生。他们既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教育机构疯狂追求利润的附产品,也是政府体制用来延缓就业压力和制造"阶层流通"迷雾的牺牲品。虽然今天这些新无产阶级还不能说在觉悟上已经成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员,但当鞭子抽在自己光溜溜的脊背上终于知道什么是火辣辣的痛。每月不过千余元到二千元与普通工人相同的收入,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每天工作与加班共10数小时,不敢生病不敢请假,即使用2辈子收入都无法买得起的房子,他们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放弃成为"中产阶层后备军"的迷梦。而且在现实中,他们与来自农村的"新工人"阶层有更多的接触机会与交流可能性,他们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作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对绝大多数的他们而言,除了作为阶级的一分子实现整体的解放外,而不存在什么"登天梯"与"攀龙术"时,他们自会如同恩格斯号召:

"他们(脑力劳动无产阶级)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星稀月隐,大地皆白,看似周遭仍然了无生气。但冬天已临,春天还会远吗?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与左翼力量,尤其是激进青年们,在今天所应做是脚踏实地苦干,--既不可好高骛远妄想"御龙乘风",也不必自我封闭沉迷"书斋马列";需要的是做好一条"地龙"(蚯蚓),沉到底、钻进去、耐得住。是的,现实看似暗无天日,四面碰壁;但今日沉寂的大地恰恰是斗争力量之源;土壤中营养丰富活力无限,正是游动巡弋的大好机会;既活化土质增强肥力,又锻炼自我影响周边。今日之努力将换来惊蛰之日春雷下的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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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2-8-8 02:07
尽管批判如今的右派学者比如于建嵘,这文章还是让人欣赏不来. 张口就是"1949年革命后的30年毛泽东时代中,一党专制的中共将农民"囚禁"在强迫的人民公社中,将工人"闭锁"在僵化的国营工厂,将知识阶层"禁锢"在专制的"干校学习班"中". 如果托派始终不改变这种分析历史理解历史的角度,那么就真谈不上发动经历了毛主席时代的群众,谈不上如今越来越多的开始重新重视毛主席的年轻人,也就不可能改变托派在中国一直以来的状况.
引用 老王3235 2012-8-8 02:05
以前一般把知识分子,列入小资产阶级,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比工农高,阶级意识倾向资产阶级,现在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同意作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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