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的原文连结：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s/2021/05/24/29635/ 中国劳工论坛的telegram连结：https://t.me/chinaworkerISA 中国劳工论坛的Twitter连结：https://twitter.com/OctRevolution17 如果有兴趣订阅《社会主义者》杂志，可发电邮至：chinaworker.isa@gmail.com Marcus Hesse 社会主义替代（ISA德国） 1921年3月的在喀琅施塔得（Kronstadt）事件经常被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者（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亲资本主义的右翼分子）所利用，试图证明不仅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而是早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新生苏维埃俄国就已经残酷地独裁统治着工人。 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当时称为彼得格勒的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要塞岛）的水手伙同其他人发起叛乱，及后被布尔什维克镇压，托洛茨基称之为 “悲剧性的必然结果”。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预计，当苏联的档案一旦解密，会有大量证据证实他们关于布尔什维克暴力的说法，但现实恰恰相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的一个真正的里程碑，是1999年在俄罗斯出版的两卷资料集《喀琅施塔得悲剧》，其中包含了许多以前未被发现的文件。 事实显示，实情与布尔什维克的 “左翼”批评者说法相矛盾，批评者声称革命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堕落，而声称喀琅施塔得的叛军代表了 “真正的苏维埃民主”。 危机的根源 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在假定其他国家会效仿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苏维埃政权仍然孤立无援，而100万强大的沙皇军队、白军，在德国、日本、波兰和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多达200万军队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残酷内战。到1920、1921年之交的冬季，红军取得了胜利，但国家遭到破坏，饥荒和流行病在全国肆虐，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流失了很多人口，工厂几乎全面停产。 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时，农民分得了土地，他们希望最终能够用土地自行其事。由于白军想把土地归还给地主，广大农民仍然热情地与布尔什维克并肩作战，并加入了红军的行列。由于大约90%的俄罗斯人口是由农民和农业工人组成的，共产党人主要依靠城市中的产业工人和最贫穷的农民、农业工人和乡村穷人的支持。 但是，由于工厂无法再生产足够的工业品来支持农业，而城市又处于饥饿状态，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向农民征收粮食，即所谓的 “战时共产主义”。尽管列宁和托洛茨基很早就推动对广大的中小地主作出更大的让步，但由于内战的状况，工业产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供给农民，以换来他们的农产品，因此让步的政策未能实际执行。 这就酿成了紧张局势。当反革命被击败后，工人国家和小农之间的冲突爆发了，1917年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势力正好利用了这一点。早在1918年就有罢工和农民起义，但到了1921年，全国各地都有地方农民叛乱。1920-1921年，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Antonov）在坦波夫（Tambov）省率领一支农民军队 “绿军”反对红军，要求重新实行市场经济、恢复议会制、并处决共产党人及其家属。许多农民将他们的仇恨指向 “共产党人”，特别是 “政委”（共产党官员）。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在1918年将自己改名为 “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 “苏维埃政权”等词汇对农民来说仍是正面的字汇——它们代表了1917年分配给他们土地的党和政权，而 “共产党”和“政委”则代表在内战期间没收了他们的粮食来养活城市的势力。 1921年2月，这种不满情绪传到了疲惫不堪的革命据点彼得格勒。1917年人口中，2/3离开了这座城市，有些是去服兵役，而更多的不过是回到了农村。曾经充满活力的苏维埃民主正在退化。工人们疲惫不堪、筋疲力尽，遭受着疫情和饥饿之苦。共产党已经成为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中的主要政党，而且往往是唯一的政党，因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已在武力反对苏维埃政权，因此被排除在外。由于内战的需要，革命在民主方面取得的成果出现了倒退，因为军事决策往往必须由党和全国代表迅速作出。这就瘫痪了群众自下而上的行动主动性。 尽管如此，共产党内仍然对工会的作用、经济政策的改变以及内战结束后的民主化进行了热烈的公开讨论。 1921年的二月危机 到1920年底，从农村征用的粮食已不足以养活城市。1月份做出了削减面包配给的糟糕决定，不仅导致了饥饿，而且导致了工作场所的不满情绪大增。民兵和 “契卡”（最初为打击投机行为和反犹屠杀而设立的特别委员会）的粗暴反应导致了他们与工人（包括工会成员和党员）的尖锐冲突。燃料短缺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导致了60多家工厂因缺乏能源而关闭。示威活动经常爆发，发出 “我们的孩子需要面包”和 “我们快饿死了”等诉求和呼喊，另外还发生了一些罢工事件。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往往被禁止发言，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发言人则要求停止粮食征收和恢复立宪会议，实际上是要求恢复资产阶级议会制。 在群众的绝望情绪的驱使下，反犹主义的口号不时出现。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阿夫里奇（Paul Avrich）在其关于喀琅施塔得叛乱的著作中，描述了当时笼罩在彼得格勒犹太社区的恐慌。由于害怕发生流血事件，民众转向由季诺维也夫（Zinoviev）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保卫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在军事上封锁了工厂，并逮捕了孟什维克领导人和其他党派的煽动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能通过谈判成功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尽管所需的物资仍被强行征用，危机在面包分配恢复后结束。 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支持者声称，它与彼得堡工人的罢工相吻合，但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爆发时，罢工已经结束。 海军基地的叛乱 喀琅施塔得是1917年革命的一个据点，许多水手在内战的前线作战。托洛茨基曾称激进的水手是 “革命的骄傲”。他解释说，在早期，喀琅施塔得似乎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水手来支援莫斯科，或征用面包和组织苏维埃政权，但到了1919年： “波罗的海舰队和喀琅施塔得要塞卫戍军中，一切革命力量都已经被调走了……那些留在『和平的』喀琅施塔得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些水兵们，他们不适于派遣到内战任何一条前线上去的，此时他们的政治水平，一般说，却是大大低于红军的平均水平了，他们中间还有一些士气完全沮丧的分子，这些人穿着炫耀的喇叭管裤，留着运动家的发型。” 2002年，历史学家盖茨勒（Israel Getzler）在他的《喀琅施塔得1917-21年—苏联民主的命运》一书中，试图证明1921年的大多数叛军在1917年就已经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事实上，他并没有成功做到这一点。除此以外，喀琅施塔得驻军中有一半以上的人的年纪太小，不可能在1917年服役。他确实解释说，驻军中许多在1917年是党员的布尔什维克水手和工人已经离开，到前线或政府岗位上服役，许多退党的党员是在1919年或以后加入的，当时已经不指望他们做出这种牺牲。即使如此，水手中积极的共产党员人数在内战结束时也有所下降，他们往往是出于宗教情感，或未缴纳党费而退党。在来自农民家庭的水手中，异化现象尤其严重，如果他们来自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更繁荣和粮食丰富的地区的话情况就更为严重。 然而，喀琅施塔得约1.6万名海员中的其他水手仍然坚持他们的共产主义观点，忠于苏维埃政府。这导致驻军内部出现了强烈的紧张关系：许多水兵拒绝参加叛乱，勇敢地反对叛乱。喀琅施塔得叛乱领导人彼得里琴科（Stepan Petrichenko）的副手奥列辛（Ivan Oreshin）的亲眼所见证实了许多共产党员在驻军中仍然拥有权威，以及喀琅施塔得水手和其他工人内部的分裂。 摘自奥列辛1924年写的笔记 喀琅施塔得派的抗议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而且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谨慎的形式。在叛乱初期，喀琅施塔得派在夺取了该市的权力后，逮捕了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意识到，在整个俄罗斯劳动人民的眼中，他们代表着一股巨大的道德力量。他们预计会取得重大的让步，并立即采取了没有武器的防御性立场，没有采取激烈的措施。 他们非常确信，圣彼得堡的工人会立即支持他们。毕竟，圣彼得堡的工人曾主动要求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喀琅施塔得派以为他们会成为这次带来彻底胜利的火种！彼得格勒会爆发叛乱，继而，整个俄国都会爆发叛乱。他们认为这很容易，因为春天的事件已经表明，几乎整个俄国都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叛乱中燃烧起来。但喀琅施塔得派错了。彼得格勒的工人们没有作出反应，路障已经被拆掉了……而喀琅施塔得派只能靠自己了……。 ……3月1日前几天，舰艇上开始出现骚乱。在大型战舰（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其他海域，水手们开始讨论与彼得堡工人的 “暴动”有关的 “事态”。水手们和1917-18年时不一样了。革命热情已经离开了他们，他们失去了1918年1月驱散制宪会议时的那种鲁莽的热情…… …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卫兵们很容易就能在那天攻下这座城市，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第二天早上，士官学校和契卡通过城堡大门离开了城市，撤回到 “Krasnaya Gorka”要塞。他们加入了摇摆不定的驻军，并将其组成了一个战斗核心，当敌对行动开始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对喀琅施塔得的行动基地，并有系统地使用炮火对城市和它的堡垒进行了压制，当然也造成了相当多的物质损失” 1917年的水手们对 “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自由”的要求也不以为然——毕竟，他们知道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革命和内战中发挥了多么负面的作用。为此，他们被起义军镇压，或者不得不离开该岛。 在3月1日的一次喧闹的会议上，共产党的代表（最初被允许参加讨论）被喊了下来，一个未经选举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由水手彼得里琴科领导。他曾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1919年后的短时间内是共产党员，在一次以列宁的名义突击征收党员时被招募入党，然后在下一次重新登记中失去党员资格。该委员会故意以“无党无派”自居，宣传 “无党派苏维埃”。然而，一半以上的成员是活跃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 “民粹派（narodniks，右翼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位指挥叛军炮兵的科兹洛夫斯基（Kozlovsky）将军。他曾是沙皇的将领，但曾作为 “军事专家”为红军服务。 要求重新选举苏维埃开始出现，然后“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的口号也很快出现了。这句话以不同的形式不断被宣布，包括在叛乱的《喀琅施塔得报》上，作为叛乱的既定目标。叛军逮捕了300名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叛乱的支持者强调，要求死刑的决议被否决了，然而这是一件险象环生的事情。从 “喀琅施塔得悲剧”中的文件可以看出，被囚禁的共产党人之所以没有被大规模枪杀，只是因为他们担心会遭到即将到来的红军的报复。在公开要求处决他们的人中，最主要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典狱长（在喀琅施塔得还存在这种组合！）舒斯托夫（Stanislav Shustov）。 在3月1日于喀琅施塔得中心“锚地广场”举行的会议上，舰队政委库兹明（Nikolai Kuzmin）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Mikhail Kalinin）代表政府发言。显然，他们缓和局势的技巧不太娴熟，只是告诉水手们喀琅施塔得将被孤立、布尔什维克政府绝不会让他们获胜。这正好煽动了叛乱。3月2日，苏维埃政府正式将这次叛乱定性为 “反革命的白军阴谋”。 也许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若果采取更有技巧和坦承的方法可以缓和局势，防止成千上万的水手和一些平民加入反共武装叛乱。但另一个亲历者认为这不是主要因素。群众是被演说家煽动起来的，而这些演说家谎称已经有数百名红军部队接近并准备摧毁要塞。 在这之后，正如当时亲历者的报告所显示的那样，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受到了巨大压力，叛军要求他们公开宣布退出 “俄罗斯刽子手党”。退党声明被印在叛乱者的报纸上。3月3日，围绕彼得里琴科的 “临时革命委员会”对整个要塞城市及其2.6万名居民实行紧急状态和宵禁，这些人因此成为叛军的人质。 叛军的纲领 3月1日，著名的15点决议在1.6万名水手的会议上通过，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公开叛乱的开始。许多叛乱的支持者把它看作是水手们支持达成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的证明。从表面上看，许多诉求都是基于呼吁恢复苏维埃民主，而苏维埃民主在内战期间大幅退化。该决议要求改选苏维埃，并要求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享有出版自由——这包括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他们不仅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掌权，还参与了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然后与反革命的白军结盟参与了内战。 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阿夫里奇解释说，“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的诉求并没有列入15点的正式诉求之一，但正如他所说，它很快成为叛乱的所有其他诉求的本质。这并不新鲜，这是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并参与组织农民叛乱的政党不断提出的要求。 另一诉求是全体劳动者的食品供给一律平等。在内战期间，所有人的食物都极端短缺。尽管仍有强制征用农民的粮食和其他产品的情况，但仍有配给制度。到内战结束时，至少有33种不同级别的配给——其中配给最多的是从事危险工作的工人、红军士兵、孕妇、少年儿童、医务工作者，特别是从事抗击疫情工作的人。在莫斯科，列宁也在1920年签署了一项法令，给予关键的 “特别重要的专家”更多的口粮，以确保他们能够完成有时一天超过16小时的每日工作。这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但也是出于发展经济、运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需要才不得不这样做。在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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