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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靠不住?—— 驳讨赤奇文“此共非彼共,印度共产党,从来靠不住”(一) ...

2021-6-29 22:5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3835| 评论: 0|原作者: 马里亚特吉|来自: 先锋社论公众号

摘要: 国内网络上对当代国际毛主义革命运动(同样不仅仅是印度)的报道和评论是一杯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作为基酒,用严重过时的消息和资料、错误且混乱的称呼、不切实际的疯狂臆想、虚假的谣言等作为配料搅拌而成的“鸡尾酒”
息的渠道极其稀少;同样也是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网络上对当代国际毛主义革命运动(同样不仅仅是印度)的报道和评论是一杯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作为基酒,用严重过时的消息和资料、错误且混乱的称呼、不切实际的疯狂臆想、虚假的谣言等作为配料搅拌而成的“鸡尾酒”,再加上各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借此收割流量和粉丝恰烂钱的

  【先锋论坛编辑部说明】

  这篇长文是一位同志的赐稿,仅代表个人立场,不代表编辑部立场。

  对于文中的一些观点,编辑同志们也同这位同志作了许多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商榷。尽管文章的部分内容颇具争议性,某些用词也不甚平和,但是我们仍认为这是一篇介绍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及印度共运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实的好文章。所以很高兴在此将本文分享给同志们和朋友们。

  编辑部对同志们和朋友们的来稿一向持包容态度,我们欢迎任何愿意为马列毛主义之国际共运事业作贡献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赐稿。您的支持和帮助一如既往是我们前进的重要动力。

  因为文章字数略多,所以我们会将其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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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多月前,笔者偶然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此共非彼共,印度共产党,从来靠不住》(以下简称《靠不住》)。在这篇文章的出处——微信公众号“乌鸦校尉”——上看完全文之后,笔者大受震撼,为文章优秀的文笔及其引用的浩瀚史料所折服,感觉自己完全而彻底的重新认识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网络上能够了解到当代的国际毛主义革命运动(不仅仅是印度)的消息的渠道极其稀少;同样也是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网络上对当代国际毛主义革命运动(同样不仅仅是印度)的报道和评论是一杯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作为基酒,用严重过时的消息和资料、错误且混乱的称呼、不切实际的疯狂臆想、虚假的谣言等作为配料搅拌而成的“鸡尾酒”,再加上各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借此收割流量和粉丝恰烂钱的营销号的存在,出现信息污染是毫不奇怪的,而这篇文章就是这种现状的突出表现。

  鉴于这篇讨赤奇文的出现,加剧了国内对国际毛主义革命运动的抹黑、污蔑和信息污染,对不了解的普通网民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笔者将根据自己所拥有的材料,对《靠不住》一文进行驳斥,如有错误还请读者同志们海涵,并欢迎读者同志们多加指正。

  一、印度共产党早期历史  

  《靠不住》一文声称“印共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受到统治当局的大力打压,也不加入共产国际,主要精力就俩事:其一,发展工人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争取权益;其二,就是内斗”而文章里给出的“论据”是“印共党内一直存在着关于党的最低纲领和战略策略之争。一派主张采取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另一派则提出应该学习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搞武装斗争;还有一派更为奇葩,他们要求和国大党全面合作,甚至融入其中,理由是国大党声称要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并且这种“内斗”“从诞生以来就没一天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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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印共有没有问题?当然有,而且还非常的严重,然而跟“乌鸦校尉”先生说的完全不一样。考虑到文章的篇幅限制,笔者仅进行简单的介绍。

  1920年10月17日,在第三国际中亚细亚局的领导下,印度共产党在塔什干成立。1920年12月,根据党内选举的结果,罗易、沙菲克和阿札利亚当选为执委会成员。1921年,印度共产党的大部分成员在莫斯科重新组织,并加入共产国际。罗易成为了实际上的领导者。

  罗易早年间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与各个反英恐怖主义组织勾肩搭背,在其“武装斗争”(偷运军火)失败之后周游各国,在纽约时接触了一大批泛左分子(和平主义者、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才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完成了“转变”。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罗易公开反对列宁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强调印度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鼓吹所谓“帝国主义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衰落迫使宗主国向殖民地退让实现工业化”的“非殖民化”论,并把这套谬论带到了印度。后来在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期间,向汪精卫泄露了共产国际发给中国共产党的五月指示(主要内容有进行土地革命、巩固统一战线、吸收工农改组国民党、建立有共产党员的工农武装)的电报,致使汪精卫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与蒋介石合流。之后的罗易逐渐右倾,因为支持德国共产党内部的布兰德勒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并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大骂共产国际“极左”而被共产国际开除,其政治立场逐渐转向自由派,并失去了对印共的领导。

  而本土派的丹吉比罗易走得更远,他一开始就是一个甘地主义者,污蔑列宁所提出的支援各殖民地(爱尔兰、埃及、印度等国)是“直言不讳的侵略性国际政策”,恶毒攻击十月革命是“武装暴乱”。1924年2月27日,英国殖民当局一手炮制了“康密尔谋叛案”,控告五个印度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艾哈迈德、乌斯玛尼、丹吉、侯赛因、辛加腊威鲁,以及罗易本人、他的联络员吉普塔和书信传递员夏尔马。在被捕入狱之后,侯赛因、丹吉和吉普塔立即叛变,在狱中撰写变节信,称自己愿意“痛改前非”,请求当局的赦免和释放。一直到1962年,丹吉早年写变节信以及其作为印共叛徒的真面目才暴露出来。

  在位于国外的罗易(软弱无力)的遥控下,早期印共走的是一条合法主义道路,即组建合法政党“工农党”(最初称劳工自治党)和国大党争夺非暴力运动的领导权,并把共产党降低到“合法的群众性政党的非法装置”的地位。在这条合法主义路线的支配下,印共的成员同时也是工农党的成员,印共的工作重心全部放在工农党的工作上,既没有建设印共本身,也没有在农民当中进行任何的革命宣传。即使是在被共产国际严厉批评之后,印共仍旧一意孤行。这一切的后果,就是使得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人更容易受到殖民当局的打击。印共加尔各答组织的领导人就是在工农党办事处被捕的。

  到后来,印共无原则的跪舔国大党,当起了国大党的尾巴。二战期间,实行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印共借跪舔英国殖民当局,获得了被英国殖民当局解除1934年实行的党禁的机会,重新恢复了合法地位,但代价就是丧失了自己的群众基础,还使得印度民族独立的旗帜完全落入了甘地、尼赫鲁、真纳等人之手。在二战结束后,印共对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作壁上观,一直鼓吹和平主义、合法主义的议会道路。

  至于印共的“内斗”问题,笔者并不否认印共内部存在着斗争(这也是所有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存在的事实),但是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党内各个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与党内走无产阶级道路和走资产阶级道路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完完全全的两码事,必须严格考察并加以区分。

  印共党内的派系斗争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而且印共党内的派系斗争的时间之长和派系之复杂,在国际共运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早在塔什干时期,罗易一派就已经分别与阿札利亚派和札多巴塔亚派爆发了争夺印共领导权的斗争,最后罗易派战胜了阿札利亚派和札多巴塔亚派。而在印度本土,各个共产主义小组之间互拉山头,谁也不服谁。在印度本土的共产主义小组组成一个统一的机构(同样也是派系斗争的产物)之后的1925年-1927年,中央领导一直被以丹吉为代表的孟买派所把持,而狱中的印共“老战士”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监狱外面的新领导人又发生了冲突,英国共产党的插手又为这种派系斗争火上浇油,直到1933年约希就任印共总书记之后才稳定下来。然而印共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派系斗争后面也陆续爆发。

  由于这种派系斗争的存在,印共一直不被视为一个统一的党,共产国际甚至一度撤销了对1930年加入的印共的承认,直到1933年印共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党再次统一起来,共产国际才重新允许印共加入。

  那么,印共党内有没有路线斗争?当然有。在1946年2月的印度海军起义中,印共基层党员和海军当中的印共党员踊跃参与,纷纷举行同情罢工,而忙于参加选举的印共领导层却极力撇清关系。革命派基层党员与投降派领导层之间的斗争是印共党内真正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和上文当中印共领导层的派系斗争迥然不同。

  大谈特谈印共的“内斗”(而且以一种语焉不详的方式混淆派系斗争和路线斗争),逃避对产生“内斗”的原因的分析,倒是跟国内网络上的共趣对“左派内斗不断”“左派无限可分”的痛心疾首和对资产阶级议会党“大帐篷”的纸面“团结”和对无条件无原则无底线的“统一战线”极其迷恋的特色极其相似。

  接下来,《靠不住》一文说“二战后的1947年,印度独立,印共也成为了合法参政的在野党之一,这让大多数成员开始抛弃了武装斗争的纲领,加上印度独立之际在宪法中宣布自己的政体是“社会主义”,这个明摆着的幌子却足以满足印共多数人的幻觉,他们觉得自己追求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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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不知道“乌鸦校尉”先生在写文章的时候参考了什么资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印度革命者的文献肯定是完全不在“乌鸦校尉”先生的参考资料范围之内的:

  八、印度次大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争取释放“自由印度”的囚犯的强大运动;全印学生强大的反帝游行示威;伟大的特巴卡(译注:要求只交收成三分之一给地主做地租)和巴加希特(译注:分成制佃农)斗争;王公土邦的反封建斗争;邮电工人的强大斗争;“皇家印度海军”人员的武装起义;随之而来的空军和陆军中的起义以及比哈尔的警察起义,工人阶级的伟大支援和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的开始;这一切使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濒于崩溃。——《党的纲领》

  八、在二战时期以及二战结束后不久,印度次大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爆发了要求释放被囚“印度国民军”的强大抗议运动;激烈的全国范围的学生反帝游行;孟加拉“三一”减租运动,巴卡诗特运动以及在土邦中爆发的激烈反封建运动;邮政和电报员工罢工;在孟买皇家印度海军爆发的光荣兵变以及印度士兵对英帝国忠诚度的丧失;比哈尔邦警察起义;工人阶级团结斗争以及历史性的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的开始;这些都让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大厦摇摇欲坠。——《印共(毛)党纲》

  无论是印共(马列)还是印共(毛),都提及到了在印度获得“独立”的前一年,也就是1946年,在特仑甘纳(一译特伦甘纳)地区爆发的农民起义,而领导这场农民起义的,恰恰就是“乌鸦校尉”先生口中“抛弃了武装斗争的纲领”的印共成员。

  笔者甚至不需要去找专门记载印度革命历史的材料,国内出版的《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里就提到了特仑甘纳农民起义,并且同样指出,这场农民起义就是由印共安得拉邦的地方组织和基层成员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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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对特仑甘纳起义的介绍还是非常简略。实际上,特仑甘纳起义的全过程较为曲折和复杂,需要一定的篇幅进行介绍。

  1946年7月4日,特仑甘纳詹加翁地区豪绅维斯努尔在派人暗杀了当地安得拉大会领导人多迪·科马拉亚之后,群众的和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被点燃,当地的印共基层组织抓住时机,领导当地农民揭竿而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特仑甘纳农民起义。革命的烈火由2个县迅速扩大到整个特仑甘纳地区。海得拉巴土邦的警察和军队以及当地的地主民团拉扎卡尔匪军一起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残酷的镇压了农民起义。1946年末,主要用原始武器武装起来的农民起义队伍终因实力单薄而退却,运动第一阶段到此结束,农民运动陷入低潮,但是一些地区的农民在印共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仍然在坚持斗争。

  1947年8月,印度正式宣布“独立”(印度革命者一直认为这场“独立”实际上是虚伪的假独立,并没有改变印度的半殖民地性质),海得拉巴土邦的尼扎姆王朝同印度政府勾结,与其达成“维持现状协议”(即暂时讨论并入印度的问题),印度政府向尼扎姆王朝的军队和警察提供武器弹药以镇压特仑甘纳起义。同年12月,特仑甘纳农民在印共安得拉邦省委的领导下重新集结力量,抢夺军警枪支,成立游击队和民兵,再次掀起武装斗争。1948年初至 9月是特仑甘纳斗争的全盛时期。在此期间,约有 3000个村庄建立起了村人民委员会,这些人民政权没收了当地地主一百多万英亩土地和其他生活资料,并将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农业工人工资增加了一倍;特仑甘纳地区的印共党员从二百多人增至近万人,“安得拉大会”会员从十万增加到二十万;脱产的游击队发展到约2000多人,村民兵(人民志愿队)发展到1万多人,此外还有特仑甘纳地区的少数民族组成的上百支游击队和数千人的民兵。

  1948年9月,尼赫鲁派兵入侵海得拉巴土邦,结束了海得拉巴土邦统治者米尔·奥斯曼·阿里汗的统治,并将海得拉巴土邦并入印度联邦。与此同时,印度中央政府调遣五万人的正规军部队进入海得拉巴土邦,开始直接参与镇压特仑甘纳农民起义,农民武装斗争遭到严重挫折。游击队转入森林地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抵抗。不过这一时期的特仑甘纳起义仍然具有一定的规模,农民武装力量仍然可观,武装斗争仍然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还不至于坚持不下去。

  在这一时期,印共内部存在着约希右倾投降主义与兰那地夫“左”倾冒险主义的派系斗争,后来兰那地夫派取得胜利,但是随后又发生了兰那地夫派与拉奥派和高士、丹吉派的派系斗争。尽管兰那地夫派最终被打倒,但是拉奥派随后又和高士、丹吉派发生派系斗争。想利用特仑甘纳起义作为自己的“资本”的拉奥派失败,而高士、丹吉派成为了葬送特仑甘纳起义的元凶。

  在特仑甘纳起义期间,同样存在着基层党员的武装革命路线与领导层的议会主义路线的路线斗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50年1月27日,情报局机关报发表题为《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巨大进展》的社论,肯定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的巨大意义,再加上毛主席在1949年11月19日给印共总书记的复电里,指出“印度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印度绝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绊羁之下”。所有这一切都在印共内部引起巨大反响,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大受鼓舞,燃起了巨大的革命热情。

  面对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之前疯狂污蔑和攻击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大耍两面派手法,发表庆贺电文以掩饰自己行径的兰那地夫集团不得不发表声明,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在《声明》里仍在吹捧自己,以维持自己及其路线的领导地位。这种做法遭到了广大革命派党员群众的批评和反对,促进了兰那地夫路线的破产。

  可惜的是,由于基层党员和群众的革命派势力还不够强大,对于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识别能够还不够强,致使当时把持印共中央领导权、受英共指示的(“和平过渡”先驱)影响决定走和平过渡道路的修正主义分子始终占据上风,最终在1951年10月21日,印共中央宣布停止武装斗争。紧接着,大批被迫放下武器的游击队员和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数以万计的游击队员和共产党人被抛进集中营和监狱,印度政府还对农民领袖、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进行了疯狂的搜捕、通缉和起诉,特仑甘纳起义时的斗争成果也被破坏殆尽。

  轰轰烈烈特仑甘纳起义最终落得这样一个结局,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也证明了修正主义道路就是死路一条。不过在这里,“乌鸦校尉”先生可以说是完全暴露了自己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极端无知,而这种极端无知将会在《靠不住》的后文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迫真政绩,改良主义的里技

  在《靠不住》一文接下来的部分里,“乌鸦校尉”先生介绍了1957年印共在喀拉拉邦第二次大选后上台执政、但是没能推行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政策,最后黯然下台的历史,甚至还称这一时期的喀拉拉邦为“印度第一块红色地方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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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吐槽这里的配图是印尼共产党的图片,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从1951年5月到1962年1月,是阿约艾·高士领导印共时期。这一时期的印共,以高士、孙达拉雅、拉奥和丹吉集团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层公开叛卖了特仑甘纳农民武装斗争,而印共也因为以“中派”面目出现的高士(实际上高士到后来已经和印共内部的右派合流,甚至比右派走得更远)为代表的领导层追随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而一步步堕落为国大党的尾巴。同时在修正主义的英共和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彻底堕落为一个修正主义的和平竞选党,其全部精力完全放在了选举工作和议会斗争上,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完全是为党的选举和议会工作服务的,因此能在议会选举中有一定的“成绩”也并不稀奇,毕竟议会党唯一和最终的目标就是选举自己的议员进入议会。

  所谓“合法参政的在野党之一”,实际上是印共中央在出卖了印共基层领导的特仑甘纳起义之后换来的恩赐。然而在1952年印度人民院的选举中,《靠不住》一文里“取得大量席位,仅次于国大党,成为最大在野党”的印共实际上只获得了16个席位(在除了国大党以外的在野党中确实是最多的),而“最大在野党”的头衔实际上也是社会党,而非排名第四的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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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初,安得拉邦进行中期选举,印共把这场选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它同其他一些较次要的党派结成竞选联盟,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并且派遣许多有全国影响的重要人物到安得拉邦竞选,甚至连印共下属的全印农民协会的工作也放下不管。然而选举结果显示,印共在安得拉邦议会里只获得了8%的议席,而国大党获得了61%。印共的这种选举颓势即使是1957年喀拉拉邦第二次选举获胜也是如此,在安得拉邦、泰米尔纳德邦、旁遮普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印共的选举活动基本上都以惨败告终。

  在喀拉拉邦的选举胜利之后,印共一边抛出一个此前在竞选宣言里提到的《十六点计划》,号称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让分配给喀拉拉邦的投资额增加到二十亿卢比,一边庄严保证“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所拥有的权力是从宪法中获得的权力”,“这个政府将发挥法律和宪法的权力来重建喀拉拉邦”,“共产党的领袖们已经多次明确表示,他们将根据宪法的条文和精神办事”,“共产党人宣称要遵守宪法,一再表明共产党人想要通过和平过渡的方法达到社会主义”。

  话都到说到这个份上了,这个“印度第一块红色地方政权”的成色又是怎么样的呢?

  印共上台执政之后,确实颁布了一项土地改革法案,规定了一个家庭所能拥有土地的上限,同时也有分配土地的计划,然而当时印共的喀拉拉邦首席部长明确表示,不会有任何对土地的国有化或者集体化的措施,甚至连印共的政府领导也钻空子,自己变成了新的地主,而农业工人则根本没有从此受益,对于受外国控制的种植园同样丝毫未动。

  在工业上,印共大肆鼓吹“工业中的和平秩序”,“要顺利地执行五年计划,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友好和真诚的关系”,由政府牵头采取步骤,召开一个由政府、工会和雇主代表参加的三方会议解决劳资纠纷,所谓的“公有制”当然也是没影的事。

  在教育方面,印共喀拉拉邦政府颁布了一项规范教师的任命和条件、由国库支付教师工资和接管教育机构的管理的教育改革法令。

  然而即使是这样温和的改良主义,也招致了各个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这些利益集团在国大党的牵头下组织了一个名为“解放斗争”(Vimochana Samaram)的运动,公开反对印共喀拉拉邦政府。而在这种时候,高士和丹吉的回应就是在3月8日和9日分别发表谈话,表示愿意在农村和工厂里和国大党人合作。然而这样无原则跪舔执政党的行为,换来的是1959年7月31日,印度中央政府借口喀拉拉邦局势不稳定,由总统宣布解散喀拉拉邦立法议会和邦政府,实行“总统统治”,为期两年多(1957年4月5日——1959年7月31日)的印共喀拉拉邦政府就此结束的可笑结局。

  实际上,与其说是印共“长期不接地气,没有发展底层劳苦大众,群众基础极差,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倒不如说是把群众运动视为选举和议会工作的附属品的印共领导层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1959年2月—3月,旁遮普邦九个县的农民在印共基层党员和当地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发起了反对“土地改良税”的斗争。这是继特仑甘纳起义之后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在长达48天的斗争中,有一万两千多人被捕,警察为镇压运动对农民开枪射击,造成了多人死伤。然而当这场运动正处于高潮的时候,却被高士亲自出马下令制止。

  在喀拉拉邦政府被强制解散之后,软弱的高士集团根本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击,而是空洞地大谈“保卫民主和议会制度,保卫公民权利”“共产党必须避免一切宗派主义,必须加倍努力团结所有的民主力量(包括国大党人在内),来维护印度的宪法和议会制度。”

  像高士这样的货色,怎么能够真正争取到群众的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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