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蜕变的根源、现状和前途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秦 渝
摘要 本文讨论四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蜕变的根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合作又争夺的中美关系；前途和任务。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三十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三周年。透过媒体的喧嚣和都市的繁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民在被国内外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同时受到各种各样的欺骗。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牵动着每一个爱国爱党的人的心。
一个人死了，人们总想知道他的死因，以吸取经验教训，延年益寿。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了，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广大劳动人民总想弄明白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蜕变了,以吸取经验教训，继续革命，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为此，下面讨论四个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蜕变的根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合作又争夺的中美关系；前途和任务。
一.社会主义社会蜕变的根源
尽管主流媒体为掩盖新生资产阶级的存在,绝口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但现在，经过多年的反思，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特权阶级是社会主义社会蜕变的决定性力量。但这仅仅是正确地说出了事实，而问题在于：特权阶级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只有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才能弄清楚社会主义社会蜕变的根源，从而吸取经验教训，继续革命。
也许有人认为，特权阶级产生的根源是资产阶级思想。但是，这个似乎正确的说法违背了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所以，上述说法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82页，第1卷43页）
恩格斯在谈到《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原理时说：
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37页）
注意，恩格斯说的是“每一历史时代”，当然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这一核心原理，要想弄清楚特权阶级产生的根源，就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和按劳分配，这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共产风”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其实质是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违反了按劳分配，从而有搞垮社会主义的危险。普遍的“供给制”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仍然是艰苦的谋生手段。除了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自觉地把劳动看作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不少人一旦生活有了保障便不再积极劳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必要条件是：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劳动成了人的第一需要而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这些条件只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
列宁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时指出：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共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列宁选集1972年第2版，第三卷，251页) 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就是私有财产权。
按照列宁的上述论断，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活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活资料私有意味着自己的生活自己负责，于是，在集体主义思想发展的同时个人主义思想也在蔓延。尽可能多的分得或占有社会财富成了千百万人追求的目标，而功劳、资历、职权和人际关系成了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为自己和子女以及亲近的人占有尽可能多的财富的理由和手段。当官，向上爬，享受各种特殊待遇成了许多人的梦想，而等级制就是这个梦想的现实体现。资产阶级思想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传播，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私有财产权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3页）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既有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也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
私有财产权是特权阶级产生的根源，而合法或不合法的以权谋私是特权阶级产生的接生婆。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着阶级，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蜕变的可能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阶级矛盾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初期主要表现为与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残余势力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与特权阶级的矛盾。一旦有机可乘，为了谋求更大的特殊利益，特权阶级就会采用阴谋手段夺取权力，利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弱点和失误，编造谎言蛊惑人心，改变党的路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而他们自己则蜕变成了新生资产阶级的主导力量——官僚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与特权阶级和官僚主义的矛盾的大爆发。这个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所谓“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纯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私有财产权是社会主义社会与生俱来的弊病，是社会主义社会蜕变的根源。因此，防止社会主义社会蜕变就像防止一个有基础性疾病的新生儿随时可能夭折一样，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既要反对外部敌人的侵略颠覆、和平演变，也要防止内部的腐化变质；既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也要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凡属于思想领域的问题，不论是认识分歧还是立场不同，都应该用说理的方法解决，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解决。历史经验证明，用压服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只能是适得其反，到头来，给抹黑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留下了口实。
遗憾的是，不论是列宁之后的苏联或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问题上都把《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原理和列宁的告诫忘了个一干二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1938年，斯大林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分配的。这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斯大林选集，1979年第1版，下卷，449页）1939年，斯大林说：现在，我们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于我们的军队、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那么它们的矛头已经不是针对国内，而是针对国外去对付外部敌人了。（斯大林选集，下卷，470页）
可见，在斯大林看来，只要生产资料归公了，便万事大吉了。虽然他在1952年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说“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斯大林选集，下卷，590页），但他始终没有认识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活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从而使苏共从那时起就在修正主义势力滋生的过程中解除了思想武装。
列宁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列宁选集第三卷，509页)。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四卷，16页)。 可见，在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建设，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建设就是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普遍的科学规律,它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追逐利润。但是，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我党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不多，党内存在着大批具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当权派，自从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后，党在思想路线上就把发展经济与阶级斗争错误地对立起来了。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后，党就闭口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了,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尽管毛主席在八大召开后不久就指出八大决议的说法“犯了个错误”(《毛泽东年谱》第2册639页，第3册129页)，而后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继而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75年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然而，由于没有如他所愿真正建立起广大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能阻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鉴于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使得中国社会最缺乏的就是民主平等意识，毛主席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24页）
文化大革命虽然被“否定”了，但反修防修的继续革命思想已然深入人心，成了中国人民心中的灯塔，也成了修正主义者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迫使他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还要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欺骗人民，而列宁早就指出：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列宁选集第二卷，438页)
事实证明，尽管苏联和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与“按劳分配”相联系的资产阶级法权，即私有财产权。这种私有财产权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表现为生活资料私有制，以后逐渐扩展到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当生产资料私有制成为社会的主体制度的时候，就标志着资本主义复辟了。
伴随着资本主义复辟，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分子，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则日益相对贫困化。要制止这种和平演变，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建立起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即由广大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事务而不仅仅起监督作用。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是：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以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5页））
列宁强调指出：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人民的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把它们的薪金减低到“工人工资”的水平，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完全可以把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也就成为从资本主义过度到社会主义的桥梁。。"(列宁选集第三卷，207,208页)
但事实上，无论是列宁之后的苏联或中国，都没有坚持按照马克思所说的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相反，却大搞军衔制和等级制，给予高级干部优厚的特殊待遇，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产生了特权阶级，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蜕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政治原因。这个沉重的历史教训一切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忘记。共产党人必须牢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建立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广泛最平等的民主制度，而建立和坚持人民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变质的根本保证。
二．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要回答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不仅需要知道社会主义社会蜕变的根源，还需要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什么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呢？罗列一些成就并轻描淡写地提一下存在的问题是否就真的说明了现实呢?
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资本论>第1卷, 1975年第1版，第204页)众所周知，奴隶制时代的生产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演变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现实社会的本质特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前三十年创造的物质基础上,中国GDP高速增长主要靠了两个办法,一是“外向型”经济，二是所有制的“私有化”改造，二者互为表里。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既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也造成了对环境和资源的严重破坏，扩大了三大差别，使东西南北的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毛主席说过：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毛泽东年谱》第3册214页)有人宣称，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那么，请看事实：
1.私有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7年底，所谓的“民营企业”即私营企业(不包括外商和港澳台商控股的)已达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超过50%，在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吸纳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的占比超过90%。到2018年末，全国私营企业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84.1%。
2.对西方资本的依附性是中国经济的突出特点。早在2006年7月，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中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00.2万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2.29万亿美元。2019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1.82万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为39.9%。202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全球占比高达19%。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4月15日介绍说，今年一季度，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0263家，同比增长47.8%，较2019年同期增长6.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24.7亿元，较2019年同期增长24.8%。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1.5%。由于买办资产阶级和部分实力较强的民间资本家企图摆脱监管，觊觎政权，必然与官僚资产阶级发生矛盾。最近一段时间，围绕阿里巴巴和“湖畔大学”的斗争就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3.外贸自由化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近年来，进口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大涨价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由于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政策，中国有铁矿石进口权的企业大大小小有100多家，而国外卖铁矿石的只有两三家，大头只有澳大利亚一家。这样一来，就形成了100多中国买家对两三家垄断联盟的外国卖家竞买的局面，价格焉能不涨?一吨铁矿石，巴西或澳大利亚开采出来运输到中国，成本仅为30美元-4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外国矿山卖一吨铁矿石给中国企业，毛赚约120美元。事实上，在对外贸易中，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卖什么什么就降价，早已不是新鲜事了。进口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大涨价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众多事实说明，背弃列宁的外贸国家垄断思想，国家必然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在今年6月10日召开的陆家嘴论坛上，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发表了一篇向国际资产阶级表功的演说。他说：2020年以来，为应对百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发达国家纷纷推出超级经济刺激计划。在财政猛烈扩张的同时，货币政策达到前所未有的宽松程度。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扩张将近一倍，欧央行扩张一多半，日本银行扩张超过四分之一。这些超常规举措，短期内确实起到了稳定市场、稳定人心的作用。但是相伴而来的负面效应则需要全世界各国来共同承担。如果说最发达国家大量印发的货币形成了拉动全球通胀的动力源，那么，中国数亿劳动者生产的商品就是稳定全球通胀的千钧锚。这就是说，西方国家印钞票就可以剥削中国人民。所有相信《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的人都应该读一读郭树清的这篇演说。
4.金融领域的无限制开放削弱了中国的主权，强化了中国经济对西方资本的依附性。2018年6月28日，发改委推出了进一步对外资开放的22项措施；2019年7月20日，国务院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2020年4月1日中国金融市场正式无限制开放。其实，早在2018年，大陆已有238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其中12家外资银行已全面开展外汇和人民币业务。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报道说，华尔街各大集团现在都在扩大在华业务，正争相寻求从中国庞大的储蓄池中获利。
中国为什么无限制开放金融领域呢？2018年5月19日，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的谈话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风险。贺铿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约已达40万亿元，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想要还债，甚至许多地方连利息都还不起。除了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的债务也有13.48万亿元，全国政府债务合计高达53.5万亿元，占2017年全国GDP79.2万亿元的百分之67.55,占2017年全国财政总收入17.2万亿元的百分之311。财政部宣布，截至2020年末，全国政府债务余额46.55万亿元。尽管不同的统计方法得到的数据有差别，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风险已是不争的事实。据报道，全国人大已批准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33.3万亿元。今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承认：“我国金融风险是多年长期积累形成的，是体制性、机制性、周期性和行为性等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风险呢?主要原因是：
⑴ 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和维稳经费造成了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
⑵ 为便于政府卖地收钱，实行房地产商开发制度，造成大量资金沉积于房地产业，使制造业和科研开发资金投入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后劲。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说，2021年，中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引爆金融危机。
⑶为了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多年来，中国向美国输送了大量的利益，支持了美国人的快乐生活。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指出，贸易顺差在中国而利益顺差在美国,美国人享用产品，中国人忍受恶劣环境。
⑷ 为追求GDP，追求政绩，追求形象，各地搞了大量贪大求快的各种工程，其中不乏烂尾工程和恶俗建筑。一边喊低碳生活，一边到处搞景观灯，不夜城，浪费巨大，与此同时却酝酿要提高居民生活用电的电价。
⑸为争夺海外市场，大量对外投资和援助。据报道，截止到2019年第一季度末，中国对外投资总额比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多1.95万亿美元，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5.居民收入占产出的比例逐年下降.到2020年，我国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我国居民收入占产出的比例逐年下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9%下降到2018年的41%，不到美国的一半，也远低于西方其他国家。在大张旗鼓扶贫的同时制造着贫困。目前，有六亿人的月收入只有一千元左右，近1.7亿的城乡老年人每月只能领到几百元的老年补贴（据说上海的老年人每月可领到1千元）。每到年关，讨薪引起的悲剧屡见不鲜。据胡润研究院报告，到2020年，大陆拥有千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有158万户，其中拥有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有10.5万户，约占大陆总户数的万分之2.4。2020年，中国有1058位10亿美元企业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1000位10亿美元企业家的国家，超过了排在其后的美国、印度和德国三个国家的总和。在过去5年里，中国新增了490位10亿美元企业家，而美国为160位。”这些枯燥的数据后面不知隐藏着多少人间的不平和悲剧，隐藏着多少穷人的血和泪！
6.农村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小农经济决定了农民中既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存在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关键在于领导者朝哪个方向引导。以大寨、南街村为代表的中国“百强村”无一例外走的都是集体经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通过多种经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道路。这些先进村集体的共同特点是有一个团结带领群众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班子。相反，树立小岗村这种自私自利的丑恶“样板”是引导农民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走邪路。强制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使广大农村由集体经济退回到了小农经济。如今的农村，除了少数先进村集体，大多已是一盘散沙。村风败坏，村霸横行，不能再就地发展多种经营以吸收富裕劳动力，致使大量人口盲目地流向城市，造成了农民家庭的破碎和其它社会问题,如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农村老人自杀事件。四十年的农村“改革”拉大了城乡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全国平均倍差为2.56,而农村医生只占全国医生总数的8.3%，低于毛主席6.26指示发表之前的10%。
众所周知，小农经济抗灾能力弱，效益低。由于除粮食收购外的农资和农产品流通渠道几乎都掌握在私人手中，造成农民常常丰产不丰收。小农经济的要害是难以解决人口变化引起的土地传承问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家庭承包地长期不变的政策造成了荒唐的结果：不种地的人有地，甚至死人有地，而要种地的人无地。于是，“土地流转”作为解决问题的“药方”到处推行起来。“土地流转”的实质就是土地私有化。“土地流转”使农村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只有拥有较多资金的人付得起土地流转费。农民把拥有大片土地经营权的人叫做“新地主”，也就是是农业资本家。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达4.7亿亩，占第二轮土地承包总面积的35.1%。虽然全国有一千多个像大寨、南街村那样的走集体主义道路的好榜样，但没有全国性的政策支持，集体主义道路不可能成为农村发展的主流。未来，在农村占据优势地位的将是农业资本家。春江水暖鸭先知。随着农村人民公社被强令解散和农村土地私有化，否定土改，否定农业合作化，为旧地主招魂，为新地主造势的文章和小说纷纷出笼。小说《白鹿原》、《软埋》和鼓吹乡贤治村的电视节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
由于青壮劳力几乎都外出打工，相当多的耕地撂荒，或者种树，而城郊的优良耕地被大量占用、毁弃，耕地已从18亿亩减少到15亿亩，这使得中国对进口农产品的依赖日益严重。据海关总署数据，2017年进口粮食1.3亿吨，2019年进口粮食1.15亿吨，2020年1-9月进口粮食1.02亿吨，而养猪需要的饲料80%要靠进口。
半公开进行的主粮转基因化有三大危害：第一，破坏了生态平衡；第二，食物安全没有保障；第三，农民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不能留种，从而使种子公司，特别是外资种子公司垄断了种子。
四十年的农业“改革”不仅没有完全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反而使中国人的饭碗变得不安全了。这恐怕是当年那些强制推行“包产到户”的人没有想到的。
7.资源严重消耗。国务院新闻办2012发布的《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白皮书显示，我国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比例已从几十年前的71.1%下降到23%。2014年3月26日，世贸组织终审裁决支持美日等国要求，裁定中国对稀土出口的限制措施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美国地质调查局2017年的一份报告承认，过去10年里，中国平均每年贡献全球稀土产量和供应量的90%以上。2020年3月1日，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说：“我们稀土没卖出‘稀’的价格，卖出了‘土’的价格，就是因为恶性竞争、竞相压价，使得这种宝贵的资源浪费掉了。”事实证明，背弃列宁的外贸国家垄断思想，国家和人民必然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真不知道那些口口声声维护多边贸易规则的中国人维护的究竟是谁的利益！这就是他们的“爱国主义”？
8.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据统计，全世界污染最为严重的十个特大城市，有七个在中国;世界碳排放总量约为七十亿吨，我国约占三十五亿吨;我国水体污染已经极为严重，九大湖泊已经有百分之七十五受到重度污染，七大江河体系已经有百分之八十受到重度污染。许多农田的土壤肥力严重退化，许多城市面临用水危机。华北地区过度开采地下水已造成短期内难以恢复的生态灾难。
9.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富分化和过度竞争使青年人就业难，结婚难，育儿难，使中国新生儿数量从90年代开始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至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58、1.495和1.47，逐年下降。根据公安部数据，2020年登记户口的新生儿1000.35万，不到1981年的2064万的一半，甚至比1949年的1275万还要少。这种出生率降低的趋势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即使放开生育限制也不会改变。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一国不引入移民（日本通过引入“研修生”引入劳动力）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抑制人口的更新。过去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年减少约340万人。最大的变化是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2019年已经降到3.34‰。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60岁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65岁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已超过14岁以下人口的数量。按国际通行标准，一国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7%，表明该国或地区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值得中国人深思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为38.8岁，高于美国人的平均年龄38岁。预计“十四五”期间，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阶段。资产阶级吃“人口红利”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只要中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人口必将减少。
10.发展资本主义使整个社会腐败成风。发展资本主义使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的领导干部日益资产阶级化，遇事往往站在资本家一边，欺压群众。不论政界、商界、文艺界、科技教育界还是卫生界，各种丑闻、恶性案件和事故经常发生，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买官卖官，以权谋私；滥用权力，压制民主；寡廉鲜耻，惟上是从；醉生梦死，追求享乐；说一套，做一套；边反腐边腐败成了官场的常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三年来，全国共立案查处涉黑和“保护伞”案件89742起，立案处理115913人。从2012年12月到今年5月份，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日发出通知，要求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居然要求“对企业家能不捕就不捕，能不判就不判”。据报道，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了对涉嫌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试点工作。有的省级领导竟然叫嚣“谁跟民企过不去，我们就跟谁过不去”，要求各级领导甘当企业家的“店小二”，“不叫不到，一叫就到”。一位破格提拔的新任市委书记上台伊始就在会上宣称企业家是“衣食父母”。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是何等的鲜明！
总之，资本主义意味着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和“削减产能”并不能使中国经济摆脱生产过剩的困境。面对日益上升的物价，月收入只有一千元的六亿人能到豪华的商场中去“买，买，买”吗？不能。重建独立自主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以内需为主要发展动力的国民经济体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而对外贸易应该坚持进出口基本平衡。不重建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就不会有真正旺盛的内需和共同富裕；不重建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体制，就不会有利国利民的进出口基本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