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五百年（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五百年（第四讲）：

政党的起源、作用及其消亡

第四讲正好遇上了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为此我们本讲穿插安排学习一下有关政党起源及其相关历史知识。

百年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未完成的革命，迄今为止的党的历史，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这里再多讲也就显得多余了。因此，我们今天主要谈谈有关政党的历史理论问题，即它的起源（资产阶级政党起源于议会，主张暴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大部分秘密组织于境外）以及它的功能的历史转换问题（资产阶级政党由宗派团体转换为政客精英俱乐部，革命党转换为执政党后形成党国一体化）。

政党是为了获取和巩固政治权力而形成的政治组织。这决定了政党本身就是个政治工具，为理想它是革命的，为现实它是功利的，为私利就是排他的。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是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最早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在伦敦以发表《共产党宣言》为标志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

一、两类政党的起源

一般来说，西方资产阶级政党通常都属于议会党团，是议会制度的产物；而无产阶级政党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资产阶级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敌人，则组成主张暴力推翻现政权的革命政党，它通常是体制外的产物。

（一）地主阶级的党派与资产阶级的政党

在我国的封建文化中，大凡涉及到“党”字的，向来都是被统治者所憎恨和诟病的。什么“朋党”，“结党”便是“营私”，等等。

其实在西方世界也一样。最早在英国产生的两个政党的名称，居然都是两个骂人的诨名绰号，一个叫苏格兰强盗（即辉格党，今日英国工党前身），一个叫爱尔兰歹徒（即托利党，今日英国保守党前身）。从其产生和被命名之日起（1679年），就表现出了它们之间的对抗性，就标志着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利益集团。

辉格党（19世纪中叶，辉格党曾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合并改称过自由党），当时代表的是在圈地运动中发迹的新贵族以及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宗教上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后产生的新教徒，他们反对“君权神授”，主张消弱国王的权力，加强议会权力，反映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是最早产生的资产阶级政党。托利党当时代表的是地主贵族和英国国教天主教上层的封建势力，是最早产生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党。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封建王室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极力主张扩大王权，限制议会作用。

可见，当时英国两党的产生和斗争是以议会为平台的，换句话说，最早的政党是议会制度的产物，尽管其经历了一个由议会中的“朋党”到宗派，再到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演化过程。

其实，议会制度是统治阶级内部，或者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封建势力与资本势力之间、甚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为避免因为你死我活的利益斗争导致两败俱伤或者同归于尽，所采取的一种非暴力的妥协机制。由于议会在政党起源上的重要作用，我们有必要首先搞清楚英国议会制度产生的过程。

我们在第二讲中谈到过，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在政治结构上与我国周朝时期有些相似。有许多封国，它们无视罗马教皇在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地位，彼此征战不休；各封国内部，又存在着严重的诸侯封建割据（欧洲众多坚固的城堡即为例证），不能像东方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那样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权在事实上被架空而徒有虚名。相反，一旦国王破坏了君臣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诸侯就可能放弃对国王的效忠，以武装反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比如在十三世纪初，外强中干的英国国王、外号“无地王约翰”，因热衷于攻城略地，把解决战争经费的手伸向了诸侯及贵族、教士、骑士和城市平民的钱袋子，从而导致社会普遍不满，引发了内战，国王失利后被迫签署了由诸侯拟定的“大宪章”。其中规定，设立一个由二十多位诸侯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来监督国王对“大宪章”条款的遵守，以防国王滥用权力，这为以后建立议会制度开了先河。设立委员会，其意义还在于使诸侯不必采用公开的暴力叛乱手段，而通过合法的商议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但是，到了约翰的儿子继位后，则将“大宪章”束之高阁，继续与诸侯对抗，经过几次与诸侯的战争，直至国王最终战败被生擒，1265年贵族领袖西门·德·孟福尔上台摄政，建立了由每个郡推举两名骑士代表、较大的城市推选两名市民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制度，这标志着英国议会制度的正式确立。此后，议会不仅对政府财政支出行使监督权，还直接干预国王的内外政策，甚至在1327年还废弃过爱德华三世的王位，可见当时议会的权力已经很大了。

都铎王朝（1485-1603年）建立后，英国开始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王权逐渐加强，民族君主国出现（第二讲中谈到过民族国家问题）。这个时期，由于国王权力的加强，导致议会几乎成了御用工具，国王可以随即召集议会，随意关闭或解散议会。与此同时，这种独裁统治一方面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进程，造就了英国君主专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另一方面又壮大了一个资产阶级队伍，为埋葬英国封建制度准备了条件。

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议会中的党派斗争就不再是封建地主贵族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即王权与诸侯之间的矛盾斗争，而是新贵族会同资产阶级与以斯图亚特王朝为首的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两派之间的斗争呈现出拉锯战的态势，表现得异常复杂、尖锐和激烈，是当时社会急剧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阶级斗争在议会中的直接反映。到了1679年，因王位继承问题发生分歧，英国议会中的两派正式发展成了两党——辉格党与托利党。

顺便说一句，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诱因是国王把手伸向了资产阶级的钱袋子，国王召开了一百多年未召开过的三级会议，讨论增税而引发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中产生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叫派，也都很短命。即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以及热月党人。据说政治上的“左”和“右”的称谓也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坐在议会左边的是雅各宾派（中小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和农民），因为政治激进，被称为左；坐在议会右边的是吉伦特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为政治保守，被称为右。

当然，布尔什维克党也不是个正式名称，在俄语中是“多数派”的意思。

（二）无产阶级政党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凡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本国政府的政治党派，普遍存在着这样两种现象：一，如果是党的中央机关在本国内活动，其党的骨干成员基本上均被从肉体上消灭；二，政党在境外成立，骨干或者职业革命家亦在境外活动（确立革命阶级的斗争理论和政党的政策策略路线），执行党的政策的党员则隐身于群众之中（开展阶级的组织动员和宣传工作），待到革命形势来临，骨干纷纷回国，并在本国域内首先创建革命根据地，取得地方政权后再图全国政权。

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德国人1847年在伦敦创建的（详见“德国裁缝与《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成立后恰逢1848年欧洲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党的骨干均回到德国参加革命。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也没能有效领导农民运动，加之工人武装不足，德国革命失败，马克思被驱逐出普鲁士，恩格斯在巴登参加武装起义失败后逃出德国，党的骨干除部分牺牲外，其余均在“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中被判刑。

列宁也是在境外，即瑞士日内瓦通过创办《火星报》来创建布尔什维克党的（1898年在俄国境内召开了有九人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十天后被全部摧毁。当时列宁正值流放之中。1900年7月列宁出境，年底《火星报》在瑞士创刊，经过两年多的运作，1903年中旬在西欧召开历时近一个月有40余位俄国代表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中产生了布尔什维克党。详见《职业革命家列宁》）。成立后列宁致力于通过《火星报》在俄国境内各地通过代办员制度建立各级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历时17年，直到1917年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列宁同年四月回国领导革命，武装夺取首都彼得格勒，取得十月革命成功，再经过三年内战，巩固了全国政权。

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叫兴中会，是由孙中山1894年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发起成立的，参加者只有五六个人，提出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叫同盟会，于1905年在日本由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成立，1912年，同盟会联合四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孙中山曾在两广地区发动过七次武装起义，企图建立地方政权，均告失败。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先热衷于议会道路（建立中华民国国会），由于资产阶级弱小，不抵袁世凯等封建军阀势力，议会道路不通，后致力于在广州建立地方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实行联俄联共政策，与封建军阀抗衡。1925年孙中山死后，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1927年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行执政党的党国一体化22年，直至败逃台湾。

古巴的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等80余人，以墨西哥为基地进行武装准备，1956年武装登陆古巴，夺取古巴全国政权。

金日成，青年时期在中国东北参加抗日活动，组织朝鲜人民革命军，与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当时东北最大的两只抗日武装。1940年杨靖宇牺牲后，金日成撤退到苏联远东地区，编入苏军。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金日成随苏军进入朝鲜北部，并联合朝鲜境内的地下党组建成朝鲜劳动党。可以说中国东北就是朝鲜劳动党的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中国支部，党的骨干主要来自三方面：本土的共产党员、留法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苏联回国人员（28个半）。起初执行的均是共产国际制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没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思想。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共产党在大城市难以开展活动（当时党的组织机关主要在上海和武汉，其主要职能是组织阶级斗争，而非“谍战神剧”里把党的组织片面地描述的谍报机关），被迫转入农村，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到了延安时期，借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机，设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特区），并致力于大量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日本投降后的全国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实际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缺乏妥协空间，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能够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相抗衡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不具备通过议会这种平台进行斗争的条件。所以，面对两个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党只有通过在境外秘密建党，待到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列宁的革命三条件原理——两个客观条件：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一个主观条件：具备一个能够制定正确政策和策略的先进的政党），尤其是本国爆发革命运动的时候，选择薄弱环节（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矛盾的主次方面可能发生转化的地带），通过建立地方政权并以此为革命根据地（帝国主义造成军阀割据，封建主义造成农民土地革命要求），来谋取全国政权。

二、革命政党的周期律

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说的是黄炎培1945年在延安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历史兴替，即“历史周期律”的问题。黄炎培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然而，现实往往是，主观认识到的东西，受历史局限，当时未必具备解决矛盾的客观条件。所谓规律，就是条件一旦具备，它就会出现。无论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政党是否也在遵循着这样的“历史周期律”呢？考察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起源，尽管它起初也不乏革命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个为本阶级谋取利益的精英俱乐部。英国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辉格党，它的前身就叫“绿带俱乐部”（The Green Ribbon Club），是1675年由英国大法官沙夫茨伯里在伦敦创立的英国历史上最早的议会外党派团体。“俱乐部主要在晚间活动，每当议会开会期间，许多反对派议员和一些对现状不满的政客、学者、律师聚集在这里，大胆地指责、攻击政府，评论议会中的重大活动。而作为俱乐部主席的沙夫茨伯里和其它骨干分子，也常在这里商讨他们的行动计划，起草待交议会的提案，指定议会发言人。”（见《略论英国两大政党的起源》）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政党雅各宾派，起初也叫“雅各宾俱乐部”。事实上，资产阶级政党的俱乐部性质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地位，丧失了其革命性后，而完全蜕变为“政客俱乐部”罢了。

的确，资产阶级的不少机构都是俱乐部式的运行方式，比如我们熟悉的竞技项目，如足球俱乐部，篮球俱乐部等等。在私有制下，毫无疑问，它在根本上难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但它却能在局部最大限度地体现资产阶级的自由公平（资本和人身的自由，等价交换的公平），比较地能通过公开的形式，选拔出最中意的优秀人才为自己服务。当然，博爱就算了，归根结底背后都是资本操纵的游戏。

所不同的是，革命政党一旦成为执政党，不再继续革命了，不再节制资本了，反而大力发展起私有制，发展起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后，往往就把政党组织变成了私人会所——表现出其隐秘性，通行起“潜规则”。由于是一党执政，所以就会出现“党国”一体化，无论是政党的领导职位，还是国家的政治权力分配上，不再实行真正的公开透明的选举制度，而是私相授受了。如此，反而还不如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治俱乐部能选拔出本阶级最中意最优秀的人才了。

所以，蒋介石在背叛革命后，把孙中山的革命党变成他蒋介石的执政党后，立刻实行起“蒋家天下陈家党”（陈家兄弟是傀儡了），最后把整个国家变成了“蒋家王朝”，四大家族的“党国天下”。然而，历史不会眷顾这种革命的背叛者，蒋介石的最终归宿不是也沦落到台湾那个小岛上去搞他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去了？

毛主席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而蒋介石的帝王思想自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的“党国”里的“千奇百怪”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由于国民党丧失了革命理想，还企图维持其统治，它的领袖就不能不仰赖玩弄权术，清除异己，收买人心；同时把民族主义作为它的最后避难所，要求他的广大党员成为“爱党爱国”的虔诚党徒，企图让“党的光辉形象”取得神一样的超自然力量，其目的无非是把党神圣化以后，便于达到“君权神授”的效果罢了。哲学家约翰·希克在它的《宗教哲学》中讲过这样一句话：“人们所崇拜的诸神，是社会意识编造的想象的存在，社会凭借这种工具对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控制。”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兹曾说过这样一句令人深省的话：“苏共是唯一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当然，恐怕他唯一说错了的就是这个“唯一”。据考证，苏联解体后，发财致富的人中超过70%是苏共的党员干部。这些苏共私人俱乐部里金卡银卡的持有者，他们不仅配不上一个共产党人的称号，他们甚至还是一些货真价实的民族败类：为了自己“闷声大发财”，不仅个个厚颜无耻，还把整个民族拖入深渊，把这个所谓战斗民族国家搞成了二流国家。

从赫鲁晓夫上台，就搞起了自己的私人俱乐部，即他的“小圈子共产主义”——共享人民创造的财富和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赢得的政权；勃列日涅夫上台，再搞他的小圈子，继续培植民族的败类；志大才疏的戈尔巴乔夫企图建立一个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客俱乐部，结果泼出洗澡水的同时，也把浴盆里的孩子倒了出去。

由此可见，革命党变质后，则比资产阶级政党更加堕落和腐朽。当然，毛主席也讲过这样一个道理：老子革命，儿子搞反革命，孙子还会起来革这儿子的命。这也是一种周期律。

三、政党是把双刃剑

政党是一个阶级或集团为获取和巩固政治权力而结成的政治组织，就其职能而言，是尽最大程度地把本阶级中最优秀的成员吸收在这里（当然，它如果出现劣币驱逐良币，那它就距离灭亡不远了），所以，列宁直接把无产阶级政党称作为先锋队组织。

既然政党是一种阶级集团获取或巩固权力的工具，辩证地来看，它也是一把双刃剑。所谓双刃剑者，就是它既能为革命开辟道路，也能扼杀革命，包括革命者本人的生命。关键是看刀把子掌握在谁的手里，即政党的领导权问题。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最优秀的领袖集团手中，它就能领导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掌握在赫鲁晓夫之流的手中，就会把国家政权拱手让给劳动人民的敌人，人民反过来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或者掌握在那些无能之辈手里，党就会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今天有些人，只想勇敢地流芳百世，却不能严肃地看待政党的这种两面性的问题。

列宁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是很重视这样一个组织在革命中的正面作用的。他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但是，对于“职业革命家”，他可不像我们今天有些人那样看得浪漫。在他看来，第一，职业革命家的存在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是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期，尤其是在俄国沙皇专制制度下，革命者同政府进行政治斗争随时都面临着“被捕捉”的危险，使斗争无法继续。其次革命者肩负着组织、教育和团结本阶级的重任。“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因此，要进行有效的政治斗争并能够取得胜利，组织具有特别的决定意义，这是在俄国社会环境下的不得已选择。

第二，残酷的革命现实要求：一是这种职业革命家应该具备的品格，不是为了权位，而是能够牺牲个人利益的具有奉献精神的先进分子，是“一些不仅能够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够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二是职业革命家是有领导身份的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列宁明确指出，“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三是由于工作的秘密性质，职业革命家担任领导职务，掌握权力的领导身份要相对稳固，不像马克思时期那样，党每年都严格按期召开代表大会，对党的领导人进行改选。四是职业革命家是集权的，工作具有秘密性，责任是“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把一切秘密工作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各城区、各工厂、各学校指定领导人员等等集中起来。”他们一经选出后，即赋予他们因势而变的全权，实行集权的体制。五是这种职业革命家的人数是很有限的，只能是“十来个”，是“‘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职业革命家也不是越多越好，“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愈难被‘捕捉’”。

革命政党在革命时期的这种秘密组织状况，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但这又必然隐藏着一种危险，那就是一旦革命胜利后取得政权，一旦革命党尤其是党中央发生变质，革命将被扼杀，继续革命的人也将一同遭殃。

四、政党也是个“祸害”

根据辩证法，一个事物有产生，就必然会有灭亡。从政党产生以来，三百多年的光阴，尤其是资产阶级政党，就已经表现出了它的没落和腐朽。但由于资产阶级已经全面地取得了政治经济统治地位，某一个政党的所作所为已经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其阶级的统治了。相反，无产阶级的政党一旦变质，国家政权的性质也将会随之改变，本阶级也将会从统治阶级变为被统治阶级，再次遭受剥削和压迫。从这个角度来讲，革命的政党也同国家一样，是个祸害。

1891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弃为止。”

“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就是官僚体制。

在同一篇序言中，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这种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那些擅权的野心家，优选出那些既有能力又热衷于“好管闲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来管理社会。他们除了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敬重外，无其他私利可图。这样，随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类社会分工的消失，压迫人的国家的职能也将逐渐消亡，直至这个废物被完全抛弃。政党就更不用说了。（202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