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从1931年底东北军20万大军一枪不放放弃锦州开始，华北局面就变得复杂了，我们史鉴了长城抗战三系列以及《秦土协定》，从九一八到卢沟桥，中国在华北的势力分三个时期，分别是：1、九一八到长城抗战，东北军控制平津冀，韩复渠控制山东，山西最早由徐永昌主持，但中原大战失利的阎锡山借蒋介石第二次下野重新掌握了山西，而绥远被山西傅作义控制，察哈尔是宋哲元的29军控制；2、长城抗战后，废材东北军势力彻底失去平津冀，中央军控制平津冀；3、1935年何应钦脑残式的《何梅协议》，让中央军放弃平津冀，而察哈尔的29军在蒋介石南调四川和日本人《秦土协议》的压力下，顺势占据平津冀，宋哲元开始在“以日压蒋”和“倚蒋扛日”走钢丝平衡了，期间还出现了冀东伪政权。从1935年到1937年，宋哲元的29军历史充满了复杂性，甚至扑朔迷离，一段时期内表现得相当暖昧，宋哲元与萧振瀛的矛盾突显，萧振瀛变得越来越拥蒋抗日，而宋哲元一天天转向亲日反蒋，一直到宋萧分裂，1936年6月萧振灜被安排出国考察，当然他出国前阻止了韩复榘和宋哲元会晤两广代表，这样宋哲元没有参与两广倒蒋，这个功绩是值得后人铭记的。那么这段时间蒋介石在干啥，公知和果粉一直在网上说他在为中日全面抗战做准备，其实我们只要查查中国近代兵工档案就能说清楚了。我们坦克造不出来，火炮总可以造吧，火炮就是身管炮，靠炮管将火药燃气压力变成炮弹的推动力，在炮管内不断加速炮弹，直到炮弹射出的武器。早在1332年中国元军就装备了最早金属身管火炮（青铜火铳），1928至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区内的几大兵工厂是有生产管炮能力的。但从1932年开始，一直到1937年整个南京政府在他的统治区没有一门身管炮的生产记录都没有，只有造了一些迫击炮，期间南京政府居然拆散拥有造炮能力的上海兵工厂，借两广事变又叫停广东兵工厂配套的600吨枪炮钢制造厂项目。当然30年代火炮已经升级换代，原先的碳素钢逐渐被性能更好的合金钢所取代，中国工业生产不了合金钢，但没可以继续用碳素钢造火炮呀，性能差点，比你不造总强吧。整个抗战中，国军一直处于被动的防御战，主要是在日军火炮打击下伤亡惨重，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里，国民政府才制造了98门大炮，其中94门是从国外购买零件组装的。从工业数据来讲，那个吹嘘的“黄金十年”说起真丢人。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日本是步步紧逼，中国的抗日准备却充满诡异了，华北前线的各军阀走着钢丝，南京中央政府以剿匪名义（我们是长征，他们是长追）积极吞并西南军阀，美其名曰为全面抗战做敌后方准备，而陆战中最重要的军事装备——火炮基本没造。只能说，这段时间，最充分准备只有在蒋介石的日记中。钢丝注定是走不长的，到了1937年夏天，看上去还算平静华北局面就差一个小火苗了。宋哲元的29军，成了中国北方最强的军队，10万装备精英的正规军，加上一些独立旅和保安团，已经到达15万人了，此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只有2万人，表面上优势明显，但其实不然，日本在中国东北有7个师团的关东军（差不多20万，以甲种师团为主），西北有4万伪蒙军，冀东还有殷汝耕的伪军1.7万人，可以说危机四伏，日本人从1935年7月起能让宋哲元做大的原因，就是希望他投日。萧振灜离开后，宋哲元启用著名文人潘毓桂为幕僚，潘毓桂和宋是世交，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是日本女星李香兰的干爹，他是著名汉奸，说实话他一开始的外交政策，经济政策办的还算不错，和日本人打交道也很顺利，但最后宋哲元居然把军事方面的核心布防都让他参与商量了，这为潘毓桂在七七事变屡次向日军出卖29军作战计划最后导致南苑失守埋下了祸根。1937年7月7日夜10点，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来到卢沟桥，事态变得很严重。
这股日军下午就开出丰台，向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移动，该区域的中国守军是29军37师110旅第219团第3营，这是37师冯治安的一个加强营，营长是金振中，他扮成农民亲自去现场看日军演习，一看发现了问题，这次演习居然是步兵、炮兵和坦克协同演习，演习目标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卢沟桥。 我们要指出的，日军要进攻的不是卢沟石狮桥，而离卢沟石狮桥500米以外的卢沟铁路桥，卢沟石狮桥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桥上以石狮而闻名，而卢沟铁路桥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桥身布满了颗颗刚毅的铆钉，这两座桥是一南一北顺河相望。今天我们谈七七事变，石狮桥成为是全国最大的纪念抗日战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1937年风雨交加的那个夜晚，其实铁路桥才是关键，中日军队是在此桥展开了肉搏战，此桥几度易手，战事非常惨烈。卢沟铁路桥为啥如此重要，因为它是平汉、平绥、平津三大铁路的汇合点，今天还是进出北京城主要通道之一，卢沟铁路桥一旦被日军占领，北平的交通就被卡死了。顺便提一下此桥的设计师，中国“北洋官铁路局”的总工程师金达，一个出生于铁路世家的英国人，他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1.435米国际标准轨距的铁路，也就是唐胥铁路，这是中国最早的官办铁路，金达从而奠定了中国近代铁路网的起点，也规划和建设了唐山和胥各庄铁路机厂，开启了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的帷幕，今天的中国高铁技术已经是世界最强了，应该记住这位英国工程师。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大佐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口供是这样的：华北驻屯军在丰台的外围日军占领铁路桥封断北平交通，然后华北驻屯军在北平的日军乘机起事出击，绑架宋哲元、秦德纯等人。日本华北驻屯军想象力真的丰富，兵力差距如此巨大，却积极进取，在没有得到日本关东军的配合前提下，搞出一个斩首计划，妄想完成2万军队并吞平津冀，控制15万军队的伟大战果。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七七事变其实是一个斩首计划，该计划的第一步是丰台的日军控制卢沟铁路桥。当然也有说法，这个斩首计划是牟田口廉也自己的个人构思，日本华北驻屯军同意让他演习，没有直接批准。显然金振中营长从军事的常识看出了端倪，日军这次演习的目标是进攻卢沟铁路桥，他把情况上报给219团长吉星文（吉鸿昌侄子），吉星文请示110旅长何基沣，何基沣又请示37师长冯治安，最终冯治安和秦德纯沟通的结论是：演习从7月7日晚上7时30分开始，到了22时40分，日军派人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这位“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史料也有争议，中国的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日方的观点认为“失踪”部分属实，属于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志村菊次郎的确是7月7日夜离队解手，黑暗中走了和部队相反的方向误了归队的时间，但不久后就被找到了，此时日军已经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但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日本学者半藤一利在《昭和史》认为，志村菊次郎归队后没有，一线指挥官没有向上级报告，所以这支军队一直在搜寻行踪不明的那个人，包括志村菊次郎本人。不管史料如何解释，回到历史场景，成为华北九一八的石原莞尔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当他得到大队长一木清直关于士兵失踪的报告（一木的消息来自清水中队长），不管真假这都是大大的机会，牟田口想搞绑架宋哲元的斩首计划就有了借口，他一边让一木清直亲自带援兵去宛平城外的现场，一边找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让松井和29军交涉。当时宋哲元正在养病，秦德纯全权负责29军，他和冯治安沟通日军演习时已经估计到晚上可能要出事，当松井见他时，秦德纯的主张是很坚决，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此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侵犯中国主权，士兵走失不是我方责任，日方更不进城，等到第二天天亮宛平县当地警察去寻找，如果失踪士兵在城里，就立刻送还，并欢迎松井第二天去宛平县实地调查一下。从法理到人情，秦德纯说服了松井，但在宛平城外现场的一木清直却不这样想，他带着这么多援军过来，是准备强攻，而金振中的加强营有1400人，差不多一个团，他是准备死守，此时已经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在宛平城外已经剑拔弩张了。我们常说“七七事变”，实际上冲突爆发的时间是1937年7月8日凌晨，这么多年来中日双方一直在争论谁开的第一枪，是29军，是日军，是苏联间谍，甚至是共产党地下党。这个争论作为史料的完整性很重要，但作为讲述历史是毫无意义，牟田口后来成为驻缅甸15军中将司令，战后他自己回忆就这样说，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卢沟桥射击的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那个深夜，大队长一木清直向他报告部队在宛平城外在遭到中国军队射击，牟田口廉也听到这个消息下令开火，卢沟桥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7月8日凌晨，日军一上来就卢沟铁路桥桥头堡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铁路桥，金振中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乘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可能金振中和驻守桥头的219团3营官兵们都没想到，他们这个敢死队行动，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卫国战争的序章。
到了清晨，宛平县长王冷斋接日方代表进城，此时日方提出的要求变成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城，而日军又精确的在城外发射炮火，炸掉了王县长的办公署，几个月前宛平县专署成立，过来“贺喜”的一木清直居然带着士兵整齐迈着正步，从城门走到专署，他们用步伐给炮兵测距呀。 29军只有迫击炮，没有大火力的重炮，宛平城城内可以有工事掩护，但卢沟铁路桥却在城外，战事非常惨烈。 双方在卢沟铁路桥大打出手，日军在一波炮轰后，步兵跟进冲锋，而金振中让主力连上去和日军肉搏，到了7月10日下午，他实在支撑不住撤了回来，日军是化了3天时间夺下卢沟铁路桥，但7月10日晚上，29军大刀队夜袭了，金振中亲自带着700夜袭队从侧面靠近了阵地，利用轻重迫击炮协同轰击，在重机枪掩护下展开火力，冲进阵地，日军支撑不住，退出了铁路桥撤离宛平城外，这次夜袭，金振中重伤，他的一条腿被炸断，伤亡300多人。 金振中被送到保定医院救治，1938年伤愈后回到29军，1943年因遭亲共疑忌调为军部上校副员，作为编余人员，驻在柳泉车站，1949年春，回原籍参加生产，文g中，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1980年1月，被安置在固始县文化馆任行政干部，1985年3月，因病逝世，终年83岁，遗嘱要求将骨灰撒在卢沟桥畔。经北京政府批准，1985年8月14日，在抗战胜利40周年纪念日，在芦沟桥举行了金振中骨灰安葬仪式，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进行了宣传，引起轰动。2006年七七事变纪念日前夕，北京一群志愿者金振中骨灰安葬地的前面立下墓碑，碑文是：抗日民族英雄国民革命军第29路军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之墓（1904——1985）并以此碑纪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壮烈殉国的29军将士。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卢沟桥进行了放水，这样卢沟桥管理委员会通知金振中家属在放水之前转移灵柩，2008年6月10日，金振中灵柩转移到和乾隆皇帝题词“卢沟晓月”咫尺之遥的苍松翠柏之中。很多人说英雄容易被遗忘，其实在信仰历史的中国人面前，英雄最终是会被铭记的，被遗忘的往往是幸存者。芦沟桥打得热火朝天，它是如何变成中日全面抗战的呢？宋哲元这2年的确走钢丝走麻木了，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此时冲突还是可以靠和谈解决，事变爆发后，他一边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一边让秦德纯与日军交涉，还将事变情况报告向南京方面，宋哲元还是认为此事和以前一样，很容易过去，他在给南京的电报一如既往的轻描淡写。而蒋介石显然比宋哲元敏感，11日他电告秦德纯，如果11日日军还在对峙不肯撤退的话，那么日本关东军必定增援日军华北驻屯军，他回电要求第29军加紧备战。12日上午，他告知秦德纯，据南京政府的确切消息，关东军五列车已经于12日11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从蒋介石的电文和手令来看，北平的宋哲元当局在七七事变中表现非常软弱，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确是“深谋远虑”，他坚持认为全面战争马上要爆发了。但奇葩的蒋介石日记给了我们相反的结论，在7月8日晚上日记里，他居然写了“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如果日记是一个人内心真实独白的话，也就是在蒋眼里，全面战争是不会爆发的，因为1936年底绥远战争，傅作义部和中央军联合打击日本支持的德王伪蒙军以及关东军，绥远一战，中国没割地没赔款还振奋全国人心。从日记来分析，蒋介石看到卢沟桥事变，认为是和宋哲元、日方博弈的一种机会，他电令宋哲元29军积极备战，并作出中央军运兵北上的计划，并不是想打一场全面战争，而是想利用卢沟桥复制绥远抗战，打赢后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华北驻屯军从丰台撤兵，然后取消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为啥他对29军的电令和他的日记不符的事实，简单来讲，他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复制绥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