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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第二章第七节)

2021-7-14 02:50|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8324| 评论: 0|原作者: 李晓鹏

摘要: 利用列强的基督教进行伪装和提供早期领袖权威,是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为太平天国运动所作的大贡献。对他在起义准备期和起义初期的功劳,应该肯定。但是,他的贡献也就到此为止了。

荒唐天王: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关系

利用列强的基督教进行伪装和提供早期领袖权威,是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为太平天国运动所作的大贡献。对他在起义准备期和起义初期的功劳,应该肯定。但是,他的贡献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说,仅仅因为他有了这两个贡献,他就应该永远担任太平天国革命的最高领袖,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义夺取最高领导权就是犯上作乱、石达开跟安福二王无法合作就是个人意气用事、李秀成经营江南就是自己想当军阀,那就大错特错了。

洪秀全这个人,是没多大本事的,也就是一个宗教创始人的水平。尽管在过去几十年,在革命史观的驱使下,无数研究者不断把太平天国运动取得的诸多成就归为他的“正确领导”,但这么多人这么多年找来找去,真正靠谱的资料并不多。我把主流的树立洪秀全为伟大革命领袖的文献看了一遍,包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崔之清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洪秀全评传》等,以及为革命史观服务的研究基础资料《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和《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并没有发现这里边有啥能真正说明洪秀全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的哪个关键问题上做出了正确的决策。相反,他对革命不负责任、行为荒唐、决策错误的资料倒是随处可见。革命领袖要都像洪秀全这样,那中国历史上就绝不可能有胜利的人民革命。

即使是拜上帝教,也不是洪秀全个人的功劳。其教义的发展,有四个阶段。从洪秀全异梦到冯云山紫荆山传教,这是第一个阶段,洪秀全主导;紫荆山传教到冯云山被捕,这是第二个阶段,冯云山主导;冯云山被捕洪秀全跑路以后,杨秀清宣布“天父下凡”,此后一直到天京事变,这是第三个阶段,这是杨秀清主导。天京事变后,又重新变成洪秀全主导。

第一个阶段的主要文献是《原道觉世训》。这是一篇纯粹的一神教说教文字,它肯定是洪秀全所作,是对《劝世良言》的简单模仿。《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是广东人,是第一位基督教华人牧师,也是基督新教的第一位中国传教士。1832年,梁发用很浅显的、一般人易懂的话把基督教的教义编成《劝世良言》,里边引用了很多中国人常见的孔子、佛教的话来宣传基督教。只要读过《劝世良言》,把它和《原道觉世训》对比,就不难发现后者在思想层面几乎完全抄袭前者,没有多少创新突破。

《原道觉世训》里边唯一新增的内容大约只有对“阎罗妖”的批判。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牵强附会,强行把“阎罗妖”解释为满洲统治者,说洪秀全借此来号召大家推翻满清政府。认真读一下原文,就会发现洪秀全此时所讲的“阎罗妖”,其实就是指的中国民间神话中最常见的“阎罗王”而不是清政府。洪秀全喜欢把各种其他宗教的神灵或自己的反对派一律称之为“妖”,后来曾国藩也被成为“曾妖头”、清政府被称为“清妖”。“阎罗妖”其实就是“阎罗”。洪秀全以这个最常见的中国民间鬼神为“靶子”,利用一神教理论进行批判,宣传上帝是唯一真神,仅此而已。这里边只有宗教批判,没有革命精神。

我甚至怀疑,洪秀全早期根本就是只想做一个教主,毫无革命思想。尽管异梦里边上帝让他称王,但他所理解的“王”也不过是“神王”而非“人王”,就跟耶稣自称是“弥赛亚”一样。当罗马殖民统治者质问耶稣,他是否想带领犹太人造反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意思就是他无意造反,只想当个宗教领袖。洪秀全应该也是这样,他只想在自己的信徒中间享受“神王”地位,在教堂里关着门宣布全世界都归自己统治,天天被人崇拜和进奉财宝,作威作福,并无勇气和决心要冒杀头的风险去推翻世俗政权自己当皇帝。只是这个理想根本不可能被清政府接受,后来才不得不被迫走上了革命道路。上帝交给他的反对“剃头”的任务,也可能是在决定发动革命以后再加进去的。这样才能解释,洪秀全在“异梦”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就精神恢复正常,在整整六年中完全忘记自己的使命,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后来两次遇到困难或危险就立刻跑回老家躲藏。他原本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缺乏革命理想的宗教创始人。

拜上帝教的本质性改变发生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冯云山主导时期。冯云山才是将基督教思想中国化的伟大人物。我们把《原道醒世训》和洪秀全的《原道觉世训》比较,先不说思想水平,光文字水平就明显高出了一个档次。《觉世训》文笔扭扭捏捏、半通不通,就是一篇啰里啰嗦的传教文,读起来让人头疼。而《醒世训》喜欢用骈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其中如“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成其德”;“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等后来广泛传唱的太平天国理想的文字,都出于《醒世训》。明显看出,《醒世训》作者在文字功夫上远高于《觉世训》作者,二者不大可能是同一人。《醒世训》的思想表达方式也是典型中国式的,是一篇独立于《劝世良言》的创新之作。我们知道,洪秀全参加四五次科举考试,连个秀才都没混上。而冯云山是秀才。《觉世训》的写作水平,确实应该是连秀才都考不上才对。

在冯云山将“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思想引进拜上帝教教义以后,拜上帝教才从“天上”走到了“凡间”,具备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传统文化期盼太平盛世的内容,才能在底层人民中间广泛传播。不过,对洪秀全的“上帝之子”思想,冯云山没有提出任何挑战。这个问题不解决,革命组织的事务就都要洪秀全决定,那革命就没法干了。

于是,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的将“神仙附体”的多神教思想植入到了一神教体内。杨秀清利用冯云山被捕洪秀全跑路的机会,宣布“上帝附体”,萧朝贵又宣布“天兄附体”,后来又迫使洪秀全承认并认可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都是上帝的子女或女婿。这又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宗教改革,让僵化的一神教神权体制被多神教的神权体制取代,拜上帝教变成了一个“教义是一神教、组织形态是多神教”的奇怪宗教。它看起来不伦不类,却非常实用,既能以一神教来凝聚战斗力,又能以多神教来方便的更换实际领导权,让有能力的人上位负责实际指挥。

经过这三轮改革,中国人民才一步一步的把洋人的基督教变成了自己用来发动革命的意识形态。有人站在基督教的立场认为杨秀清“上帝附体”非常荒唐,而这种说法本身才荒唐——要说荒唐,上帝就很荒唐,耶稣下凡更荒唐,处女怀孕、上帝用男人的肋骨创造了女人等等就更是荒唐中的荒唐。耶稣可以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就不能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想生几个生几个,想在哪个国家生就在哪个国家生,难道还需要欧洲人同意?既然上帝无所不能,不要说附到杨秀清身上,就是附到狗身上也没啥不合理的。中国人民不过是根据革命的实际需要,把各种荒唐古怪的东西创造性的融合到一起用来支持自己的革命事业罢了,原计划是用完了就像抹布一样丢掉,只是没想到这块布有剧毒,不小心把自己毒倒了而已。

杨秀清时代的拜上帝教经典是《奉天讨胡檄》。到这个时候,“反满反官”的革命思想才正式成型,拜上帝教真正变成了一个革命的宗教。《奉天讨胡檄》的文字,也是慷慨激昂,跟《醒世训》处在同一水平,远高于《觉世训》,应该是杨秀清的思想与冯云山的文笔融合的产物。

洪秀全的真实水平,主要就是《原道觉世训》了,而且还有冯云山帮他修饰润色过,原文只会更烂。到了第四个阶段,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全面夺权,第二年(1857年),他就整理发布了自己的一批诗作,称“天父诗”。这时候冯云山和杨秀清都死了,这一批诗作绝对代表了洪秀全本人的真实思想和真实水平。里边大部分都是洪秀全教育自己后宫娘娘的打油诗,其代表作为“十该打”,可谓奇文: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

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天父诗》的内容大多十分粗俗,“十该打”还算正常。其它更惊人的代表作还有:

“狗子一条肠,才是真娘娘;若是多诡计,何敢配太阳。”

“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

乾隆皇帝一辈子写了五千多首诗,基本全是低水平的打油诗,被后人讽刺为“诗歌界的泥石流”。但跟洪秀全的“天父诗”比起来,乾隆简直就是文学天才,其五千多首诗全都可以算是佳作名篇。洪秀全这些诗作并非野史作者的污蔑编排,是洪秀全自己下令由太平天国官方编辑整理的,内容权威可靠。它们再次证明,《原道醒世训》中的那些朗朗上口的佳句绝不可能是洪秀全能写的出来的——他既没有这个水平也没有这样思想。诸如“天下多女子,都是姐妹之群”这种话绝不可能是洪秀全的思想。洪秀全考了几十年科举连个秀才都没混到是有道理的。除了在宗教方面有所建树外,其思想与才华均处于极低水平。

《天父诗》中还有几首杨秀清写的诗。就水平而言,文盲出身的杨秀清经过短暂学习,其诗用词简单朴素,但韵律读起来很舒服,境界立意也比洪秀全高出许多。可知其天资聪颖,如果像洪秀全一样有机会认真读几十年书,不要说考个秀才,金榜题名也未可知。其代表作为:

“万方儿小别家庭,离乡立志做忠臣;前未勤王当虎豹,今知有主可成人。”

在“天父诗”中,我们看不到洪秀全有任何一点对人的尊重和男女平等的思想,洪秀全将自己和女人们分出层次和等级,将女官当作自己的奴隶。读过“天父诗”,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杨秀清不仅在军事政治上坚决专权,还要——看起来很过分的——去干涉洪秀全的后宫事务。

1853年12月,定都南京不到一年。杨秀清有一次突然大发雷霆,以“天父附体”的名义直闯天王府。洪秀全慌忙出来迎接,杨秀清开口就是一句:“秀全,你有过错!你知道么?”吓得洪秀全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认错。杨秀清说,既然知错,那就打四十大板。

韦昌辉等人被吓到了,连忙说愿意代替洪秀全受罚。杨秀清不许。

洪秀全赶紧认罚。杨秀清见洪秀全认罚,这才免了。这就是著名的“仗责天王事件”。

杨秀清为什么会要主动跟洪秀全制造如何激烈的冲突呢?原来竟然是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就是洪秀全又在虐待天王府的女官。

这些事情看起来是杨秀清不应该过问的。在普通人看来,洪秀全把军权政权都让给杨秀清去管了,难道连后宫事务都不能做主吗?这不是杨秀清飞扬跋扈、仗势欺主又是什么呢?

但“天父附体”结束以后,杨秀清“恢复清醒”,将事情原由向洪秀全解释了一番。这番话也被记录了下来,大家才知道其中原委。

原来,被洪秀全欺凌虐待的女官并不是普通女子,而是金田起义将士们的女性家属。用杨秀清的话来说“不是功臣、忠臣之妻,即是功臣、忠臣之母

洪秀全为了大修王府,对女官们的虐待方式可以从杨秀清的话中窥见一二:

“为君者自当体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一二礼拜日排班轮流而归其家省视……然或有不得意于娘娘者,或多加谴谪之词,倘不准女官启奏,则冤抑无由而伸。……又如宫城内有修整宫殿,挖地筑城,或打禁苑,必需女官操作其事,但上可降旨如何布置,切不可御日常注,督其操作……又娘娘服事我二兄,固乃本分,但其中未免有触怒我主二兄。二兄务必从宽教导,不可用靴头击踢……”

比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扎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毋用紧挖。”(《天父下凡诏书二》)

……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女官们,亲自监工,禁止轮休、禁止回家看望亲人,有亲人来探望也被拒绝。无论风霜雨雪,都不得休息。又有他那一帮大小老婆们,对女官横挑鼻子竖挑眼,洪秀全则一律偏袒自己后宫娘娘,让女官们有冤也无处申诉。洪秀全对自己的后宫娘娘,发起火来,就会“用靴头击踢”,可以想知,那些地位远不如后宫娘娘的普通女官们,会遭到他如何粗暴的对待。

杨秀清作为最高军事统帅,显然是接到手下将士们的诉苦才知道这些情况的。此时距离金田起义才不过三年,很多女官应该都是杨秀清多年的老相识,他应该还往这些人家里送过炭、在他们家里吃过饭,有些人说不定还在杨秀清困难的时候给过接济。兄弟们为了大家共同的理想和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作为天王的洪秀全竟然在南京城里欺辱虐待他们的妻子、姐妹甚至母亲。遇到这种事情,换着任何一个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国人,谁又不会像杨秀清这样怒火攻心、拍案而起呢?这哪里是什么“飞扬跋扈、仗势欺主”?明明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才是我们的中国英雄、中华儿男该有的样子。杨秀清最后也没有把洪秀全真的仗责一顿,在我看来已经是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做法了。

——杨秀清这一次怒闯天王府为府中女官们出头,竟然被许多野史作者歪曲为杨秀清是去天王府跟洪秀全抢美女。他将自己知道的四个受苦的女官:石汀兰、杨长妹、朱九妹姐妹二人点名救了出来。其中,石汀兰是石达开亲戚,回翼王府工作;杨长妹是杨秀清亲戚,回东王府工作;朱九妹姐妹二人是太平军北伐军第四统帅朱锡琨的亲戚,因朱锡琨已经在北伐中牺牲,杨秀清让二人也跟扬长妹一起到东王府工作。从史料来看,绝没有一点霸占美女的痕迹。这些野史作者仅仅根据杨秀清“天父下凡”的一句话,就胡编乱造了一大堆荒唐故事,对杨秀清竭尽污蔑之能事,可以说是丧尽天良。

对洪秀全行为的理解,不能完全用儒家评价中国古代君主是否“荒淫”或者“暴虐”、或者为“私欲”还是“公利”的框架去套。对洪秀全的评价,最准确的应该是“荒唐”。他的行为驱动模式超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评价框架,而深受西方一神教思想的影响。

洪秀全确有虐待女官和后宫的行为,但也没有大量草菅人命,并没有变态的以杀人或虐人为乐;他的后宫有几十位娘娘,但也不像野史说的那样有好几千小老婆,天王府里确实有两千多女性,但大部分是类似于宫女、勤杂工、文秘的女官。

洪秀全的后宫娘娘,总共是八十七个。这是洪天贵福被清军抓捕以后供述的,应该相当准确。根据清军方面的情报,洪秀全在进武昌的时候,就有了三十多个小老婆。后来在武昌公开选秀女,又选了六十多个。其中有一小部分被赏赐给了诸王。算下来,在武昌期间,洪秀全就已经有了八十多个后宫。此后,在南京呆了十年,后宫数量竟然完全没有扩充。看起来后宫数量是固定的,说洪秀全荒淫,他也不是多多益善;说他清心寡欲,当然也绝对不是。这个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洪秀全不用太监,连带着诸王府也不用太监,让很多人避免了被阉割的悲惨命运。这个事情被革命史观派大大的歌颂为革命性的人道主义举措。但从他虐待女官的行径来看,我们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有很多人相信,太平天国王府中不用太监,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阉割的技术。有野史记载,说杨秀清曾经私下阉割过一百来个男童,结果全都因为技术不佳而死亡或者丧失行动能力,所以才放弃了使用太监。

这样的野史肯定是假的,这跟杨秀清和洪秀全是不是好人无关。阉割太监并不是高科技,明清时期都存在大量的民间阉割甚至自我阉割的行为。非官方的阉割者往往是因为缺乏生计,为了能入宫当太监而先行阉割。非官方的阉割行为死亡率必然高于官方阉割,但肯定也不会很高,否则就不是在找工作而是在以一种极其痛苦方式自杀。中国有几千年的人类阉割历史,这种民间早已普遍掌握的技术,不可能杨秀清、洪秀全在控制了东南半壁江山以后,以他们的权势,还找不到手艺人来干这个活儿。最多不过是技术不精、手艺不熟,死亡率略高于传统宫廷的官方阉割而已,不可能全部或者绝大部分失败。十年之间都没有用太监,只可能是他们自己不想用,不可能是不能用、用不成。

结合洪秀全后宫数量长期固定,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些都跟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有关。在多年前的那个“异梦”中,洪秀全梦见自己在天上呆了四十多天,其中有诸多“高天众小妹”陪伴,在天上还有“天妻”。因此,他在凡间的大老婆赖氏,一直都没有被封为正月宫娘娘,而是又正月宫,只能算是二老婆。由此推知,后宫数量固定,应该是他不知道怎么“计算”出来的天父皇上帝给他配的小老婆数量。天王府只用女官不用太监,则是他在“异梦”中自己生活的天宫只有“众小妹”而没有太监的缘故。这既不是他荒淫,也不是他暴虐,更不是他奉行人道主义反对阉割,完全是出于宗教原因。

洪秀全宣布南京为“小天堂”以后,应该就是按照自己当年“异梦”的景象,来营造自己的天王府,要把它打造为梦中的天宫。而治理国家的政策,也如前所述,是按照“宗教理想国”来制定的。天王府就是他的梦中天宫,太平天国就是他的梦中天国。

严格而繁琐的封建等级制,同样来自洪秀全的宗教理论,是对夏商周三代制度的恢复,以及洪秀全自己对人民革命动力的一无所知。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也讲过了。

总之,从私生活到治国理政,洪秀全是非常一以贯之的,就是尽可能按照拜上帝教的原教旨来。洪秀全的后半生,就是拼命想要把自己当年的那个“异梦”变为现实的后半生。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才能理解太平天国一些看起来很荒谬的政策。杨秀清的东王府建的很大、李秀成的忠王府也很大,这些并不体现他们本人的真实意愿,而是洪秀全主导制定的太平天国神权封建等级制造成的。所以,杨秀清的东王府——根据传教士所言——内部装饰并不奢侈;而李秀成在苏州的忠王府修了三年、一直到苏州城破也没有建好,这应该是李秀成并没有上心认真修,主要是根据天国体制、按标准圈了个地而已。

所以,我们才一再指出,太平天国内部长期存在着“宗教建国派”和“人民革命派”两大派别的路线斗争。洪秀全就是宗教建国路线的总代表、总头目。不否定洪秀全,则无法肯定太平天国运动、无法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众多英雄人物。他们很多人被抹黑了,但并不全都是被清朝抹黑的,很大部分是被洪秀全的荒唐行为给抹黑的。

洪秀全荒唐行为最重要的根源,并不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而是从西方传入的一神教。第二重要的根源,则是儒家对夏商周三代封建制度的一贯美化,让读了几十年儒书的洪秀全深受淫浸。第三重要的根源,是儒家学者书写的历史对中国历史的扭曲,让洪秀全从史书中只学到了封官许愿和权力斗争,而对人民革命的真实诉求一无所知。总之,它主要并不是来自于人民革命自身内在的缺陷,不是革命领袖因为不能抵抗权力诱惑而腐化堕落的结果,不是传统革命史观所说的“农民运动固有的局限性”,不是什么“小农意识的必然产物”。它只是在清朝末年遭遇西方列强入侵这么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现象。历史证明,人民革命中锻炼和选拔出来的领导层并没有那么容易迅速腐化堕落,而是至少在几代人这么长的时间内,可以创造并维持清廉公正高效的军政组织体系,促进国家的振兴和繁荣。汉朝、明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洪秀全与真正的人民革命派的区分,杨秀清等人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确实有模模糊糊的认识。在杨秀清写的诗中,就讲过一句:“不信山中清、贵、正,亦念魂爷认主真”。这句话是对太平天国战士们说的,意思是说:就算你们觉得山民出身的杨秀清、萧朝贵和韦昌辉(韦昌辉原名韦正)没什么了不起,总该相信天父皇上帝派下来的太平真主洪秀全吧!

这句诗里面,杨秀清其实已经点出来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层分成了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山中人”,一部分是“魂爷认主”之人。他把自己、萧朝贵和韦昌辉视为一派,是跟太平军普通战士们一样的贫苦人出身,而洪秀全(也可能包括冯云山)等人则是上帝派来的。虽然此时杨秀清已经有了“天父附体”的特权,他还是在写诗的时候不自觉的透露出来了自己的“身份意识”。从这句诗也可以看出,杨秀清确实把韦昌辉也看成是跟自己和萧朝贵一样的“山中人”,后来虽然多有责罚,还是保留了他的位置,还派他去江西统兵,没想到韦昌辉竟然会背叛“山中人”的出身而投入“魂爷认主”的怀抱,终于招致天京事变。

洪秀全不仅行为荒唐、思想与文字水平低下,其军政指挥能力也极为欠缺,还非常的不负责任。

金田起义准备期间,洪秀全就全程不在金田,到处秘密隐藏不见外人。起义以后,从永安封王再到进入南京,洪秀全始也终处于一种神秘的半隔绝状态,除了小老婆和服侍他的女官们,可能只有“神仙小家庭”的成员也就是首义诸王以及洪家王家的少数亲信可以见到他。在永安,清军间谍混入太平军中,报告说“洪秀全终日卧藏,不肯见人”。甚至在向荣给清廷的汇报中,干脆认为“洪秀全实无此人”,只是杨秀清等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进入南京以后,清军情报刚开始还在说,杨秀清只是放置了一个木制人偶在天王府中,每次进去都不过假装跪拜,然后就拿着圣旨出来颁布命令。

洪秀全不仅自己神秘,对后宫和女官们也严格限制对外接触,多次下令禁止在任何场合讨论后宫事务。他的天王府,就是一个大谜团,谁也不知道里边到底发生着什么。夺取武昌和南京之后,众多市民只也看见有无数大小轿子被抬进城,无人见到过天王及其家眷。

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不可能有机会学习并掌握革命战争的规律,为革命制定正确的战略。历史上的那些伟大革命领袖,没有一个是洪秀全这种领导方式。那些认为洪秀全可以不与人民和士兵们接触,仅仅跟杨秀清等少数几个人一起开个会,就能指导太平军从金田一路杀到南京的想法,就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英雄史观”,而是“上帝史观”。杨秀清能指挥好太平军,起码有一点是他从小在广西山区长大,对山河地理相当熟悉,又在一线实战中逐步摸索成长起来。洪秀全则连这样的知识和经验都没有。除非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跟洪秀全一样的成长经历和知识背景下学会正确的指挥革命战争。唯一可能的解释——也是符合各种第一手历史材料的解释而不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就是洪秀全根本就没管事,军事决策权力完全由杨秀清直接掌握,战略和战术都是杨秀清组织制定的。洪秀全只是被大小老婆包围着,跟着太平军一起走,然后根据需要发布一些鼓舞士气的“神话”。在永安期间,其主要工作就是制定繁琐复杂的《太平礼制》为革命注入封建等级制的有毒基因,另外就是做了一些诸如分男行女行、焚绝古书捣毁偶像等宗教性决策。进入南京后,他建设“小天堂”的欲望被激发了出来,又赶上杨秀清在镇江生病,才开始亲自动手推行其“上帝天国”或“宗教理想国”的管理政策,却遭到杨秀清的坚决抵制,由此恼羞成怒,悍然发动天京事变,篡夺革命领导权。

天京事变以后,洪秀全逼走石达开,亲自担任军师掌握军政决策权,结果搞得一塌糊涂,不断的丧师失地,这才是他的“真本事”。一直到九江也丢了,南京再次被包围,只剩最后一条通道维持不绝如缕的对外联系,眼看南京马上就要“断气”了。他才不得不在朝臣压力下同意委托李秀成提理朝廷军政。

李秀成临危受命,经过一些列天才般的指挥协同,联合陈玉成、韦俊、李世贤等地方大将,接连踏破江北大营、痛歼湘军主力、摧毁江南大营、夺取江浙基地,竟然奇迹般的令局面出现重大转机。而洪秀全却始终对李秀成猜忌排挤,封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封洪仁玕为干王,一系列重大人事安排瞎折腾,严重破坏内部团结,逼反韦俊;又异想天开的改国号为“上帝天国”、“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大力宣传“天父天兄天王幼主父子公孙同坐江山”,制造意识形态混乱;在南京任人唯亲、放任一堆洪家亲戚混乱朝政;鼠目寸光,让陈玉成和洪仁玕带领精锐不停的去营救被围得铁通一般的安庆,往曾国藩挖好的坑里跳,导致主力尽丧;又在各地大肆封王,带头破坏天国体制,架空李秀成、扰乱江浙根据地建设,把一副好牌打的稀烂。

在太平天国面临崩溃的最后关头,洪秀全因为长期的宗教玄思和逃避现实,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精神错乱,躲在深宫中长期不与臣下相见。李秀成因为紧急军务回京求见,也要亲自到天王府门口敲“登闻鼓”才能得到机会。见面的时候,洪秀全全然不理睬军事现实,满口胡言乱语,只管大讲特讲他天父天兄那一套宗教玄学。即李秀成所说,只说“天话”,把李秀成气得半死。等到李秀成多次带兵援救南京失败,哀求洪秀全放弃南京突围,又被洪秀全严词拒绝,胡说什么: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

洪秀全舍不得自己苦心营建起来的“小天堂”,这里是他建设自己“异梦”中天堂的地方,是天父皇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他至死也不相信天父皇上帝会让他丢失南京,坚信在最后关头,天父皇上帝一定会派天兵天将下来解救自己。由于物资断绝,洪秀全就下令把青草做成团子,名曰“甘露”,让将士们和城中百姓跟他一起吃“甘露”充饥。他还不是骗人,真的亲自天天吃“甘露”,结果把自己吃的生了重病,幸运的在南京城破前病死。临死之前,他还告诉大家,自己将亲自前往天堂,请天父皇上帝派天兵下凡来解围。

在安庆围城时期,洪秀全一直想要解救安庆,也是出于他要死保南京的根本意图,而不是他有什么战略见解。他实际上没有任何战略见解,只盯着自己“小天堂”这一亩三分地,只要保住“小天堂”,他就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因此才被曾国藩牵着鼻子走,将陈玉成和南京城内的太平军精锐葬送于安庆城下。安庆城破以后,他又只盯着南京城防,湘军刚刚开始靠近南京城,他就一再严令李秀成立刻带兵救援,连下三道圣旨催促。李秀成原本是觉得南京城防御体系庞大且非常坚固,又有江浙运粮支援,湘军很难短期攻克,连彻底合围都做不到,应该等他们围困一段时间,待其士卒疲惫、军心松弛以后,自己再组织训练好的精锐来城下决战。但洪秀全根本不理解这种高级战略,威胁李秀成:“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李秀成被逼无奈,仓促来援,被湘军击退。此后,洪秀全又多次逼迫李秀成等救援南京,并在救援失败后拒绝放弃南京,将李秀成主力葬送在南京城下。

至于所谓“洪秀全提拔了李秀成、陈玉成等优秀将领”的说法,也不成立。李秀成和陈玉成从普通一兵到中高层将领,都是杨秀清提拔上来的。等到江西的主要将领都跟着石达开走了,剩下还忠于洪秀全的将领中,陈玉成手下的军队战斗力最强,李秀成手下的兵数量最多,洪秀全除了重用他们以外别无选择。把普通士兵提拔培养成优秀将领意义重大,还是给手握重兵的将领加官进爵意义重大呢?答案是明摆着的。李秀成和陈玉成在后期的顶梁柱作用,主要还是杨秀清在前期坚持严格按照战功和才能来选拔人才的结果,是杨秀清长期进行卓越的军队组织建设打下的基础在继续发挥作用,并不是洪秀全有什么知人善任的本事。相反,对既忠心又能干的李秀成,他长期猜忌、不断打压、处处架空,这才是他的“本事”;任用安福二王等自家亲戚混乱朝政,把没有任何战功、只会空谈的洪仁玕在一个月内封王封军师,这才是他用人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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