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9世纪40—60年代英国对华商贸扩张与修约决策中，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商贸情报的搜集与更新，配合英国政府将对华商贸扩张从沿海导向内陆。他们对清政府内政情报的刺探，使英国对华认知从商贸范畴扩展到政治领域。情报积累的日渐丰富，加深了英方的对华认知，使其对华交涉跳脱商贸扩张的单一视角，试图在商贸扩张与对华政策的把握上取得某种平衡。通过“情报搜集—认知中国—政策调适”的模式，英方不仅在1868—1869年的修约交涉中实现了商贸扩张与对华决策的平衡，为英国攫取在华利益打下了基础，而且改变过去向清政府一味施压的办法，开始着手在清政府内部培养“代理人”，以诱导清政府实现变革，从而服务其在华扩张。
关键词：情报工作 英国对华决策 阿礼国 中英关系
在19世纪英国对华进行商贸扩张和势力渗透的过程中，对华认知成为关键环节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既有研究或从“近代外文报刊—信息整合与传播—中英外交”的角度，讨论近代报刊的情报效用和舆论营造对中英关系的影响；或从“译者—学者—英国的中国知识”角度，论述英驻华外交使节、领事（简称“使领”）和译员的情报工作如何影响英国汉学发展，进而丰富英国政府的对华认知。这些研究虽涉及影响英国对华决策的情报因素，但并未对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英方对华认知与外交决策的互动关系展开系统讨论。
基于此，本文拟按照“情报网络—情报搜集—认知中国—影响决策”的逻辑，通过系统挖掘英国外交部档案，辅以英国议会文书和《筹办夷务始末》等资料，呈现1843—1861年英国如何依托驻华使领馆构建情报网络，搜集中国商贸情报和内政情报，并探讨英方的情报工作如何形塑英国的对华认知，进而影响1868—1869年英国的对华修约决策。
一、英国驻华使领馆情报网的建立
英国政府的情报触角伸入中国，是以英外交部驻华机构为载体的。1843年，英国第一批领事进驻中国通商口岸，开启了英国政府摆脱东印度公司的情报限制，建立外交部直属情报网络的序幕。英驻华使领馆情报网络的构建经历两个阶段：商务总监兼任特使（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and Plenipotentiary）并管辖领事阶段；公使（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兼任商务总监并管辖领事阶段。两个阶段的次第演进不仅意味着英驻华使领馆建制的完善，也推进了驻华使领馆情报网络在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铺开。
（一）商务总监兼任特使并管辖领事阶段的情报网构建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驻华机构进入商务总监兼特使并管辖领事阶段。这一阶段，英国政府未获派遣常驻外交使节进驻北京的权利，故任命管辖英国在华商贸事务的商务总监兼任对华外交特使，伺机前往中国“全权”交涉两国外交事务。鉴于条约准许英方派遣领事进驻通商口岸“专理商贾事宜”，英外交部确定商务总监为驻华领事的最高长官，领事依从商务总监指令展开工作。由于商务总监同时兼任港督，驻节香港，英方遂建立起以驻港商务总监署为上级机构，各口岸领事馆为下属机构的纵向体系。商务总监虽具特使头衔，但在外交部的位阶仅相当于总领事。
商务总监和领事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他们均是英国驻华情报人员，驻华伊始即以商贸情报为重点，帮助英国政府掌握对华贸易情况。1844年，英国外交部指示商务总监德庇时（John Davis）：
有关各口岸贸易、航运之所有数据和描述应尽可能详细，并列表呈现。你应时刻关注领事常规数据搜集未包含的情报，如中国人生活方式、习俗、国内经济等英国政府十分感兴趣的情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情报可能是有用的，它为商业活动指明正确方向。
由此可见，英国搜集的商贸情报由两个层次构成：一为领事情报；二为商务总监情报。为获取商贸情报，英驻华机构通常采取常规性和自主性两类情报搜集方式。领事搜集的常规性情报包括前来通商口岸开展贸易的英籍和其他外籍商船的船只信息、贸易地点、进出口货物数量及价值、中国口岸通货信息、物价信息等。商务总监情报包括两类内容：（1）整合所有领事提交的各口岸贸易、航运数据；（2）补充领事常规性情报未包含的、有助于指导英国在华商业活动的情报，如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习俗、经济活动等。
以上述情报为基础，领事和商务总监会定期生成微观和宏观两种商贸情报。微观情报由包含一年中通商口岸航运、贸易数据的《贸易报表》和对数据进行分析、说明的《贸易报告》构成。宏观情报是以领事情报为基础的《五口贸易陈述》（Statement of the British Trade at Five Ports of China）。不过，《五口贸易陈述》仅是对领事提交数据的简单整合，无法反映五口贸易的详情。英国对华商贸情况的完整掌握，还有赖于某些领事对情报的自主性搜集。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英条约体制下，由于领事裁判权的存在，英国外交部摒弃了19世纪通行的商人兼任领事制度，严禁驻华人员以任何形式从事商贸活动，将驻华机构经费纳入英国国家财政，英国驻华人员得以实现全职、全薪。这对情报工作产生了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加强情报工作的专业性。英国秉持所谓“自由贸易原则”，规定驻外使领应为“英国海外商贸整体利益服务”而非“为单个商人代言”，商贸情报需呈现英国与当地贸易之全貌。驻华使领全职全薪有助于他们摆脱自身利益的羁绊，站在英国对华贸易的全局搜集情报，从而提升情报工作的专业性。1857年，上海副领事罗伯逊（D. B. Robertson）的商贸情报就因符合要求而被英外交部列为各使馆学习的范本。
另一方面，产生新的宏观情报。驻华机构纳入国家财政，使英国外交部背负了沉重的财政压力，使得商务总监必须在确保驻华机构“完美高效”运转的同时，“严控花费于最低限度”。这要求商务总监时刻关注口岸贸易态势，调整各领馆人员配置，并报告外交部。这类人事报告常包含商务总监对口岸贸易现状、定位及中英外交走向的意见等信息，可被视为新的宏观商贸情报。如1848年12月，商务总监文翰（Samuel Bonham）指出，福州国际贸易流量不足，维持福州领馆不合乎商业逻辑，但福州作为福建省会和闽浙总督驻地，极具政治意义，因此他反对裁撤福州领馆，建议将其降级为厦门领馆的派出机构，作为日后与清政府交换其他口岸的筹码。
依托英驻华机构，英方搭建了以商务总监为中枢的信息传递制度。在电报尚未引入中国前，英外交大臣与驻华使领的信息交流主要依靠轮船转运公务信函。鉴于中英远隔重洋，英国难以对领事情报作出及时回应，英外交部决定领事不与伦敦直接通信，仅与商务总监保持信息往来，商务总监须将其下达给领事的工作指示以及领事的各类重要报告递交伦敦，确保英国政府掌握必要的信息。驻港商务总监就此成为英国在远东的信息汇集点。
该信息制度将散布东南沿海的英国驻华机构与香港、伦敦连缀成为一个情报网络。该情报网络有三个层次的信息传递线路：第一，各领馆雇佣信使和洋行商船，保持口岸间的信息交流；第二，各领事与商务总监通过英军舰、英商鸦片船和大英轮船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Company）的“香港—上海”航线保持通信；第三，驻港商务总监通过英军舰、中英鸦片船和“P&O”远洋轮船，实现“香港—锡兰—苏伊士—南安普顿—伦敦”的信息传递。通过这三条线路，英国驻华机构搜集的各类情报源源不断涌向伦敦。
（二）公使兼任商务总监并管辖领事阶段情报网的完善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方的情报网趋于完善。该条约准许英方派遣全权公使驻华，1859年3月，英外交部任命卜鲁斯（Frederick Bruce）为首任驻华公使兼商务总监，建立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外交联系。自此，英国驻华最高长官变为常驻全权公使，1861年公使进驻北京后，英方的情报触角突破东南沿海地区，进入清朝政治中心。
公使驻华推动了英国对华情报工作的完善。首先，卜鲁斯将公使馆秘书处（Legation Secretary Office）与商务总监署汉文处（Chinese Secretary Office）合并。在英国使领体制中，使馆秘书是具有外交职权的外交官，然而，当时胜任驻华使馆秘书者对中国事务既无背景知识也无兴趣，他们多将来华工作视为谋求更高职务的垫脚石。汉文秘书帮助商务总监翻译中英往来函件、研究中国文化、搜集清政府政治情报，虽然汉学知识丰富但仅属低阶领事官员，无法成为高阶外交官。
卜鲁斯进驻中国后急需一名晓畅中文、深谙中国文化的高阶外交官员，负责与总理衙门的日常交涉。1862年4月，他将汉文处与公使馆秘书处合二为一，任命“出身、教育和经历十分合格”的汉文处秘书威妥玛（Thomas Wade）为“中华京都参赞大臣兼理汉文正使”，提升为公使馆二号主官。这打破了英国驻华外交官与汉学专才之间的制度壁垒，为英国公使获得过去无法获得的中国内政情报提供了制度支持。
其次，改革学生译员制度，增强驻华人员情报获取能力。该制度设立于1854年，是英国驻华机构的后备人员培养制度。英外交部每年从伦敦国王学院、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剑桥大学等挑选10名左右毕业生，以学生译员身份来华，在商务总监署和各领馆学习中文、领馆业务和情报业务。公使驻京前，该制度存在学员薪资过低和因领馆业务繁忙挤压学员中文学习等弊端。卜鲁斯与威妥玛不仅建议外交部在学员招募时注重中文考核，而且将学员集中于北京公使馆，由汉文正使和汉文处中文教师指导学习中文和汉学。1861年，学员招募被纳入英国文官考试范畴。通过考试者以学生译员身份来华，在公使馆汉文处集中学习中文1—3年，考核合格后至各领事馆工作。这为英方刺探中国内政情报储备了人力。
再次，扩大情报网络。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扩展至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为保障驻京使馆与各地领馆的信息流通，《天津条约》第四款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英方据此雇佣华人为信使，在各通商口岸和驻京使馆间传递消息，且受到条约保护。通商口岸获取的各类情报源源不断涌入北京公使馆。英使领情报网从“东南五口—香港”转变为“北京—沿海、沿江地区”。情报网络的扩大促使信息传递制度发生改变。
最后，改善信息传递效率。1861年英外交部鉴于公使驻京使信息传递线路延长为“北京—伦敦”，遂命各领事“向公使兼商务总监递交公函时，将关涉英国利益和英国政府急需知晓之事制成副本直送伦敦”。1865年后，领事《贸易报告》传送演变为原件上交北京、副本递送伦敦，确保伦敦能够掌握中英贸易的最新态势。这意味着，驻京公使不再是英外交部获取中国情报的唯一渠道，伦敦可以更快速地获得领事的重要情报，以筹划对华决策。
综上所述，英外交部驻华机构是英国政府情报渠道进入中国的载体。随着英国驻华使领体系的完善，英国构建了以商务总监/公使为首，通商口岸领事为主要负责人的情报网络。领事裁判权使得驻华使领成为全职全薪的专职官员，加强了情报工作的专业性。英国公使进驻北京，不仅使英国情报触角延伸至清朝政治中心，而且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完善其对华情报工作。
二、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搜集
与情报网的建设同步，英国使领驻华伊始便开始了系统性的情报搜集。中国商贸情报和内政情报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也是英政府掌握中国市场动态、窥探清政府内情的基本资料。
（一）搜集中国商贸情报
五口通商后，英国政府迫切需要了解通商口岸信息，以利英商开展针对性的贸易活动。在19世纪“统计运动”影响下，英国领事多从驻地国政府公布的权威数据中获取信息。可在1864年总税务司署定期发布各类统计数据前，清政府并无欧美各国行之经年的贸易信息公布制度。既然如此，英驻华使领又从何处获取贸易信息呢？
中英系列不平等条约是领事系统搜集贸易数据的制度依托。《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英国领事应确保英商“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本文称之为“条约保税职责”。《五口通商章程》将该职责细化为两个方面。（1）英商船抵达中国通商口岸后，英商须向领事提交含有船只吨位、船员、货物信息的船牌、舱单和报单，领事将这些数据登记成册。这些《登记册》（Register）成为领事撰写《贸易报表》的一手资料。（2）为履行条约保税职责，条约授权领事介入口岸税收管理工作，参与确定纳税“洋钱”与白银的兑换率、掌握口岸计量标准。这使领事能将口岸贸易数据在统一的标准下进行整合，便于英国政府和英商查阅。
在条约保税职责框架下，各领事在“通商口岸的各国贸易”和“通商口岸的英国贸易（含香港）”口径下统计如下数据：口岸进出洋船（Foreign Vessel）数据、口岸与中外其他口岸的贸易数据、他国船只进出口贸易数据、英国船只（含香港船只）进出口贸易数据、口岸主要进出口货物的贸易数据和税收数据等。上海、广州领事还偶有统计进口货物复出口（Re-export）其他口岸的数据。这些数据除英国口岸贸易数据来自领馆《登记册》外，其他国家的贸易数据多来自该国领事和清政府海关。
领事依《登记册》和其他渠道获取的数据完成《贸易报表》后报送商务总监，商务总监据此撰写《五口贸易陈述》，分析中英五口贸易总体态势。这些统计数据表明，五口中仅广州、上海和厦门与英国存在贸易往来。这成为19世纪40年代末英国筹划寻找新的通商口岸的肇因。
然而，领事《贸易报表》和商务总监《五口贸易陈述》并不能反映中英贸易实际状况。1850年商务总监文翰向英外交部评述贸易数据时，特地在结论部分补充：
这些数据不可用于统计目的。各口岸走私频发，使这些表格反映的进出口贸易量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广州领事和厦门领事已就如何减少走私与中国地方官交涉，但收效甚微……导致这些数据失真的另一原因是，大量英国工业品通过美国船只进口中国口岸，这部分贸易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我们也不用期待出口贸易的准确数据，因为茶、丝和中国其他土产……很可能由美国船只直运英格兰。
可见，缺乏准确数据是《贸易报表》失真的原因。领事数据均摘编自领馆《登记册》，专指已纳税的货物，这在走私频发的背景下自无统计价值。统计口径方面，《贸易报表》以商船国籍作为计算各国贸易额的标准，使非英籍船只进出口的英国货物无法计入英国贸易额。笔者测算厦门领事统计的1849年厦门贸易数据发现，这两项漏损几占该年英国在厦门贸易额的66%。
领事统计数据的缺陷与条约保税职责存在较大关联。在当时的驻华领事中，仅英领事被条约赋予确保英商纳税的职责。美、法、葡等国领事不仅无此职责，且多为商人充任。这使英商选择非英籍船只从事贸易，逃避领事监管偷漏关税。在此意义上，条约制度既是英国领事获取口岸贸易信息的制度依托，也是数据失真的成因。
在《贸易报表》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领事的自主性情报搜集因之成为英国外交部克服数据缺陷、认知中国市场的重要参考。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及巴夏礼（Harry Parkes）的情报工作不仅发现了弥补数据缺陷的方法，而且为英方描绘了一个通商口岸以外中国内陆贸易网络的图景。
1844—1859年，阿礼国历任英国驻厦门、福州、上海和广州等地领事，巴夏礼于1844—1849年担任其译员。在这“亲密友好、相互成全”的5年时间里，阿礼国对通商口岸贸易展开跟踪研究。他在福州、上海领事任内撰写了8份长篇报告，内中形成的中国通商口岸研究方法和基本认知最后汇总于1850年的报告，改变了英外交部用新口岸交换福州、宁波的判断，使长江流域进入英国扩张的视野。
统而观之，福州时期可视为阿礼国口岸研究的成型期，上海时期可视为成熟期。这些报告呈现出三个特性：（1）发掘中文情报源，呈现领馆数据无法显示的信息；（2）在中国自身的贸易网络而非中西贸易的视角下，审视口岸贸易潜力；（3）打破单个口岸的狭窄视野，在五口互动和比较中审视中英贸易。
在发掘中文情报源方面，阿礼国在《福州贸易二次报告》中首次将发掘中文情报，定位为弥补《贸易报表》统计缺陷、客观认知口岸贸易的方法。他在致商务总监的公函中表示：
我急于提交中方的福州贸易数据，在于证明福州拥有丰富的资源，并将其作为对仅包含西方贸易信息的《贸易报表》的反证。同时，通过个人调查和逐日观察获取的关于福州普通劳动力工资、生活必需品价格、房租以及土地收益等补充材料，对于正确理解福州贸易数据和准确把握福州贸易实情至关重要。
阿礼国认为，《贸易报表》仅包含西方贸易信息，是“局限性的观察模式”。因此，他将情报视野转向中方的贸易数据，并采取了三项办法：（1）通过巴夏礼从福州知府衙门、福州地方志、闽海关档案等官方渠道获取清政府的数据；（2）委托巴夏礼搜集福州劳动力工资、生活必需品价格、华商资本的流向等情报；（3）通过逐日观察和调查获取资料后，阿礼国采用交叉互证的方法，将第一、二类资料进行对比分析，以拼凑福州贸易的完整图景。
在多类资料互证的基础上，阿礼国强调，《贸易报表》数据寡少，“不能证明福州对英国工业品无需求或需求太少”，因为走私频发和清朝海关的贪腐，使得使领馆的统计对象——英国合法贸易船只销声匿迹。与之相反，福州基层的劳动力工资数据、生活必需品价格和他对福州商业街道的走访，“有力地证明（福州）存在一个庞大的内陆贸易”。
随着发掘的中方资料日益丰富，阿礼国主张透过中国本土的贸易网络理解通商口岸的贸易现状和潜力。因此，他通过“中国海洋贸易”（Native Maritime Trade）和“中国内陆贸易”（Native Inland Trade）两个维度分析福州贸易。明清时期，中国海洋贸易网络逐步成型，华商通过民船从事中国沿海各省与日本、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中国内陆贸易网络则是以内陆长程贸易为主形成的商贸运销网络。英国起初瞄向的是前者。它在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后，试图以东南五口为跳板，利用自身的海运优势，侵入中国的海洋贸易网络。
阿礼国通过追踪福州出口土货的来源地和运销路线，发现福州与沿海省份、内陆地区均存在贸易往来，只因海盗频发，海洋贸易日渐式微，大量土货转经内陆贸易线路被贩运至福州。在内陆贸易中，福州与苏州、杭州的贸易最为重要，其次为通过汉口与西部地区进行的贸易。这些发现，成为他日后强调中国的内陆贸易重于海洋贸易，苏州、杭州应成为中国新开埠口岸的基础。
1846年8月调任上海领事后，阿礼国发现，“上海贸易与中国内陆贸易、海洋贸易和南部各口岸的国际贸易紧密相连，仅从英国在沪贸易的孤立角度，不可能客观认知上海贸易”。因此，除常规《贸易报表》外，他在福州口岸研究的基础上另外撰写5份报告，对洋商船只在中国海洋贸易中的作用、上海茶叶贸易、上海丝贸易、中国贸易税收和英国在华贸易前景等问题进行系统论述。
其中，《上海茶叶贸易》和《中国税收报告》最为重要。在《上海茶叶贸易》中，阿礼国以茶的运销线路为线索，清楚呈现了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内陆贸易。他根据巴夏礼“对熟知内陆茶产地且实际从事贸易之各方人士的访谈”，确定了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茶产地，纠正了英方关于“东印度公司出口之红茶几乎全部来自福建武夷山区”的错误认知，勾画了一个与英国利益攸关的中国内陆市场——以江西义宁州为起点、南至闽江出海口、北至镇江的三角区域。鄱阳湖在该区域内占据核心位置，茶商凭借周围密集的水网和市镇，或将茶经赣江运至南安府后换船翻梅岭进入广东；或利用密集的水运网络和苦力担挑，翻越横亘于浙江与江西之崇山峻岭，北运上海。换言之，该区域同为上海、广州的贸易腹地。
不过，在阿礼国看来，上海占据更大的贸易优势。对此，他以宁州为圆心，以义宁州至饶州府的直线距离为半径，勾勒了一个北至湖口附近、南达江西中部的扇形区域。阿礼国认为，该扇形及以南之区域是广州借赣江之力所能经营的市场极限，其余的广大地区则是上海茶叶出口的核心区域，包括安徽之徽州府、池州府、太平府、广德府、六安州，江西之南昌府、饶州府、九江府等，浙江之杭州府、湖州府、宁波府、绍兴府等，福建之建宁府、邵武府、福宁府和延平府等。就此而言，上海具备超越广州成为英国在华贸易中心的潜力。自此，一直为英国垂涎的中国内陆市场，暴露在英国外交部视野下。
现实情况是，上海开埠后，英方却未真正进入中国内陆市场。对此，阿礼国以贸易税收为线索给出了他的答案和方案。《中国税收报告》以内陆常关税（Inland Duty）和洋货内陆转运税（Transit Duty）为线索，认为内陆常关（Inner Custom Houses）是英国贸易在中国北部扩张的主要障碍。杭州、苏州两大商贸城市，本应成为洋货“遍运天下”的枢纽，可附近的北新关、浒墅关“是上海进出口贸易的拦截点”，使洋货“只能以高昂的成本和极大的困难经苏州、杭州销售内地”，损害了英国的棉毛纺织贸易。据此，他认为，在未来英国的对华扩张中，英国领事应该进驻内陆重要常关附近，迫使清朝内陆常关和地方官员“遵守条约”，不对缴纳进口税和一定额度内陆转运税的洋货征收其他赋税，从而帮助英国贸易“自由出入”中国内陆。
在阿礼国的策动下，一个庞大的中国内陆贸易网络显现出来，进入其中的方案亦被送至英国商务总监和外交大臣案前。但英方要顺利进入中国内陆市场，在商贸情报以外，还离不开对中国政情的准确把握。因此，获取清廷内政情报成为英国驻华使领馆情报工作的核心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