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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汝谐奇人奇事之垒球棒殴打邻人被捕

2021-7-16 03:15| 发布者: biruxie| 查看: 3701| 评论: 0

摘要: 一日,我与他因生活琐事发生了口角,我就趁机挖苦他说:小西天军队休干所我认识好多人呢,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的女儿女婿、拳击好手罗斌等等,从来没听说有你王某某这这个小嘎巴豆儿呀。

按:毕汝谐这一辈子的经历,比天方夜谭还离奇呢。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饭局,

毕汝谐 身边是一位从香港来纽约短期逗留的算命大师,

他无意间看到 毕汝谐 的掌纹,发出一声惊呼:复杂的人生! 


 毕汝谐奇人奇事之垒球棒殴打邻人被捕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10年前,有个轰动一时的案子,西安音乐学院弹钢琴的大学生药家鑫撞倒农妇以后,

一不做二不休,拔刀将农妇捅死了。

在众多对这个案件的评论中,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独出心裁地认为:

药家鑫捅人八刀是弹钢琴的习惯性动作,她说:这个扎刀的行为,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向下的动作,

就跟他非常熟悉的弹琴的动作是一类的动作。生理上的需要所触发的欲望表现出来的疯狂行为,

而这种行为超出常规把激情状态表达到淋漓致尽,以达到生理上的欲望满足。 

我对此深有同感。遗憾的是,李玫瑾女士没能进一步深入地点破:弹钢琴是艺术激情,

用刀捅人是生理性激情;而这两种激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罗丹说过艺术就是感情;其实杀人打人也是感情——只不过是恶劣的感情而已。

没有恶劣感情产生巨大波动,你怎么会去杀人打人呢?

我曾经因为用垒球棒殴打邻人被捕,就是因恶劣感情产生巨大波动所为。

1989年春天,我处于一种非常煎熬的苦闷期,不知所从。我想写长篇小说,

我觉得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够表现我对复杂人性的理解和看法。

可是,现实生活并不允许我用几年时间写长篇小说。为稻梁谋,我必须不断地完成急就篇,

我经常坐在报馆打字小姐的对面,我写一段,她打一段,这样才能保证文章于次日按时见报。

这对我太难了。我原本不是一个快手啊。在国内的时候,我就连写一个办理游泳深水合格证的申请书,

都要打草稿。可是,现在我根本没有时间打草稿。粗制滥造,我非常苦闷。

久而久之,这种苦闷是要找一个撒气桶的。这个时候,一个人很偶然却也是很必然地出现了。

他就是我的邻人王某某。当时,这个楼里分租了好几家来自大陆的访问学者留学生;洋插队嘛,

大家都不容易,彼此客客气气。可是,这个王某某是个另类了,他也是从北京来的,

家住小西天军队休干所,身上带着军队干部子弟的粗莽气。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时候他刚刚毕业,在曼哈顿美国公司里找了一个工作糊口,

专业不对口;他也憋着一肚子气。如此,两个北京来的、浑身长刺的干部子弟,凑在一起,

针尖对麦芒,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吗?

一日,我与他因生活琐事发生了口角,我就趁机挖苦他说:小西天军队休干所我认识好多人呢,

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的女儿女婿、拳击好手罗斌等等,从来没听说有你王某某这这个小嘎巴豆儿呀。

这个时候,我清楚地看到王某某的眼神里掠过一道凶光;我高兴地确信自己严重地刺伤他的自尊心了。

他是学技术的,看不起我这种耍笔杆的,就拿这个反唇相讥,也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了。

您看看,这一下子就让矛盾升级了。

从此,我们不断地吵架。终于有一天,他说晚上8点钟跟我谈谈。按照1968年北京江湖的黑话,

所谓谈谈,就是要找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彼此的纠纷。

我兴奋不已,感到自己在写作上的苦闷,终于找到了一个顺畅的发泄口。

我觉得既然我的生活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扣,便不妨采用粗鲁明快的方法解决——谈谈!

我向一个体育学院的发小借了一个垒球棒,还找出皮夹克皮靴穿上——准备谈谈,好好谈谈;

晚上8点钟,一劳永逸地谈谈!

晚上8点,王某某准时出现了。显然,他也是有备而来,也是反季节的穿了一个厚厚的夹克;

我们话不投机半句多,吵了起来,双方都出言不逊;我立即回身从虚掩的房门后面,拎出垒球棒子,

狠狠地往他胳膊上打了一记!王某某惨叫一声,与此同时,他也快速地从袖口里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我见势不妙,闪身返回房间,全力抵住门——先插上插销,然后又把床铺拖过来抵住门。

王某某大怒,疯狂地用匕首猛刺我的房门(事后检查,他刺出几十个深浅不一的孔洞),

并且发誓不杀了我绝不罢休!

门里门外的紧张对持状态,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外面没声了。

一直在旁看热闹的roommate说:王某某走了。

于是,我就打开房门,进行战备工作;按照文革武斗的经验,

我迅速把这个房间打造成一个不可攻破的战斗堡垒;考虑到如果王某某反扑,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在房间里储备了淡水和面包;还把锅碗瓢盆等物都拿到屋子里,

使之成为打击王某某乃至消灭王某某的有力武器。

结果我白忙活了。我等来的不是王某某而是警察。原来,王某某去医院看了急诊,

医生给他写了个胳膊红肿的证明。他拿着这个证明打911报警了。警察不由分说把我铐走了。

先把我带到109警察分局,办了个简单的要手续后,转送到皇后区拘留所,是皇后大道上的那个拘留所。

很快就过堂。警方说明了案情,有个公派律师驴唇不对马嘴地为我辩护了几句。

法官裁定我的保释金是1000美元。

又回到皇后区拘留所。拘留所条件很差,一个脏兮兮的大房间里,几乎人满为患。

根本没有地方睡觉。既来之,则安之,权当是作家体验生活吧。我跟那些老外聊天,

除了一些在街头打架的混混,多一半都是斯斯文文的体面人,都是因为打老婆甚至推搡老婆进来的。

哇塞,美国真是已婚妇女的天堂啊。在中国打老婆,还算是男子气概的表现呢。

第二天,我开始给朋友打电话。我的第一个电话打到中国之春杂志社,

我对主编丁楚说:你赶快拿1000块钱来替我交保释金。我出去以后马上给你1100。

他不紧不慢地说:我现在手头没有1000块钱啊。

我任性地大发脾气:去偷!去抢!去骗!然后摔了电话。

其实,丁楚要帮我是很容易的,而且中国之春杂志社离拘留所也就隔着几条街,

但他就是不肯帮我。所以,后来我跟他始终是一般朋友。我又打电话给政论家杨漫克,

他很爽快地来了。所以我和他成了铁哥们,原本是一般哥们。 

这个案件就此进入了司法程序。 roommate替王某某传话说:要是赔王某某3000块钱,

他就不告你了。我冷笑不已。我知道这样的小case,没啥了不起。我不用找律师,

凭自己的法律知识就能对付下来。

兵不厌诈。我打发一个铁哥告诉王某某:某月某日上午10点,在某个银行,我交给他3000块钱。

某月某日上午10点,是法庭审理这个case的时间。我的如意算盘是:届时,我去法院报到,

而王某某在那个银行傻等,错过了签到时间,这个案子就自行销案了。

某月某日上午10点,我来到皇后区刑事法院报到后,坐在法庭一角‘;紧张地注视着墙上的大钟。

按照法律规定,如果11点他还没有来签到,这个案子就销案了。

王某某发现中计以后,打的赶到刑事法院,在10点55分签到。我的诡计落空了。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我对他采取的第二个计策是拖死他。虽然这是一个小case,

法院却像打太极拳一样。一招一式都是慢慢悠悠的。法庭每隔一段时间开庭,

完成一个程序上的小小环节,根本没有触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我是自由职业者,随叫随到;

而他在老外公司里上班,请假很不方便。这样就形成一种不对等的消耗。过了三个月,

我去皇后区刑事法庭,被告知这个Case已经被销案了。原来,

王某某所在的那个老外公司搬到新泽西去了,王某某本人也去了新泽西;

而皇后区刑事法庭没有资格审理这种跨州的刑事案件。所以这个case就结束了。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的内心苦闷还没有完全发泄出来呢。

王某某像蒸发了一样,不见了。

进入新世纪,我意外地在一家书店里碰见王某某,我不由分说地上去给了他一个熊抱,

笑道:以前你是我的敌人,现在你是我的哥们!我要请你喝酒。

杯下肚,我和王某某感叹当年的荒唐、孟浪——谈谈!

我说:相对于垒球棒,脑袋和鸡蛋差不多,基本上是一碰就碎!

当年陈果仁工程师就是这样被打死的。当然,我不会着意用垒球棒去打你的脑袋,

但是在那种极端紧张、双方处于瞬息万变的动态的情况下,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哎呀,人生有时候一步走错,便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王某某说:我挨了棒子以后也昏了头,真心是想捅死你!只不过后来去了医院以后才冷静下来。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却不便明言的因素:我和他都是文革前8级以下13级以上的干部子弟;

假如我们之中有一个文革前8级以上的高干子弟,这个架就打不起来了。

是的,在北京干部子弟圈里,很少听说跨阶层打架的,都是在同一个阶层里面打来打去。

这一点,我和王某某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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