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王之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根源《李秀成供述》中有还有一大主题，就是对洪秀全“疯狂吐槽”。看起来他是被压抑得太深太苦，终于可以有机会一吐胸中闷气，把对洪秀全的种种不满一股脑全部倾倒了出来。有些内容在前文已经讲过了，这里再摘抄几条： “这班臣子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忽误英雄，死去无数之好汉，误死世民，实出吾主之过”； “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故有今之败”； “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 “主见我兵权重大，总计分割我权……降我之职，暗中密革我权。我手下部将见此，其心不服，未有战心，各筹一路，乱政乱规。” “主不问国事，一味靠天，军务政务不问，我在天朝实无法处。” …… 这些对洪秀全负面评价，如果只是李秀成一个人这么说，我们还难以判断谁对谁错。问题是，太平天国的革命骨干，大家公认的也就那么几个：首义六王加后期两王——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萧朝贵、冯云山早死，陈玉成没留下一句话。剩下的四个，韦昌辉被洪秀全杀了；杨秀清被洪秀全气得怒闯天王府要把洪秀区拉出来打板子，也被洪秀全杀了；石达开认为洪秀全想杀他，宁可分裂太平天国也要跟洪秀全决裂，此后至死不愿意跟洪秀全和解，也没再说过他一句好话；李秀成死前写下万言书，从用人行政和路线方针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对洪秀全进行批判。甚至，萧朝贵在金田起义之前也有诸多对洪秀全不满的言词。第一次广西传教过程中，冯云山和洪秀全也是闹掰了，各走各路，洪秀全独自返回了广东。那么，是这些英雄人物对不起洪秀全，还是洪秀全对不起这些英雄人物呢？传统的革命史观认为是前者，本书认为是后者。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我们对李秀成的话，才不得不信。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就在洪秀全身上，在于他所秉承的拜上帝教原教旨主义。 对这个问题，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都有不同程度的察觉。但只有杨秀清真正试图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解决问题。从他发布《奉天讨胡檄》和下令禁止西洋《圣经》出版的做法来看，基本上可以肯定他找对了方向。而石达开和李秀成都只是在逃避问题。这里边除了“愚忠”这种主观认识以外，应该也跟石达开和李秀成长期在一线带兵打仗，没有时间精力来思考革命纲领、顶层制度方面的问题有关。杨秀清在第二次紫荆山保卫战以后，先后任用萧朝贵和石达开做前锋，基本从一线指挥的位置上脱离出来，才有时间思考战略和意识形态问题。东王府里边养了一批文人幕僚，还为杨秀清搞出来了一本《天情道理书》，此书就像冯云山编写《太平天日》讲洪秀全神迹一样，大讲东王故事，虽然还没有脱离拜上帝教的教义，但已经是杨秀清要自立经典，从洪秀全手中全面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意思了。后来杨秀清经过与幕僚讨论，解散女营、停印《圣经》，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上对拜上帝教的教义进行纠偏，又比《天情道理书》的观点进了一大步。只是这批幕僚都在天京事变中被杀害，东王府内这方面的工作推进到了什么程度也就无从得知。 毛泽东总结过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李秀成三居其二。首先是武装斗争水平很高，军事指挥艺术和斗争精神都没问题。《洪仁玕供述》中记录了李秀成说的一句话“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跟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是一个意思，比毛泽东早说了八十年。其次是统一战线的水平也很高，招募河北捻军、安抚江浙团练都是他的本事。唯一缺的就是“党的建设”。党是一个意识形态组织，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革命动员和组织军事斗争，是三大法宝中的关键。意识形态建设决定了革命组织的凝聚力、后勤动员能力和军队战斗力。李秀成在这方面缺陷也是他不能够发动“清君侧”的重要原因。杨秀清主持大局，曾国藩很难有胜算；李秀成主持大局，则胜负还未可知。不过，李秀成在天京事变后，上书洪秀全长篇大论的分析战略方向问题；在被捕以后，又一口气写了数万字的供述回顾太平天国历史并总结失败的教训，看得出来他的系统思维能力、战略意识都很强，这是他比石达开强的地方。如果他能不受洪秀全干预，放手经营江浙根据地——就像南京时期的杨秀清、延安时期的毛泽东那样放心的把一线作战交给手下将领去干，自己抽身出来，招募一批文人幕僚来花时间研究，提出新时期的太平天国革命纲领，取代洪秀全的那些一神教邪说，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李秀成并不需要研究出来一套太平天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毕竟他生活在从古代向近代转折的过渡期，我们不应该要求他超越他的时代。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化解拜上帝教教义和中国世俗文化传统的冲突。而解决办法其实是现成的，杨秀清已经快要走通了，不过被天京事变打断了而已。1854年7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形式宣布西洋《圣经》有错误，不准印刷出版，就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天父下凡”是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最大的教义差别，洪秀全也认可过，是太平天国从金田杀到南京的一大法宝，天国将士们在思想上接受起来没有问题。由于“天父”地位高于洪秀全，他想要下凡附体到谁身上就可以附到谁身上，不受洪秀全控制，而且也没有任何教义规定“天父下凡”需要符合什么标准。这是杨秀清改造拜上帝教的最大成果，它其实意味着谁能掌握军队、谁最受军民拥戴，谁就可以成为拜上帝教的意识形态最高权威，随时可以让洪秀全变成一个虚位宗教领袖。李秀成只需要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形式宣布“天父下凡”[1]，指责洪秀全身边的宠臣都是妖魔怪鬼，迷惑了洪秀全让他无法做出正确决策，由忠王来“清君侧”，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这也为天京事变以后革命事业的一度低迷做出了教义上的解释，可以重新振奋军心。 夺取领导权以后，再以“天父下凡”的名义宣布，中国历朝历代的明君贤相、革命英雄、军事名将都是天父派来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而各种坏人包括满清、湘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太平天国打击的对象当然还是妖魔怪鬼的化身。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各种“子”也全都推崇起来，对满清倡导的忠君理学则绝对不认账。至于天父本人，西洋《圣经》的记录的事迹只适用于西洋各国，由天兄耶稣负责管理和解释，跟中国无关，太平天国所敬拜的“天父”跟国人敬仰的“老天爷”其实是一个东西。“敬天法祖”就是敬仰天父、尊重祖宗，二者全不冲突。以天父的名义捣毁一些神仙菩萨庙、反对各种巫术迷信倒是没啥问题，以前砸了就砸了，以后可以先留着。这就把思想文化方面的深层次问题理顺了。然后，天父再宣布，洪秀全还是天王，但行政军事权力委托给忠王行使，各种圣旨由忠王起草，以天王名义发布，如东王故事。再把太平天国真正的革命纲领也以类似于《奉天讨胡檄》的形式，用天父的名义颁布，包括降低人民税负、重新分配土地、提高妇女地位禁止缠足、严惩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建设廉洁高效的新政权、继续以中国文化经典为标准开科取士、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抵抗西方列强入侵、废除不平等条约、禁止鸦片贸易、废除一切“文字狱”和禁止结社的反动政策等等——这些大部分都是李秀成在治理江南的时候本来就在干的事儿，稍微总结总结就有了。 这些个事儿只要在湘军彻底围困南京之前能给办妥了，哪怕是最后关头李秀成带兵架着洪秀全跑出南京城，把南京城连带里边的宠臣勋贵们留给湘军当礼物，太平天国就终究还会有成功的希望。没有去办这个事儿，才是李秀成最大的失误。其它什么对陈玉成见死不救之类的，都是对李秀成毫无意义的错误指责——不练兵、不改革，救安庆就是去送人头。 以往那些对李秀成错误的指责都是建立在对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根源的错误认识基础上的。指责者把革命战争当成纯粹的军事斗争，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作为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是肤浅且有害的。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博古等苏联空降过来指导革命的“上帝之子”成了中央最高领导，瞎指挥，让红军经营多年的江西革命根据地丢失，被迫进行长征，途中又损失了一大半军队，那个情况比曾国藩围攻南京不知道艰难困苦多少倍。但遵义会议一开，“上帝之子”们被架空，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取得胜利，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巨大改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丢个安庆、丢个南京其实真不算啥。保留有生力量、确立正确的革命路线才最关键。“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红军丢过江西根据地、后来毛泽东还主动放弃过延安，对革命战争的胜利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李秀成在军事上看得很准，坚决拒绝冒冒失失的去救援安庆，是正确的；但在意识形态和革命路线上犯了糊涂，以“愚忠”压过了自己的革命责任，才是他最大的失策。“清君侧”有风险，不一定成功，但从后来的局面来看，不论是石达开，还是李秀成，都应该拼一把才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李秀成没有这么做，但也不影响整个太平天国革命的整体正义性。有些试图否定太平天国的人认为，如果太平天国革命取得胜利，那一神教意识形态就会消灭中国的传统世俗文化传统。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对中华文明的根本性颠覆，暂时依托满清政权将其镇压是正确的选择。这种认识错误的理解了主导太平天国运动的真正力量，以为太平军从上到下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实际上，从杨秀清、石达开到李秀成、李世贤兄弟，这些真正掌握太平军军事权力的英雄人物，几乎都对洪秀全宣传的那一套东西很不感冒，不过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承认洪秀全的君主地位才向他效忠的。即使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想要把国号改为“上帝天国”也根本无法执行，李秀成、李世贤兄弟都拒绝执行他把太平军改为“天兵”的命令。一位传教士在江浙地区与太平军将领讨论拜上帝教义，他说：“有军官数人曾来船上访问，我们曾问到天弟代表什么意义，他们表示无法回答，显然他们是茫然不解的，这证明他们从未注意过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不管在天京事变之前还是之后，拜上帝教的一神教意识形态都从未成为太平天国政权的主导意识形态。洪秀全和他的那一套理论，更多只是一个偶像和旗帜。太平军将士们跟当时的其它中国人一样，大体相信神的存在，但对一神和多神之类的区别则完全不了解。在他们看来，说洪秀全是上帝之子跟以前的革命领袖宣称自己造反是替天行道没什么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太平天国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而洪秀全还坐在天王的位置上，那么接下来一定会再次出现激烈的内部路线斗争，以洪秀全为首的少数宗教建国派和以李秀成为代表的人民革命派会从革命时期的潜在矛盾走向公开斗争。斗争的过程可能会有反复，但洪秀全要想再次像杀掉杨秀清那样轻松干掉掌握实权的人民革命派领袖，难度极大，因为天京事变这种阴谋很难再玩一次，不管是李秀成还是其他人民革命派领袖，都会充分吸取杨秀清的教训，加强防范。斗争的结果，总体来看一定是实际掌握军权的人民革命派获胜。较大的可能是中央与地方分裂，洪秀全继续在南京城内关起城门来建设他的“小天堂”，而地方实际行政则按照人民革命派的路线执行。1864年，洪秀全死的时候五十岁了。在位期间，他长期深居天王府进行宗教玄思，不锻炼不外出，长的胖胖的（罗孝全在南京见过他回来做过描述）。这种方式生活在古代很难长寿。跟洪秀全最接近的是明朝嘉靖皇帝，天天深居修道，活到了六十岁；万历皇帝不修道，但深居故宫，也是微胖身材，活到了五十七岁。所以，就算革命胜利，估计他最多也就还能在天王的位置上折腾中国十年。等他一死，宗教建国派就会彻底完蛋，人民革命派一定会全面夺取胜利，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类似于新中国成立后或者日本“倒幕运动”的那种团结一致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成果迅速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当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远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要小得多，追赶起来也更容易。而且，有拜上帝这个幌子，理学思想的统治被摧毁，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社会治理模式就会少很多心理障碍，双方也更容易沟通。就好像太平军在进攻宁波之前，宁波领事馆翻译休莱特记录那样：（负责攻打宁波的太平军首领）向我们确认说，他愿意和外国人保持友好关系，并渴望向外国人开放贸易。他说，我们和他们崇拜同一上帝、同一基督，并称我们为外国兄弟。[2]” 中国文化是一个世俗主义的文明，同时也是一个务实的文明。只要能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西方人喜欢崇拜上帝，我们也可以一起跟着拜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把一些神仙菩萨、孔子关公、宗族祠堂的偶像砸烂了，这根本不算什么。就好像明朝末年，徐光启为了向传教士学习和翻译《几何原本》等科技典籍，受洗加入基督教是一样的——他不可能真的变成基督徒，本质上始终是一个儒学士大夫。太平军从整体来看永远也不可能真的变成一神教信徒，不管是造反还是跟外国人打交道，不过都是把一神教当做一个方便的工具来使用而已。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并不能捍卫中华文明，反而严重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有充足依据的历史结论。 [1]萧朝贵在早期还表演过“天父托梦”，以转达梦中天父嘱托的形式对洪秀全进行教育。洪秀全的教主地位也来自于“异梦”，因此“天父下凡”和“天父托梦”都是可以架空洪秀全地位的方法。 [2]《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33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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