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登上了人类实践与认识进化史的制高点（一）

毛泽东则进一步说：“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 “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 ”。正是凭借这套最先进的矛盾分析理论和方法，他能驱动自己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良性循环，于不断积累和消化有关书本知识、总结和提炼实践经验及吸收和升华群众智慧之中，循序上升以致达到这些领域前人未曾达到的境界。他在社会科学、军事科学以及文学艺术诸多领域取得攀登世界高峰的成就，甚至在其涉猎不多的高能物理学领域预言“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都是同他结合东西方哲学精华而达最高睿智境界的哲学头脑分不开的。

三．毛泽东在人类精神文化进化史上举世无双的历史地位

    当然，除了上述这些对人类精神进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巨人外，东西方思维方式相结合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也可能由其他大思想家和科学家来感知或体现。如爱因斯坦(Einstein Albert,1879-1955)在给J.E.斯威策的信中写到: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⁶³⁾仅由这段话也可见他不愧为现代最伟大科学家的非凡见识,他不像一般所见,将西方科学这两大成就没发生在中国归咎于中国贤哲的易学思维方式,更没有由此而推论易学思维方式有什么缺欠;恰恰相反,他惊奇的是中国的贤哲不靠这两大成就也能把“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的易学思维方式.他这样比较这两种方式,并暗示二者能殊途同归﹑相互补充的前景。

    又如波尔(Niels Bohel,1885-1960)批评“西方本体论的概念是对经验现象产生的概念体系的不适当的外推”,而把他创建的量子力学同阴阳互补原理联系在一起,并认为阴阳太极图是互补原理的最佳图示⁽⁶⁴⁾.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 认为“易卦符号是一套宇宙原型. 过去数十年间现代物理学引起的这些变化, 好象走向了类似东方的世界观: 宇宙的全部现象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和谐的整体”.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使“不少人发现了周易中保留着自然科学的原初形式,可以为科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哲学启迪.”⁽⁶⁵⁾

    再如瑞士心理学大师容格( C. G. Jung,1875-1961),通过以易经作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来开展本专业的研究和实践, 发现了一系列心理学定理, 革新了西方心理学的整个体系, 开创了心理易这个易科学研究的新领域, 并在与西方科学的对比中论证: “易经是地道的中国思维方式的表现”,“易经是伟大中国科学的标准著作”，“西方科学以因果律和实验方法为主要基础,而中国人则着力研究自然状态下的规律,因而各自建立了不同的科学”，"很可能再没有别的著作像这本书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气韵. 几千年来, 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这部著作上携手合作, 贡献努力. 它经历沧桑却依然万古常新, 永保其生命和价值." 他肯定: "易经能够对物质和精神世界中碰到的问题给予指导." 并以自己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提出同步性原理,对易经如何给予这样的指导，做出了有实验证据的解释:“由希腊哲学培养出来的西方思维与中国思维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中国思维不只是要把握细节, 而且把细节当作整体的一部分来把握”。由此, 他定义易经筮占“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实验基础, 即已知最古老的由整体来把握个别局势﹑并通过阴阳相互作用将其细节同宇宙本体相联系之方法的实验基础。⁽⁶⁶⁾

    再如现代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的奠基者L. Prigogine（1917-) 在其《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赞扬: "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 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和科学家来说, 始终是启迪的源泉。"⁽⁶⁸⁾

    还如当代法国大思想家、考古学家Michel Foucaul(1926-1984)以对当代西方思想危机的论证而闻名于世，也把克服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以易经为代表的东方思想上，他说：“欧洲思想界已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从历史上看，这个转折就在于帝国主义的终结。西方思想的危机同帝国主义的终结是一回事。这个危机没有产生能够将其加以把握的伟大哲学家。危机中的西方思想只是以平庸而世俗的消极来表现，但没有一个哲学家来作这个时代的标志。这就是西方哲学时代的终结。因此，如果有未来哲学家出世，那必定是出生于欧洲之外或出生于欧洲与非欧洲的会合和相互影响中。要通过多种途径来重新思考这些问题，要通过心理分析、人类学和历史分析的途径。我也认为通过东方思想与欧洲思想对证才能进行重新思考。” ⁽⁷⁾

    近三百多年是人类实践和认识进化史上空前大跃进的时期。同世界上近三百多年来所有的这些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对人类精神进化的贡献相比，显然，毛泽东的贡献最大。他们中的每个人, 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创造了、甚至至今仍保持着世界记录，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对人类实践和认识的进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也都只是利用东方思维进化成果中的某些原理或要素, 来革新、改进和完善西方思维方式。与他们不同的是，毛泽东不仅在更多的学科和精神文化领域创造了和保持着世界记录, 也不仅吸收和利用西方思维进化成果来革新、改进和完善东方思维方式，而且为把这两种思维方式相结合, 开创出全新的思维方式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他独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蹊径，以史无前例的深度和广度对东西方文化“去其糟粕，吸取精华”，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开拓出东西方思维方式相结合进行自主创新的全新思维方式，并领导四分之一的人类在长期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对这种方式的思维导致认识和实践飞跃的无比威力，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反复验证和改进，从而开启了东西方人类精神进化由分道扬镳向协同进化转变的新纪元。这是数百万年来人类精神进化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根本性大转折，启动并指导这样一次大转折的毛泽东思想，在人类精神进化史上的地位之崇高，其起点里程碑意义之重大，令迄今人类思想史上的任何灯塔都无法与之相媲美。

    毛泽东的这一贡献对未来科学和人类精神进化的深远意义，目前确实是无法估量；但通过理解人类精神进化的历史规律和逻辑顺序，对此就会有起码的认识。原来，思维方式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同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一样，都存在着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性质区别，且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演替有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性进化过程。导致科技知识生产的理性思维，特别是导致科技发明的创造性理性思维，在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会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且随着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的进化过程。我二十多年前发表的《论现代综合思潮》一文,  对此作了论证：“人类的产业﹑技术和科学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沿着由自在的整体经过细分化达到组成要素﹐再由组成要素经过综合化达到自觉的整体的轨道循环发展。如果把现代科学﹑技术和产业对基本粒子的认识和利用看作是这样循环发展一大周期中的一个里程碑的话，那么，迄今为止的人类科学史还只走完了这个周期历程的一半，即由古代对于自然之自在整体的综合经细分化而逐步成为分门别类地逐层研究自然整体各层次的组成要素的现代科学体系；下半周期的任务则是要通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揭示基本粒子通过无穷多的特殊结构而形成自然整体的规律。”^（２６) 近些年来,包括李政道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也提到这一过程^(２７)。最近，代表西方经济学前沿的美国学者Brian Arthur也从目前高科技带动社会经济复杂化的发展中看出: “此时此刻，我们预感到自己已经站在另一场文明启蒙运动的门坎上——她不是再回古希腊，而是走向古中国；她不是爆发在西欧，而是在全世界蔓延！” 这说明, 人类理性思维的进化, 必然是一个由自在的整体综合 - 分析 - 自觉的整体综合的辩证过程。

  人类进化到20世纪之后需要东西方思维方式相结合来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性，正在由当代科技发展的趋势来贯彻。随产业工业化达到顶峰而步入后工业化社会, 实验分析认识逐渐发展到趋近自己的极限, 由二十世纪后期开始的科学综合化, 正在趋向于把实验分析学科的细分化成果统一起来。以爱因斯坦为先驱的现代科学家们, 力求在以德国辩证思维系统为核心的现代哲学的指导下, 实现这个划时代任务; 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对现代哲学失望之际, 越来越多科学家发现: 现代科学各领域的成就都在按易经宇宙模型的内在逻辑汇集起来, 对易经有机整体哲学给予越来越强劲的支持。人类认识由综合--分析-- 综合的逻辑和历史规律决定了,